常州，这座安踞长江三角洲中部的城市，被一块“毒地”搅得满城风雨。
对于常州这座总是笼罩在苏州和无锡光环下的地级市来说，最近一周的曝光率让它不堪重负。其实，常州外国语学校以北的常隆、常宇、华达地块在今年2月中旬就修复完毕了，去年12月因翻土而产生的异味也已消失，但随着学生体检报告的回收，身体异常的人数越滚越大。
迫于央视的报道，常州市卫计委一开始回应，从8家医院汇总来的597份体检数据“部分检查指标异常133人”，但4月20日，家长自发统计数据，收到的683份体检报告中，数据有异常的是561人。这一消息让原本还悬着的各执一词似乎有了结论，“常外”事件在经过5个月的拉锯中远未平息，并最终引爆全国。
常隆地块到底是不是造成体指异常的直接源头？校门口的家长众说纷纭：600个样本里如果133个有异常，那未必是直接跟污染地块有相关性，但如果超过了这个数字呢，是不是就能说明什么？再如果全校2800个学生作为总样本，检查结果又会如何？
教育部和环保部已经组成联合调查组派驻常州。这几天，我去到“常外”的对口高中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和项目环评单位常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都是无人坐镇状态，领导都去市府报到了。
精英学校偶遇“毒地”
在常州市政府大力开发的新北区，“常外”是一座10公顷体量的“超级学校”，去年夏天才竣工的褐色校舍有装饰主义风，敞亮宽阔，跨越了两条横街。北门对面就是26公顷的常隆地块，3米高的围墙东西延伸，一望无尽。一个是精英学校，一个是农药厂搬迁后的劣等地块，原本两个世界的庞然大物，如此偶然的相遇，埋下了火药桶。
傍晚，家长的车在学校南门口依次排起车队，长时有半里。各种豪车有序而默契地卡着空位，熄火后多数人安静地坐在车里摆弄手机。有的人闲不住，在学校门口簇集议论着，这几天，南门这条窄街上晃悠的人翻了倍，有记者、警察、协管，和来路不明的人，这就是家长口中的“探子”。
离放学还有一小时，老李站在自己的三菱牌吉普车边，说了声“来晚了就没车位了”。他看起来像父亲，却是一对念初二的双胞胎姐妹的外公。他说：“青春期的孩子，本来激素就不稳定，对周围环境要比成人敏感。”这两个孩子，姐姐敏感内向，妹妹随和顽皮。去年11月起，姐姐的食欲递减，多吃就会肚痛呕吐，不久就瘦了下去，全家急得带她去上海看病，然而至今找不到原因。
作为老常州人，老李知道常隆化工的前身常州农药厂就在那个位置，跟多数家长一样，去年三四月，他突然听说学校要搬，9月开学就搬到这里。这片高新技术聚集的区域开发于90年代初，对于老李这个老城区的中产者，仍是个不上眼的郊区，对仓促搬迁颇有微词。
这所据称是常州最好的初中，没有学区限制，向五湖四海的精英子弟开放，一年学费1.7万元，当然有严格的入学要求。学校在当地的各小学招生，依五年级和六年级的成绩录取，它也有冬令营，对入营的小学生考查综合能力。老李的两个外孙女参加冬令营时作文被老师相中，成了敲门砖。
这两个被精心呵护的孩子，每天早上7点从车里钻出来，各带两瓶家里的开水进学校，下午5点半一放学就找外公的车钻进去，都如机械发条般习惯了，不用多说什么话，三人就往市区赶。但去年12月下旬，空气中的臭味搅乱了一派精英的氛围，老李很快反应到“这是农药味”。
据市政府后来的回应，是因“防护不当，修复过程中散发异味引起”。敏感又心切的家长在第三天便投诉至学校，而修复工程也一度中止，拖至寒假进行。但元旦前后，身体反应异常的孩子逐渐冒出，在各班级的家长群里，家长们申诉的病症轻则“咳嗽、高烧、嗜睡”，重则“流鼻血、皮疹”，恐慌如同旋风裹挟着所有敏感的“独苗”家庭，他们开始带着孩子去体检，并发现共性有“淋巴结节、甲状腺肿大”等。
事态扩散之快，让家长自然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也有很多人方知那是一块“问题地块”，就像一位坐在黑色广本车里的父亲告诉我，他从来不往学校北门经过，所以根本没注意那地块上发生的事。为此，学校早放了10天寒假，今年1月15日，这里还是发生了一桩惊动市政府的事，家长在校门口拉起“救救常外的孩子”的横幅以示威。
修复地块的应急机制随即启动，官府调整了修复方案，由深挖6米换土变成表层覆盖1～2.5米黏土；而“常隆地块”规划用途也从商业开发改为公共绿地。虽然地块上三家化工厂的搬迁在2009年就已启动，但预算近4亿元的修复工程2014年才启动，是在确定为土地商业用途之后。后来，接受换土、高温烧结的水泥厂受制于行情而承载有限，所以预计去年6月就完成的修复，直至年底才开始第二期。
如果“常外”没有凑上这期修复，或者说污染场地的周边仍然是一片农田和农民安置房，也许就不会有那么严重的“排异反应”。其实，修复调整工程在2月初就完成了覆土，2月15日正式通过验收，不管还有多少有毒土壤未挖净，气味是被牢牢锁在了黏土之下。当各方都觉得此事告一段落时，央视那则报道又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众声喧哗
夕阳余晖中，那位坐在本田车里、等待开初三自主招生家长会的父亲也表示不明白为何事态又扩大了。他戴着一串南红手串，对我说：“希望大人间的战争不要影响到小孩。”他虽然从未参与过示威，但多少能感觉出多方角力的震波。“我搬家后家里电话都改了，但还是有警察打电话过来提醒我不要太激进。”
在他女儿入学前，他就已经听说学校要搬到这里来，不过他从来不知道校北有个老农药厂，因为北门不能停车，他从不经过那儿。去年暑假，很多有汽车的家长特意来未竣工的校区一探，发现校门前水泥地和绿化都未弄好，怎就急着要搬。
哪怕没有毒地，家长也是希望让新装修的味道散一散再进去。据公开说法，在火车站边新堂路有15年的“常外”是要将老校区出让给常州第三中学，而三中的地块让予实验初中，后者寸土寸金的地皮用作商业开发。在急迫的腾挪互换中，实验初中督学徐广爱承认这个规划在几年前就确立了。当中，最明显的瑕疵就是“常外”新校址在环评批复前的7个月就进行了奠基仪式，落得了“未批先建”的诟病。
这位不愿声张的父亲代表了一支理性的力量，他最想知道的是孩子身体异常是否跟毒地有直接的相关性，“当然这都是要经过疾病学上调查的”。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提供背景组、参照组，比如在“常外”隔壁的另一所国际学校里取同质的样本，看他们的异常比例是多少。他像专家一样冷静地说着。
他告诉我，目前家长主要诉求的就是先搬离校舍，别处腾个地方开课，这对于迁址一年不到的“常外”来说，无疑是历史性的时刻。晚霞落下时分，我在校门口还遇上一家美资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他已逡巡了一下午，琢磨着怎样跟家长开口推销产品。一位武进区的私营工厂老板的女儿就在该校，也是甲状腺结节，那位老板已经在考虑投保。
各行人士都在伺机窥视，如净水公司的业务员、苏州一家外国语学校的老师也来了，据悉不少家长在考虑转校。多疑的乌云笼罩在崭新的校舍上空，但走出来的孩子都是天真朝气的样子，也许他们并不知道体检指标的异常意味着什么，就像老李说的青春期发育的孩子，有时候激素不稳定，一顽皮也就忘了。
在偌大而空旷的北门口，一个脸颊泛着红光、扎马尾的初三女生从严防的拉链门缝隙里走出来。她告诉我，可能因为初三的教室在最南列，所以“班上没有人闻到臭味”，主要是初一和初二。她60天后就要参加中考了，却多放了10天的寒假，其间返校都是借别的校舍。言语间流露出对母校的喜爱，让我联想起有家长说的“孩子喜欢这里，再贵的学费都要付”。“这里教学一点都不死板，重视学生的兴趣啊，初一和初二还有外教，还有些别的语种的社团，都是免费的。”她细数着母校的优势，并描绘着每个教室都有两个对称的LED屏幕放映课件，之所以学校要搬迁是因为实验室不够用了。
南门对面塑化市场群楼底下开“黄焖鸡米饭”饭馆的徐州老板告诉我，他的生意并不因这个2800学生的贵族学校而兴隆，因为它是封闭式学校，学校里边有食堂，有的小孩一顿就刷掉50块。“有的小孩会乱点，他吃不了三个鸡腿也点三个鸡腿。”他笑笑说。以至于后来学校规定每张卡一天的消费上限是50块。
这场“大人的战役”让那些人中龙凤的孩子显得天真又世故。两周前，两个女生到他的店里吃完饭，在桌上留了张纸条：“我们学校空气检测合格，请不要瞎说。”署名是“某热爱常外的学生”。今年1月起，每个月都有检测机构前来布点检测，包括市环境监测中心和三家上海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不论是空气、土壤还是地下水，官方都宣称合格。
文教系统“堡垒”
“常外”待了14年的新堂路校址，现在已被夷为平地，之前是常州师范学院，是市区火车站以东为数不多的教育用地之一。不出意外的话，今年暑假后就将迁来第三中学，目前打桩还没开始，但废墟已清理，守门的保安老朱也不清楚为何同样是校舍要拆了再建。
这里的青龙街道十几年前也是农村，破旧的农房围绕着这84亩平地，城市化是慢慢从中心扩散到边缘的，划县为区，并且把农村变成老城，这里的今天仿佛预示着新区的明天。老朱回想起这个位置在解放后是“青龙公社”所在。“青龙路以东就没有高中了，三中来后这个学区就能有个高中了。”老朱说。
“常外”作为初中，对口高中是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那是常州唯一的省级中学，也是一流的高中。不止一个常州人告诉我，每年“常外”可有200多名生源去省常中，而其他初中只有几个。“常外”虽是民办私立初中，却在一系列科研、环评文件上显示是省常中的分校，而省常中的校长史品南是“常外”的董事长。
这里边的渊源要追溯到近20年当地中学教育改革，也折射了这座“状元之乡”几十年来固若金汤的文教“堡垒”中的联盟关系。一位深谙当地教育系统运作法的教师告诉我，“文革”后，本地师范学院毕业的教育精英集中出现，如今在教育系统内构成精密持久的网络，“哪怕市长、市委书记都从外地调来，但这个本地人把持的集团不会动”。从他的言谈里，可以略微窥探这个部门里的隐性利益，捋出一般文教人员的晋升轨迹。比如，某位现任副市长便曾是一个重点中学的化学老师。
盛传中，“常外”原本2017年才完成搬迁，而迫于教育局的压力，和实验初中所在的“最好地块”的商业开发驱动，加速了建设。这位教师告诉我，“常外”在与省常中联手前只是个普通的民办学校。“90年代和21世纪初是公办学校的天下，如果不是就近入学（学区）政策的推行突然全面化，根本不会有‘常外’后来的转机。”他说。
“你问为什么那些学校都在搬来搬去折腾？本质上是看中了老校区周边居民区的生源红利。”他说。在常州，有约定俗成的初中、高中对口的做法，十几年前，高中大部分生源通过校内或对口学校择优录取而保证的。为了留住对口初中的生源，“都会在物质和师资上给予补偿，这是本世纪初的常态”。这种情况下，初中生源的好坏对高中升学率有直接影响。
2008年，教育局提高了小升初阶段按学区入学的比例，原本的80%择优录取，20%就近入学倒挂过来，这时候，地段就变成保证优质生源的重要考量。一些应了开发新区所需而开到市郊的“完中”开始改制分离，将初中部或对口初中民办化，这样便可甩掉就近入学的包袱。
与一线城市公共设施围绕传统学区而暴涨的俗例不同，常州市内很多老中学是70年代初规划的，或小或旧，要改善只能在远地新建。常州市在合并了原县级市武进（现在的新北区）之后，一直是把新城区的发展作为重点来抓，学校向边缘腾挪后，新区基建又围绕教育资源应声而起。“而在旧校区的处置问题上，教育局是有决定权的。”一位北郊中学的老校友这样说。
他认为，自己的母校就是在新政策下“第一个垮掉的”：原本在市区西边角落，为了申请国家示范，又把高中部盖到了新北区。按照学区划分后，只能去招西郊一些下属村的生源，“直接把初中部的生源毁了”。
新趋势造成了两个结果，省常中和一中这样的顶级高中，对口初中全面民办化，变成了现金堆起的准贵族学校，从而变相摆脱了学区的影响；没有能力或资源把初中部民办化的公办中学，就盯上了迁移中的老校区。
省常中的应对法就是收购了民办的外国语学校，成立了教育集团。“常外”的民办属性意味着与学区脱钩了，做得起腾挪到郊区的“急先锋”，也不妨把“剩余资源转手给其他公办初中”。“教育局不能强迫‘常外’搬迁，但可以把压力给省常中，去做‘常外’的工作嘛。‘常外’在北环（新堂路）的地段并不诱人，在本地人的概念里属于近郊了。但‘常外’不动，三中就不能动；三中不动，实验初中就不能动，市中心那块地就没法出手……”以上那位教师称。
偶然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比照“常外”的规划投建，和常隆地块的修复进度来看，前者的确有明显的冒进之嫌。该校环评批复时间是2012年3月，当年市规划局核发了选址意见书，翌年10月，新校正式投建，并于2015年7月竣工。但受人诟病的是，2011年学校就进行了奠基，所以“未批先建”，对此官方回应称“先行奠基并未正式开建”。其实，在环评批复前先行奠基是近年来业内的“潜规则”，只是当问题项目一个个曝光，才发现“未批先建”几乎是个通病。
而常隆地块是2011年6月前完成了搬迁，2013年立项、2014年3月份正式实施该地块修复工程。从某科技网站上的该地Google卫星图片来看，恰是在2015年初，常隆地块上出现了污水处理池、堆货区，内河颜色呈红褐色，与周围形成明显色差。这期间伴随着“常外”的施工，直到今年2月中旬，处理池和内河才完全消失，呈现一片覆土后的平整，但此时，“常外”已在此开学5个月。
根据新建校舍的项目环评报告，可见“周边场地影响”一栏指出常隆地块的“土壤和地下水已受污染”，“如果本项目所在地利用地下水，可能导致北侧第一承压层中污染地下水的扩散，从而使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所在区域地下水受到二次污染”。该栏还指出常隆地块开展修复后，会产生一定空气污染，所以若在该地修复完成前开校，必须注意修复地块对师生的影响。
如果修复项目没有因下游水泥行业不景气而搁置，或者学校再延迟一两年搬迁，那么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也许至今埋在地底。央视显示的常隆地块环评报告，直指该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污染最重的是氯苯，它在地下水和土壤中的浓度超标达9.4799万倍和7.8899万倍，四氯化碳浓度超标也有2.2699万倍。”
我国采用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是1995年时版本。根据GB15618-1995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只有8个重金属项目，两个有机物项目：分别是六六六和滴滴涕，没有氯氢类项目。南京环科所创建人之一、该标准主要制定人夏家淇告诉我：“该标准只适用于农业用地土壤或自然用地土壤，并不适用于居住用地土壤。”目前，环保部正在制定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建设用地土壤标准筛选值，已到了第三次征求意见稿。
现已88岁的夏家淇说，“这是农地标准，并不适用于居住用地土壤和建筑用地土壤”。目前，环保部正在制定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建设用地土壤标准筛选值，已到了第三次征求意见稿。
广东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认为，在此事中确定污染源以及暴露途径方式很重要，并且还有很多细节要注意。“一是建设方是否在施工过程中用过受污染地下水，并且在什么时候用都很重要；二是学校地下市政管网布局，是否有壁落或渗漏；三是污染场地的农药生产工艺，产品合成原料是否还有未曝光的物质。还有学校窗户走向、楼层高度等等。”他说。
后来，有媒体挖出央视曝光的那份环评报告。“三家化工企业长期从事农药原药及制剂、农药中间体、染料及染料中间体等产品的生产，使用大量有毒有害化工原料，部分化工原料及其中间产品具有高毒或致癌性。”报告提道，“该地块原有遗留的工业固废约3475吨。”
2013年8月，常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根据土地的商业、住宅用途性质，确定了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修复范围以及关注污染物的风险控制目标值，并由此开展常隆化工地块土壤污染和地下水修复技术方案研究，最后修复技术路线为污染土壤采用“异位―资源化利用+局部区域隔离”的修复方法，污染地下水修复采用“原位化学氧化”的修复方法。
去年7月，三江口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修复工程的“地下水处理项目一期”招标启动，招标方为常州黑牡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这是综合开发公司常州黑牡丹集团的子公司，在常州市环科院的设计指导下，成为施工管理方。
在土壤修复领域，招标上的混乱随机、施工上的无资质现象是个公开的秘密。“严格来说，应该委托有资质的土壤修复公司来施工，但现在很多施工方是土建工程公司，缺少作业中的专业知识。”陈能场告诉我。
常州的代价
4月下旬，常州的暮春炙热难耐，但4月20日，下了一天阴冷的雨。常隆地块东侧辽河路的门开着，已被黏土夷平，几家绿化公司在里边按地块种树，门口的临时保安警惕着一切驻足者。
在地块东部的盘龙苑小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63岁的老人撑伞在家门口的澡港河钓鱼，这条河在烟雨濛濛中往北流入长江，对他来说是最亲的河流。他本是三江口地块的农民，当地最大的国有农药厂常州农药厂创办于1966年，曾伴随着他长大。2000年，常隆化工厂在原常州农药厂和常州有机化工厂的基础上改组而成。这是一家民营企业，2013年7月实施资产优化重组，成为农药第一股上市公司诺普信的子公司。
在他的描述里，我们站着的河边原本是个芦苇塘，若在河里钓出鱼，吃起来都有一股柴油味，所以必须把鱼头去掉。12年前，这里开始农转非，芦苇塘上竖起农民安置房。对于他来说，与农药厂相伴为邻，早已习惯了那股味道。常隆搬走后，这里去年开始翻土，空气中臭味是间歇性的，“翻的时候就有，换土来填的时候就没有”。
他见过那块场地上被挖出大面积的深坑足有六七米，“旧的土通过农药厂边上河上码头运到溧阳，新的土再来盖”。去年冬天他见到两台挖掘机在场地东侧小规模作业，突然就传来浓重的臭味。“那些污染物就像尸体一样，不去动就不会有味道。”他这样形容。
“中国的化工厂都在江苏，江苏的化工厂都在常州，常州的化工厂在武进。”他这样强调着，并坚持那是听一位武进区副区长说的。“常外”开到这里完全是个“意外”，本来这片化工区无人问津，而这个庞然大物带来了城里人，而且都是些精英或有钱人。“如果不是这些家长，我们要闹的话哪里会引起这样的关注。”他说。
“文革”后的1977年，全国大举“工业学大庆”表彰会，常州被评为工业学大庆先进城市。时任市委书记在大会上介绍，70年代中期，常州就确定了基本工业框架，其中，电子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比重占10%以上。
常州也是江苏的农业机械生产重镇，相伴而生的就是农药生产。根据常州工业历史博物馆里一份印于当时的报纸报道，1976年，常州生产了3.6万台柴油机、1.5万多吨农药，还有化肥、排灌设施等支农产品……常州市最耳熟能详的化工厂常州化工厂，就以生产氯气、氯化物等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比农药厂还早的化工厂也曾在目前常隆地块上，直到2007年搬迁。根据清华大学一位硕士2011年对原址的取样调查，研究区主要污染物为六六六、苯、氯苯和二氯丙烷。“在地下7米处，监测到的浓度都很高，随着采样深度增加，六六六检出浓度逐渐升高。”该学生的论文写道。
常化厂的六六六车间还多次发生过工业纯苯泄露事故，六六六原粉的副产物氯苯液多次泄露……在环保缺位的年代，污染所留下的后遗症如同数不清的地雷埋在地下，交叉污染下难以排查，终成一本糊涂账。直到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工业在承受经济下行的同时，又承担着高昂的环保成本，我接触的很多常州人都在揣测常隆化工厂搬迁时“废料就地掩埋了”。
确实，常隆常因环保问题而被记过。2014年，旗下常隆农化6家企业因倾倒废酸入河被江苏省高院判罚1.6亿元；2015年，诺普信筹划非公开增发，最终因常隆农化的污染问题被证监会否决。如今，常隆已经搬到了江边的工业园区，一同搬走的是常州原武进县分散布局的所有化工企业。
网上，在常隆工作30年的老职工胥建伟是个老上访者，举报该厂一直偷排污水到河里。他的生产名录上，克百威、灭多威、异病危都是剧毒类物品，他自己因为一直接触有毒化学品，右手溃烂被鉴定为“化学中毒”。早在2013年，他就在网上披露称在搬迁前，常隆化工在离一条河的“50～100米处挖了一个深度为五六米的大坑，长宽均超50米，将危废埋入大坑”。
未知叫人惶恐，这次事件公众不知道污染源和受体间的暴露途径，尤为牵动人心。南京农业大学资环学院教授潘根兴告诉我，场地污染区别于之前沸沸扬扬的农村土壤污染，是一种“点对点污染，污染源对受体是固定暴露，不同于农地更多呈现在面源污染”。因此，他认为这比农村土壤污染更有威胁性，“因为你可以不吃那些镉米，而且农地污染有时找不到污染源”。
农村土壤污染再次进入人们视野时是三年前湖南镉大米事件，人们把焦点聚集在农民以及镉米流向上。三年前，也是暮春，湖南“镉大米”事件沸沸扬扬之时，江苏省地调院也“漏出”一份报告称苏锡常地区土壤和农作物重金属污染加剧，有的超标几十倍。
我曾于那时前往无锡和南京，按照报告所示的地理位置找到了那个村子，并意外碰到一位农民，他家的房顶上装上了伞状的莹白色收尘器，他的两三亩地里被撒了各种各样的修复剂，那是南大环境学院“委托”他做的实验。南大师生在那两年都会上门问他索要稻米样本，虽然这位农民并不知道那么做是为了什么，他不知什么是镉米，更不知自己就耕作在污染土壤之上。
我找到南大环境学院领头土壤修复的王晓蓉教授，当时她已73岁高龄，低调并迂回地跟我谈起这个敏感话题。他们像南京当地的环保部门、国土部门一样，也在试验各种土壤修复法，并期待有一天可以推广下去，挽救“苏锡常”这个重灾区。说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监测，她也提到一些技术无法覆盖的空白，比如环保部门都是用“布点法”把土壤划分为网格而进行检测，但一块区域里真实的污染状况却存在变迁性和流动性，这就是为什么你无法给一块污染地真正科学的结论。
起步阶段的健康风险评估
2014年，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调查，这是全国第一次土壤污染状况普调，历时8年，耗资10亿元。结果表明，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环保部用四个字做了总结：不容乐观。尤其是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和工业对土地的污染方面，亟待修复。
但是，土壤污染普查并不能说明具体场地污染的情况，后者属场地污染调查的范畴。多名土壤专家曾告诉我，普查中的小比例尺方格布点法只能用点数来统计数据，给一个大致启示，但不能划出具体污染面积的边界。
夏家淇介绍说：“场地污染调查是围绕污染源布点的，在车间、仓库、居住区等地方就会布点细密，然后汇总提出修复方案。”场地污染调查是近几年环保部提出的要求，针对的是要修复的土地。
“一般说来，污染场地应开展对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包括污染源调查，土壤与地下水中的污染物的种类与含量及其水平与垂直分布，并提出该场地土壤污染危害临界值及修复意见。”夏家淇告诉我。
如今，城市化向农村蔓延，当城市包围农村，也是向污染场地或者说是棕地逐渐靠近的过程，健康风险就像是埋在地下的定时炸弹。目前的环评工作，并没有将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纳入，而后者往往是伴随着场地修复而做的，在国内也就这几年刚起步，而且是参照美国的数据模型。
“由于城市“退二进三”，因而一些污染场地会带来环境问题；一般说来，污染场地应开展对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包括污染源调查，土壤与地下水中的污染物的种类与含量及其水平与垂直分布，并提出该场地土壤污染危害临界及修复意见。”夏家淇告诉我。2003年，我国开始推行环境影响评价，对规划和建设项目进行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其中并不包括对用地历史情况的调查。也是差不多同时，环保部对污染场地的风险评估开始关注。2004年，环保部印文，要求关闭或破产企业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时，必须对原址土地进行调查监测、报环保部审查。但这并不具备强制约束性。
直到2014年，环保部连发5项“污染场地系列环保标准”，规定场地使用权人等责任人要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其中包含的《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规定了开展健康风险评估的原则、内容、程序、方法和技术要求，里边有24处提到“健康”。
环保部当年底再发《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并终于关注到污染场地环境问题的“隐蔽性、长期性和难修复的特点”。那年的环保部发力猛抓污染场地，提出未开展场地污染修复和风险评估的，或未明确修复责任主体的，禁止土地流转。但至今，我国仍然没有土壤污染治理方面的立法。
风险评估根据土壤污染物对受体的影响，主要是人体健康来评估，参照了美国环保局的数据模型。根据对人体的暴露量和各种接触途径估算每种污染物对健康的风险指数，分为致癌与非致癌两种，致癌项里累计指数大于1就说明有风险。
但也有专家认为，这个照搬美国的模型仍不够完善，而是要建立本土化的风评模型。土壤有分层属性，每一层的有机物不同，风评是从上到下将土壤设为均一性，所以在考虑国情不同的同时，还要考虑地域性土壤属性。
在环保系统内，卫生及健康管理非常边缘化。虽然在卫生领域，我国有环境医学课程；卫计委下有环境卫生管理处，但环评及风评大权主要是抓在环保部门手中，它与疾控部门的合作和联系也非常弱。广东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陈能场说：“一般通过美国那套通用的物理参数就可以计算，除非评估出来数值有问题才会找卫生部门。”夏家淇认为：“最好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了解病因是否与污染场地存在因果关系。”
中国的土壤污染研究起步较晚，在七八十年代主要以农业部为主，以制定污水灌溉水质标准开始。环保部在90年代后介入，开始着手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再到修复，很多工作都不成熟。如今，让新中国早期土壤研究的老专家们始料未及的是，当农地变为工业、商业、居住等用途后，标准如何重立？而对于环境健康风险的评估，又会是一个新课题。
近年来的环境公众事件，大多体现为利益驱动下的城市要开发，而原本的环境潜在威胁都“来不及”去研究透彻和清除。常州事件中，一方面是环保要求还未提上日程时企业的乱作为；另一方面是迫不及待的新区开发、城市要包围农村。两者中间夹着尚不考虑健康因素的初级阶段的环评。
当土壤污染慢慢体现为更多的场地污染案例，是城市“退二进三”的缩影。当更多原本是农地开始转换性质时，它的“污染成本”才会有人发现，而污染场地修复就在城市化扩散的时代条件下倒逼产生了。苏锡常这样的江苏省老化工基地，经过了先是与化工“相邻相亲”的蜜月，再摒弃转型的漫长历史过程，它所要承担的环境代价潜藏在几十年的新中国工业化既定轨道里，也许正慢慢向城市逼近。
记者 王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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