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了解其他文化，但即便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真正的平等和公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娜塔莉·波特曼在中国的短短48小时，红毯，论坛，拍照，酒会，时间紧张到用分钟计算。专访在一间不大的酒店会议室进行，满满的人，补粉涂唇膏，甚至整理头发，有一群人紧张忙碌各司其职。围在他们中间的波特曼身材娇小，她穿着米粉底色连衣裙，配着同样米粉色缎面高跟鞋，时髦的波波头，以及精致迷人的妆容，一丝不苟。一如想象中好莱坞巨星风采，光彩照人，前呼后拥。
波特曼的经纪人是一位身穿黑色套装的女士，采访前她一边张罗找菜单点餐，一边仔细改掉了我采访提纲里所有关于宗教和民族身份的问题，之后小声跟我抱怨说，到下午连早饭还没有来得及吃。紧接着的采访时间，那位女士自始至终守在我的身后，每一个提纲之外的问题我都问得困扰，倒是眼前的波特曼利落干脆，满脸轻松，她美丽的棕色眼睛让每句话都带上发自肺腑的动人，甚至也不介意去下一些“危险”的判断。
爱和黑暗的故事
“你觉得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吗？”
“是的。”
“你觉得自己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吗？”
“是的。”
远道而来，娜塔莉·波特曼对目的描述得单纯而直接，要把自己的电影《爱和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带来中国。
《爱和黑暗的故事》改编自当今以色列最优秀的作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阿摩司·奥兹的回忆录，作者本人曾经在这本回忆录前言里写道：“假如你一定要我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书中所有的故事，我会说：家庭。要是你允许我用两个词来形容，我会说：不幸的家庭。”故事围绕一个平凡的犹太家庭展开，聪明、软弱、怀才不遇的父亲，美丽冷傲、多愁善感、心如大海一样神秘莫测的母亲，犹太少年心中记下的阿拉伯少女，连绵的战乱，被打乱的生活，黑暗的街道，矗立的人群，那个联合国表决之夜，母亲再次拥抱了已形同陌路的父亲。民族和国家，家庭和个体，命运紧紧缠绕，如歌行板，如诉如泣。
作家奥兹本人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政治评论家。娜塔莉·波特曼亲手把600页的小说，改编成标准时长的电影剧本，兼制片、导演，以及扮演那位优雅却自毁的母亲芬妮娅（Fania）。影片诗意而美丽。事实上这对20世纪初的东欧移民夫妇的故事，正像是波特曼的父系祖父母的人生，不过波特曼更强调打动自己的是书中的宽容、诚实，甚至是忏悔，以及包容。
《爱和黑暗的故事》在2015年的戛纳电影节上首映，大部分的欧洲报纸，比如《卫报》给出的评论是“一部衷心诚意的电影”，“严肃却也充满电影趣味”。倒是在美国，大多类似《综艺》杂志的评论，“一部可怕的同理心电影，或者只能依赖娜塔莉·波特曼自己的名字传播到以色列之外”，倒是符合了好莱坞对待外语片一贯保守的态度。
“如果在一个国家拍电影还假装他们不说这种语言是很愚蠢的。这个故事里的人讲的就是希伯来语，我认为使用原本的语言会更有说服力，书的语言本身也是我想追求的美丽之一。”波特曼说，这是一部私密的电影，充满了自己的人生。“但用‘故土情书’或者‘爱国主义’这类字眼去定义这部电影我却无法接受。实际上这部传记对我的吸引之处在于那种对个人内在情感的忠诚，作者的情感斗争，我的感情斗争，我努力将这一切拍进这部电影。我想这种感觉是那种比颂扬更加深刻的关切，那种关切，让你比任何其他人看到更多的问题。”
事实上一直以来作为以色列裔美国犹太人的身份，对于娜塔莉·波特曼而言，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抽象。曾因为与相对论传媒（Relativity Media）创始人伊安·卡瓦劳格（Ryan Kavanaugh）的邮件联系，波特曼卷入一场针对好莱坞犹太人的邮箱黑客事件之中。当那些比如“犹太人是因为信仰而被屠杀”的煽动性邮件纷至沓来时，在风口浪尖之上，娜塔莉·波特曼曾公开声明：“我很不高兴收到这些邮件，我也这样明确地和卡瓦劳格先生说明。我写信给他说自己并不想成为这个小组的一员，我觉得那些邮件确实干扰我的生活。”
类似的还有2011年迪奥掌门人约翰·加利亚诺醉酒而大放种族主义厥词，轰动一时。作为迪奥品牌代言人的娜塔莉·波特曼的态度在这场品牌公关战役中，为迪奥小姐的形象又增加了机敏智慧，甚至是知识分子式审慎，同时不失大度与公信的一笔。“我找不到理由不去原谅一个想要积极改正的人。但是我认为那些言论的确是有问题的，我不会原谅那些言论，但我们总是会做一些自己后悔的事情。”
书是甜的
娜塔莉·波特曼生于耶路撒冷，是犹太家庭中的独女，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艺术家。她3岁的时候，举家移民美国，几年后定居纽约。11岁的娜塔莉·波特曼在比萨小店被星探发现，在模特和表演之间，她坚定不移地选择表演。13岁就用《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女孩形象一炮而红，而三部《星球大战》电影里，她用女王艾米达拉的形象稳稳站住好莱坞一线女星的地位。“不过表演是无足轻重的，我长大的环境叫我懂得去在意周围人的眼光，我知道自己远远不够。”
作为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的独生女儿，娜塔莉·波特曼曾经为高中会考而缺席《星球大战》的首映典礼；又在好莱坞巨星星途冉冉上升之时，转身入学哈佛大学主修希伯来文学和神经生物学。如果没有在11岁时和星探的偶遇，她说，或者她会继续芭蕾舞的梦想。“差不多有10年时间，芭蕾舞是我人生的重心，每天放学以后去练舞两个小时，周末练舞5个小时。当我开始表演，我知道我只能每周练习两次，那么从此我没有办法继续保持班上最优秀的位置，所以我不再学习芭蕾。这是痛苦的放弃。”
然而事实上娜塔莉·波特曼在银幕上实现了自己最灿烂的芭蕾梦。当年导演达伦·阿罗诺夫斯基把《黑天鹅》的剧本放在她的面前时，她还是哈佛校园里的新生。导演就简单地跟波特曼解释了女主角是优秀的芭蕾舞演员，有一种分裂斗争的人格，并且会有一场性爱戏，不过对戏的是自己，波特曼就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角色。实际上，《黑天鹅》里的性爱场面不止在剧团团长教导妮娜如何取悦自己那一处，还有与她的竞争者，由米拉·库尼斯扮演的另一位舞者的一场同性性爱场面，尺度足以用大胆形容，尤其那是娜塔莉·波特曼。
但娜塔莉·波特曼为《黑天鹅》所付出的努力，远远不只是尺度的突破。芭蕾舞训练开始于电影开拍前的一年，最初是每天两个小时，6个月之后，每天5个小时，最后两个月的训练甚至达到每天跳8个小时。“我们还加入了编舞和交叉训练，并且当时我每天游泳1英里，这样的强度和纪律对于角色非常有意义，但是留下很多伤痛。”银幕上消瘦焦灼、追求完美的舞者妮娜，美丽、脆弱，使人毛骨悚然。为了那个妮娜，波特曼自己是靠着咖啡和布洛芬活下来的，每天晚上只有5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波特曼说，就像大多数的舞者一样。
《黑天鹅》为波特曼迎来第一座奥斯卡小金人，全世界人都被银幕上妮娜的真实打动。或者出乎全世界意料的是，娜塔莉·波特曼不觉得自己是妮娜那样苛求完美的女孩。“其实恰恰相反，我喜欢有乐趣的生活，我不会像妮娜那样伤害自己，不管是饥饿还是伤痛。相反地，当我感到饥饿，我就吃东西，并且我总是保证自己吃到些美味的食物。我对于自己会比较严格，那是针对达到那些我认为重要的标准而言的，这也是我的乐趣，我觉得人生的乐趣在于充分实现自我，有时候这可是需要做不少的工作。”
显然波特曼毫不迟疑地享受着自己的乐趣。比如做导演，她毫不讳言，从第一次到拍摄现场，看明白电影是这样拍的，她就觉得自己应该成为一名导演。“你知道表演也是创作电影，不过是为了完成一个导演的版本，而导演是确立你自己的方式，拥有这样一个位置能让你自己的观点成为主导，这是令人兴奋的事情。我想学校里应该给每个女孩这样的锻炼机会，每天要去做100个判断，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亲手完成自己心中的想象，形成自己内心的声音，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发出自己内心的声音。”
事实上几乎和她人生的第一座奥斯卡小金人同步的是，2010年，29岁的娜塔莉·波特曼和商业拍档安内特·萨维奇（Annette Savitch）一起成立了英俊查理电影制片公司（Handsomecharlie）。电影公司的名字取自她爱犬的名字，她想拍的是大胆的“女性喜剧”影片。“世俗通常不许女人既美丽又搞笑，更不用说粗鄙下流了。穿着性感内衣登上男性杂志封面，和扮演一个真实的、喜欢和朋友说笑的自我之间存在差异，虽然作为后者你也可以衣着性感。”
不过无论做导演还是制片人，即便是娜塔莉·波特曼，这条道路仍旧曲折艰辛。她导演的《爱和黑暗的故事》因为题材严肃而被主流观众疏远。作为制片人，娜塔莉·波特曼的第一部电影是《简拿起了枪》（Jane Got a Gun）。本来这部电影的导演人选是琳恩·拉姆塞（Lynne Ramsay），但就在开拍前的几天，娜塔莉·波特曼发现自己和导演竟然失联了。“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我想可能有一天她会出面澄清和解释这件事情，我还在等待。我在原本开拍前一周到达了圣达菲，在此之前的一周，我们还曾经见面，但我们却失联了，至今我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幸运的是嘉文·欧康诺可以在这个时候帮助我。至今我只能想象或者真的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但是对我来说这是惊恐万分的打击。”
《简拿起了枪》不久前才在美国公映。当年那个留波波头穿小短裤，一脸古灵精怪，心情不好了就拿着莱昂给她的小左轮一顿乱射，但柔弱纤细的手腕还握不稳枪的小女孩，21年后，又再次拿起左轮手枪，依旧是柯尔特左轮手枪，只不过如今她的枪法很不错，这个“拿起枪的简”已身为人妻，她保护自己的家园，一脸坚定。
更重要的是，娜塔莉·波特曼拍了一部西部片，第一次，女性成为西部片故事的中心。
三联生活周刊：《爱和黑暗的故事》对你个人意味着什么？你什么时候决定把它制作成电影的？
波特曼：大约10年前我读了这个故事，非常感动，情不自禁地会想起它。在我心里它就像是一部电影，我已经可以看得见，感受到其中的力量。这个故事里，移民的身份、国家的诞生及语言，都非常令我印象深刻，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对我又意味着更多的东西，这个故事照应了我更多的人生进程和人生思考，比如母亲意味着什么，还有（犹太）身份带来的挑战。渐渐地，我把自己放进了这个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我可以理解使用希伯来语完成这部电影对你有多重要，但你还是在好莱坞，做有悖于商业规律的电影是非常大的挑战，你是怎么处理的？
波特曼：实际上这也是我的目标。我觉得可以做到既面向大众，也面向独特的受众。其实不管是用希伯来语还是用英语，这部电影在中国、法国都必须用翻译，那么从国际市场角度，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但对美国市场来说，这是一个有些独特的选择，幸运的是，我不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怎么完成改编，把600页的篇幅，改编成这样诗意的90分钟银幕时间？
波特曼：这很有挑战。这本书有600多页，我必须选择哪些要留下哪些要删除，虽然我全都很喜欢。幸运的是这本书的结构很流畅，不是那么传统的小说，有一定的意识流形态，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放进我的电影里，它没有必要成为一部传统叙事的好莱坞电影，我希望拍一部带着思考线索的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最难的部分是什么？电影和政治搭界其实总是危险的，你不担心么？
波特曼：每个人对每个故事都有不同的反应，你给观众看，而不是告诉他们怎么去想。你想让他们来，用他们的想法来让整个电影更完整。最有挑战性的部分，语言肯定是其中之一。希伯来语是我的第一语言，但不是我表达最流畅的语言，这很奇怪。要精准地表达出我想要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我也发现，作为一个女人，我欠缺的不仅是做导演所需要的经验，甚至是天赋，这不是那么容易。我习惯要权衡我所说的每句话，但实际上大家要我做出具体的选择。这在一开始很有挑战性，至今我也在不断锻炼自己的决策能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回到以色列攻读硕士学位，这段生活经历是怎样帮助到你的电影的？你的生活经验怎样改变了这个故事？
波特曼：全世界的移民题材都有的一个问题是，当你离开一个地方，你把它意象化，会有想象，但你印象中的家乡不是这个地方真正的样子。你把那个地方想成家，想成你身份的来源，但你到了那里才会清楚，有多少是你想象出来的，臆造出来的。这是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也是我带给这个故事的想象，故事里的以色列和真实的有些区别。不过回到以色列的那些日子，的确提高了我的语言能力，也完全改变了我的经验。作为一个“某种程度上的外国人”，你会对语言有更多的注意，但说母语的人就会把这个当作理所当然。我父亲在美国就是一个外国人，他常说英文里的“勒住你的马”（hold your horses，不要着急）是一个很有趣的表达方式，但我作为母语者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在希伯来语里也有同样的例子，你能够看到单词和表达上的联系，我觉得这是可以放进电影里的。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个导演，你做了一部希伯来语的电影，对好莱坞而言是个挑战；作为一个制片人，你做了一部以女性角色为中心的西部片，挑战了整个好莱坞电影史。你认为自己是勇敢的吗？
波特曼：我不知道是不是勇敢，但是我会鼓励自己尝试自己所害怕的事情。我觉得好的方面是，那些让我害怕的事情都是我应该尝试的事情，因为我感到自己被拓宽了。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你怎么对抗自己那些害怕的情绪，对抗心底的恐惧，比如《黑天鹅》那样的角色？
波特曼：我几乎每天都会感到害怕。比如做了部不好的电影，做了没价值的表演。但我的原则是就去做吧，当你在做这些时，发现事情都跟着你的预想在发展，完成了这样的事情，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失败了就想一想该怎么重新出发。比起回避，我更习惯面对。《黑天鹅》的确是走进自己内心恐惧的过程。如果我知道要付出这么多，不是说这么多训练，生理的折磨，而是它有多难完成，也许我会怀疑自己可能拒绝这个角色。但事实是我那时有点太天真了，没有意识到它有多难，我就接受了，之后很主观地去努力，但却是百分百的投入和努力。
三联生活周刊：尤其在好莱坞，对成功女性（女明星）的标准，总是光鲜、美丽、聪明，并且要看起来是毫不费力的，但你对于自己的付出和争取毫不掩饰，你从不担心这样的形象看上去野心勃勃而不那么女性化吗？
波特曼：我总是记得，比如在学校的时候总有人得到好成绩之后还要说自己几乎都没学，我心里说，我知道你学了。当然世界上的确有人没有付出很大努力就获得成功，可能是因为幸运。不可否认人需要幸运，幸运是重要的部分，但更需要的是努力。我觉得躲躲藏藏地不让别人觉得自己有多努力很不大方，这会让努力了却没有得到回馈的人感到不公平，要诚实面对你获得成功的过程，当然也不是说要对自己的努力孤芳自赏，但是我觉得做个真实的人更加坦诚愉快。
记者 李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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