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自觉自愿始终做零
三里河国务院宿舍区，唯一没有给阳台做封闭的，便是杨绛先生家。素粉墙，水泥地，老家具，简单朴素而满室书香。
1977年1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处的办事人员给了杨绛一串钥匙，让她去三里河新盖的国务院宿舍看房子。立春那天，杨绛母女由年轻朋友陪着，收拾行李迁入新居。杨绛怕钱锺书吃灰尘，把他当作一件最贵重的行李，下午搬迁妥当后，再用小汽车把他运回新家。
新居有四间房，他们把最大的一间作为工作室，也充客厅。临窗一竖一横摆放两张书桌，夫妇俩各据一张。沿墙是书橱，只西墙靠门有一对沙发和茶几。其余三间，夫妇俩和女儿各住一间，剩下的一间吃饭。院子大，环境清幽，绿荫夹道，早晚可在院里散步。一家人安顿下来，专心读书做学问。每月的工资、所需的书籍，都由外文所的董衡巽、薛鸿时等人领来、借来。
“当时正值‘文革’结束、学术领域百废待兴之际，钱、杨两位先生工作繁忙，所里同事都不敢去打搅他们。可是，我们这代学人，长期受运动干扰，读书少，学殖欠厚实，是普遍现象。因此，大家在阅读经典和从事研究、翻译工作时，总会遇到查遍工具书和参考书也难以索解的问题。于是，许多人就利用我常去钱、杨家的机会，托我把问题带去问两位先生，结果总能使疑难迎刃而解。”薛鸿时是当年在学术翻译领域颇受杨先生扶持的“年轻人”，如今，却是我面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
起初，薛鸿时在外文所当编辑，主要从事中文工作。后来，学长发现他英文水平还可以，便向他约稿。有一回，《世界文学》的李文俊主编要他译一篇美国作家门肯的散文。薛鸿时译成后没有把握，惴惴地请杨绛先生替他把关。“杨先生欣然同意，挤出宝贵时间看完了我的译文，还详细地写下书面意见。原文第一句我用‘总之’开头，心想正好与原文‘in brief’对上，但杨先生教导我说，‘总之’只能用于总结上文，而原文是对别人提问的书面答复，意思是，‘你所问我的话，扼要地说……’如按我原来的译法，第一句的主要意思就不醒豁了。我照她的意思修改了文章的开头。文章发表后，我接到素不相识的、《作家》杂志王成刚主编的来信，称赞这篇译文给了他‘极大的艺术享受’，后来还有多位专家把它选在几种外国散文选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杨绛先生以她丰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写成《试谈翻译》（后改写成《翻译的技巧》）一文，被从事翻译工作的薛鸿时等人视为宝典。“她指出西方语文与汉语的构造大不相同，用释道安的话来说就是‘胡语尽倒’，‘要把西方语文翻译成通顺的汉语，就得翻个大跟斗才颠倒得过来’。她创造出‘翻译度’这一术语，认为，翻译度不足就仿佛翻跟斗没有翻成而栽倒在地。她举出最适当的例子指明，在翻译西方语文的长复合句时，必须把原句拆开，按照各成分的主次、从属关系，用地道的汉语，重新组合，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内容不可增删，语气不可走样，好的译文还要能传达原作者的弦外之音和含蕴未吐的意思。”杨绛先生看到薛鸿时译出的长篇小说后，写信鼓励他说：“你的词汇和表达力都足以对付……你何不接着翻一本Dickens呢？”就这样，薛鸿时从此走上了研究和翻译狄更斯的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受到杨绛先生的教导和扶持。
1978年6月，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偕王后访问中国，邓小平把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贵宾，并问她《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杨绛在握手间无暇细谈，只回答说“今年出版的”。中译本《堂吉诃德》是杨绛先生作为翻译大师最知名的代表作，也见证了她整整20年的磨难。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杨绛从清华调入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即后来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自此她便把阅读和研究外国文学作品视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国家计划翻译出版“三套丛书”（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成立了“三套丛书编委会”，西班牙著名骑士小说《堂吉诃德》被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题之一，“编委会”领导、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因读过杨绛翻译的法国流浪汉小说《吉尔·布拉斯》，对其译笔大为赞赏，遂决定请杨绛翻译《堂吉诃德》。至1966年的“文革”初期，杨绛已译完该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三分之二。但就在这年8月，她的译稿被迫交出并从此失踪。
1972年，杨绛和钱锺书作为“老弱病残”离开干校，回到北京。杨绛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可以重新翻译《堂吉诃德》了。“所里要把‘老先生’们的东西还给他们，杨先生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我那个被没收的《堂吉诃德》的稿子！后来，外文组的支部书记在办公室一个犄角旮旯处找到了，交还给她。杨先生真是如获至宝。”朱虹说，为了忠实原作，从原文翻译起，年近五旬的杨绛从1959年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每日坚持，从不间断。
“因为译文搁置多年，读来好像断了气似的，无奈只好重头再译。她趴在床前的书桌上工作，一本一本大字典只好摊放在床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胡真才说，“这次重译省力得多了。至1976年秋冬，她终于译完全书。次年搬入新居后，她又将全书通校一遍，才于5月初将译稿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
《堂吉诃德》为杨绛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声誉。西班牙授予她“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她坐在国宴主宾席上的镜头上了电视；她参加了第四届全国妇女大会；她作为中国社科院代表团的成员两次出访；她受邀出席各种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有关的文化、外交活动……各种政治礼遇纷至沓来，杨绛和和气气、从从容容地接受了，然后，继续埋头读书写作。
上世纪80年代，杨绛在翻译之余开始业余创作小说，接连写了《大笑话》《玉人》《鬼》《默先生》等多篇小说，又陆续写了许多篇怀人忆事的散文，以至于钱锺书在信中跟女儿玩笑说：“得信，知又大作论文，盖与汝母之大作小说，皆肚里有货之证，若我则搜索枯肠，不成片段，德谚嘲空腹所谓‘既无臭屎，亦无孩子’。”
杨绛的忘年交吴学昭曾经问过杨绛最满意的作品有哪些，杨绛很谦虚地回答：“我没有满意的作品。较好的是《干校六记》和《洗澡》。好多篇中短篇小说是试图写各种不同的人物，我都改了又改，始终没有满意。”
1981年，当控诉“文革”的哭喊声铺天盖地之时，杨绛却写了一本笔调平静、感情温婉的《干校六记》，讲的全是干校生活的琐事，没有半点激烈的指责，更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正如她自己所言：“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她指的，是人们在苦难中生出的同情和友爱。甚至于，对伤害过她的人，她也选择了友爱。《干校六记》出版后，胡乔木在一次宴会上对钱锺书说，这本书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在杨绛家里，钱瑗和钱锺书是她作品的热心读者。钱瑗曾对爸爸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杨绛肯定说，锺书少年之作很精彩，她的散文只是平平淡淡。然而，据李慎之先生说，钱锺书自己承认“杨绛的散文比我好”，还说“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
1982到1993年，钱锺书做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深自敛抑。他是唯一的非党员副院长，他努力做好分内的事，并不要办公室，不要秘书，汽车也只到医院看病时才坐。杨绛也深自敛抑，绝不出头。用吴学昭的话说，自1977年以来，杨绛已不复是零，但她自觉自愿始终做零。
《围城》和《洗澡》
1990年，根据钱锺书小说《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国内播出，每一集的片头都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吟诵。用一座“围城”比喻普通人对生活中大多事物的感受，形象生动，流传至今。很少有人知道，这段话是杨绛写的。
钱锺书曾对杨绛说：“按照常理，我应妒忌你，但我最欣赏你。”早在上世纪的1943、1944年，杨绛编剧的《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等被搬上舞台，反响热烈，杨绛名气不小。《围城》出来后，人们问作者钱锺书是谁，都说是杨绛的丈夫。
《围城》1980年重新出版，立刻成了畅销书，很多人在阅读之余，以小说为历史，开始考据起《围城》和它的作者来。各种信件，电话搞得钱锺书不胜负担。为了给钱锺书解围，杨绛便写了一篇不论对钱锺书或《围城》都具有文献意义的作品：《记钱锺书与〈围城〉》。分为“钱锺书写《围城》”和“写《围城》的钱锺书”两个部分。人民文学出版社把这篇文章收入《围城》，作为附录。
杨绛用她“事实—故事—真实”的小说创作程式，解析一切小说和真人实事的关系；说明《围城》是小说，钱锺书不是方鸿渐。在第二部分，杨绛以不多文字最扼要地勾画出一个活脱脱的钱锺书，连他“拙手笨脚”的来由都一目了然。
《围城》畅销之后，北京、湖南、广州、辽宁等多家电视台要求把《围城》搬上荧屏，钱锺书都拒绝了。小说妙趣横生的幽默语言，要在影视媒介中体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黄蜀芹、孙雄飞、屠岸德等却锲而不舍，他们反复阅读这部小说，体会它的哲理内涵，寻求表现书中人物形象和性格特点的表现手法。他们花了三年时间写出了改编《围城》的电视剧本。请了钱锺书和杨绛的老友、作家柯灵做文学顾问。1989年9月到北京登门求见。
为了节省钱锺书的精力和时间，杨绛帮助接谈，意见能说到点子上。她为导演黄蜀芹、编剧孙雄飞详细介绍钱锺书当年创作《围城》的经过。黄蜀芹后来说，她从杨先生“写《围城》的是淘气的钱锺书”这句话得到了灵感。
杨绛把他们留下的电视剧本读了两遍，40多处提出意见，对如何开头结尾都有详细的修改。最重要的是她指出：方鸿渐的性格是被动的，什么都不主动。电视剧不要给人造成他从这个女人追到另一个女人的印象，似乎他很荒唐。其实方鸿渐这个人心肠软，意志弱，略有才学，却不能干。钱锺书也强调“方鸿渐是个被动的主角，Things happen to him”。杨绛还说：“方鸿渐在感情问题方面也是被动的，实际上苏文纨在追他，他还受了鲍小姐的骗，与孙柔嘉结婚也是女方主动。”
在场景选择、道具设置、人物形象动作设计上，杨绛也有种种建议。
关于怎样突出主题，杨绛觉得应表达《围城》的主要内涵。她写了几句关键的话给黄蜀芹。那就是后来在电视剧开头作为开场白的吟诵：“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杨绛的意思，《围城》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而言，更泛指人性中的某些可悲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心理，所谓“东山望得西山高”。钱锺书很赞同杨绛的解析，并且引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称引叔本华的一段话来佐证。
电视剧《围城》放映以后，剧组部分同志曾到钱锺书和杨绛家里做客，陈道明建议将杨先生的《洗澡》也改编成电视剧，她没有答应。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新中国成立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肮脏”面彻底“清洗”。杨先生说：“《洗澡》是我的试作，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写小说。”杨绛写《洗澡》，也像钱锺书写《围城》时，她做钱锺书的第一读者一样，杨绛每写完一章，钱锺书就读一章。读完“游山”的一章，钱锺书对杨绛说：“你能写小说。你能无中生有。”
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认为，《洗澡》是一部中国杰出的作品。它怀着希望和恐惧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第一次政治运动中的感受。杨绛运用她善反讽和妙语的风格，描述遭受挫折的男男女女试图在新的社会秩序下寻找着落的那个时代，即使觉察到政治狂热和人性残酷，也从不失去她的幽默感和同情心。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洗澡》被许多人视为《围城》的姐妹篇，实际有很大不同。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中认为：“《围城》是一个主角贯连全部的小说，而《洗澡》是一个借政治运动做背景，写出那个时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横断面，既没有史诗性的结构，也没有主角。《洗澡》只有对话和描述，没有《围城》那种大段议论。《洗澡》笔调温润，讽刺挖苦不像《围城》那样尖刻。”
“我一个人想念我们仨”
1993年的一天，钱锺书整理完自己的《诗存》后，对杨绛说：“咱们就这样再同过10年。”杨绛脱口而出：“你好贪心啊！我没有看得那么远，三年五年就够长的了。”钱锺书听了，默默退入起居室的躺椅里，不再作声。他一向不会系表带，都是杨绛帮他戴，从这天起，他乖乖地让杨绛教他自己戴。杨绛总是自责，认为自己这话让钱锺书愁出了病，1994年便住进了医院。
钱锺书的堂弟钱锺鲁说过，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外文所的郑土生也说：“不只是生活上，在人情世故上，在与文化界等各方面打交道时，杨绛先生都比钱锺书先生要周到。钱先生往往凭自己的性情、喜好说一些话，但杨先生很温和，善于应对各种场合、各种情况。”钱锺书的愁是有道理的，他不能想象，没有杨绛，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缓解两位老人焦虑的灵丹妙药，莫过于他们的宝贝女儿钱瑗。她为家里买日用物品，说说外面的新闻，两位老人听着觉得新鲜。她还忙里抽空研究菜谱，时不时做几样时令菜肴，请父母尝鲜。钱锺书能吃一点儿，杨绛没有胃口，偶尔试两口，钱瑗就高兴得了不得，会说“谢谢妈妈”“谢谢爸爸”。
钱瑗是二老的安慰，也是他们的骄傲。他们从未刻意教育女儿，但是钱瑗的为人处世，在性格和作风方面，同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杨先生说：“圆圆也像锺书一样惜时如金，嗜书如命。连翻书的样子都像，哗哗地一页页很快翻过，一目十行，全记得。”
钱瑗在北师大英语系工作，也像杨绛一样，为他人忙得像陀螺，没有自己的时间。1995年春夏，钱瑗开始咳嗽，只当是感冒；当年秋冬腰疼加剧，起不了床，也只当是挤公交闪了腰。直到1996年1月，她连站立行走都已困难，住进北京胸科医院，临走前还轻松地对杨绛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3月，确诊是肺癌晚期。
杨绛最后一次见女儿是1997年3月3日。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第二天下午就在安睡中去世了。一年后，钱锺书临终。病中，钱锺书曾向杨绛交代，他死后不留骨灰，不设灵堂，恳辞花篮，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杨绛说：“我自己，这样办得到；你嘛，就很难说了。”钱锺书说：“那就要看我身后的人喽！”
1998年12月19日凌晨，钱锺书身体状况很不好，医生连忙通知家属。杨绛赶到床前时，钱锺书已经合上一只眼，还睁着一只眼等待妻子。杨绛帮他合上眼睛，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中国社科院时任院长李铁映闻讯赶来，杨绛转述了钱锺书的交代：“领导如果不同意，我会坚持向你请求按照钱锺书本人的意愿行事，我会没完没了地向你请求。”她一路说到电梯口，李铁映最终说：“你给我出难题了，这事我做不了主。”
晚上，在孑然一身的家中，杨绛接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电话，他对钱锺书的去世表示哀悼。“杨绛同志，非常佩服你们，你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中央同意不举行仪式。”
“钱先生火化那天，杨先生没流泪，最后我把钱先生推到火化炉前，杨先生就在那里看，久久不忍离去，好多人都走了，她还是舍不得离开。”薛鸿时回忆说。
（本文部分材料参考吴学昭所著《听杨绛谈往事》）
记者 李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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