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本人对其“无核武世界”代言人形象的重视，以及继续夯实美日同盟的需求，意味着5月27日的广岛之行带有浓厚的表演性质。但同样有人质疑这是一种过火的历史修正主义表态。
71年之后，又有一位美国总统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5月10日，在宣布奥巴马总统将于本月27日伊势志摩G7峰会后访问广岛的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约什·厄内斯特将1945年杜鲁门总统下令对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决策形容为“一个艰难的决定”。这一表态与同一天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珊·赖斯在其官方博客上发表的文章基调一致，即淡化对历史事实是非性的争论，强调此次出访之于当下美日关系以及美日同盟前景的意义，并再度呼应奥巴马在2009年布拉格演讲中提出的“无核武世界”（Nuclear Weapons-free World）口号。
但这毕竟是一次具有极大政治敏感性的出访。自1945年以来，美国已经经历了12位总统，其中只有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吉米·卡特在卸任3年之后造访过广岛。2011年“维基解密”网站披露的外交电报显示：尽管奥巴马本人在2009年11月首度访日之际就流露出访问广岛的意向，但被日本外务省婉拒。当时正值日本六年一度的全国反核集会结束不久，日方担心美国总统的到访非但不能显示和解之意，反而会激起反核主义者对美军在日本储存和部署核武器的愤慨。包括老对手罗姆尼在内的共和党政客则指责总统刻意迎合东京的政治口味，因之可能对美国在全球的威望造成削弱。
从那时起至今，美日两国政府陆续进行了长达6年半的舆论准备和幕后协调，包括由两任驻日大使约翰·鲁斯和卡罗琳·肯尼迪先后造访广岛、长崎，以及今年4月克里国务卿对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与和平纪念碑的访问，以传递“美日友好及同盟关系不可动摇的印证”乃至“两国实现无核武世界的决心”（肯尼迪语）。而在出访行程最终确认之后，包括现任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本杰明·罗兹以及前顾问托马斯·多尼隆在内的外交智囊也频频发声，以营造广岛之行实乃水到渠成的印象。
如此高调的舆论宣传，恰恰暗示了反对的声浪依旧存在。1995年广岛核爆50周年纪念之际，美国老兵团体对历史修正学派重估此次行动正义性的企图进行了抗议，甚至迫使国会举行了听证会。而在奥巴马启程前往伊势之际，韩国核爆幸存者团体（代表在广岛、长崎核爆中幸存的朝鲜人）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提醒美方注意安倍晋三内阁利用此次访问将日本粉饰为“二战”受害者的企图。英国《金融时报》美国事务评论员爱德华·卢斯更是尖刻地讥讽称：尽管奥巴马试图通过广岛之行把自己打扮成“无核武世界”口号的代言人，但恰恰是他在任内启动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核武库升级计划，他也未能阻止朝鲜获得事实上的核打击能力。这意味着出访的沽名钓誉性质大于实际意义。
不过，奥巴马终究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与其前任们保持了一致——没有为投掷原子弹的决定道歉。此举延续了美国对其全球领导权之道义基础的表述，也安抚了韩国等周边同盟国。但反响如此之大的造访，毕竟是对安倍内阁的显著“赏脸”，它意味着美日同盟已经走出2009～2011年的波动期，重新成为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基石。而在共和党强势候选人特朗普大肆鼓吹“美国第一”的背景下，卸任在即的奥巴马高调对越南和日本示好，亦不无强化既有外交路线、夯实新老盟约的意图。
领导权的道义表述
1995年初夏，在“二战”结束将满50年之际，华盛顿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举办的一次展览引发了全美热议。广岛核爆投弹飞机“恩诺拉·盖伊号”难得地公开亮相，在主题为“十字路口：‘二战’的终结、原子弹与冷战”的大型展览上向游客开放。负责撰写文案的史密森尼学会工作人员依据流行的历史修正主义观点，在展牌上公然宣称：“美国对德、意法西斯和日本的战争是两场性质截然不同的冲突——前者是复仇之战，后者则被多数日本人视为保卫自身独特文化免遭西方帝国主义入侵的抵抗。”在关于“恩诺拉·盖伊号”的介绍中，策展方也对核爆行动的来龙去脉惜字如金，却加入了大量表现原子弹受难者惨状和城市被毁情况的照片。此举在民间引发了轩然大波，一个和平主义组织的成员闯入展览现场，向“恩诺拉·盖伊号”投掷垃圾和血浆袋，并用红油漆在机身上喷出“杀手”字样。老兵团体“美国军团”（American Legion）和空军协会（Air Force Association）则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指责博物馆方面企图淡化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美国国会最终不得不举行了一次听证会，以矫正视听。
查尔斯·斯维尼少将在“二战”末期任第393重轰炸机中队指挥官，是唯一一位先后参加过广岛、长崎原子弹空袭的飞行员。他在听证会上的发言，代表了传统舆论对这两次行动性质的界定：“我相信当初杜鲁门总统做出这项决定不仅是客观环境使然，在道义上也是势在必行。”“的确，我只注意到原子弹使得原本可能在日本本土战役中牺牲的4.6万名美军的生命获得了保全，而没有提及因之死去的日本人。问题在于，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并不在美国——1945年夏天，日本可以选择投降以避免更多生灵涂炭，他们明明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却选择拖延。”“关于那些死于广岛和长崎的日本平民的生命，我们应当去质问当初的日本军阀——是他们义无反顾地以自己的国民为代价去追求‘共荣’，是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战。难道关于日本国民无辜横死的终极责任，不应该追究到这些人头上吗？他们首先将苦难强加在远东国家头上，最终才殃及了自己的国民。”“由于德、日法西斯未能征服全球，今天的世界变得更好了；同样，由于我们这些胜利者的宽大，今天的德国和日本也变得更好了。”
斯维尼的这番表态，除去为历史事件正名外，也暗含了对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政治和安全领导权的道义表述：尽管1945年以来的美国霸权主要建筑在经济和军事“硬实力”基础之上，但作为击败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华盛顿在若干亚洲国家心目中还带有“解放者”光环。韩国、菲律宾、泰国能从日本控制之下重获解放，托庇于美军之力甚多；马来西亚、文莱等国从英联邦治下独立，同样和美国对战后非殖民地化运动的扶持有关。这种基于对日战争正义性的道德叙事，与美国作为全球开放政治经济体系缔造者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关于美国霸权的一项重要“软实力”表述——正是美国的到来终结了以暴力和不平等为特征的亚洲旧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将开放、自由的新秩序（“美国治下的和平”）引入到西太平洋，并始终以经济和军事力量对其加以维护。倘若将美日战争的性质描述为单纯的权势政治，这种软实力表述将不复存在，华盛顿历来标榜的伍德罗·威尔逊主义、它对全球化之形而上属性的褒扬乃至它在亚洲存在的合理性都将出现巨大的道德真空。美国怎能承认，由它主导的战后亚洲秩序在道德上并不优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呢？这当然是不可接受的。
但以航空航天博物馆馆长马丁·哈维特为代表的修正派学者同样提出了他们的论据：在战争结束超过半个世纪之后，“平等”在美日关系之中的优先度已经高于“正义”。出生于1945年之后的日本人无须为其父辈犯下的战争罪行道歉，但在广岛和长崎遭受辐射杀伤的平民却须终身承受健康方面的重负，美国政府应当向后一类人道歉。华盛顿主导的亚太伙伴关系，应当建立在主体地位的平等和战略利益方面的相互吸引基础之上，而承认胜利者同样具有道德上的不完满性是走向平等的第一步。
1995年的这场论战，最终以哈维特宣布辞职、“十字路口”展览的文案恢复传统表述而告终。但接下来的21年里，修正学派的反诘始终不曾停止。他们甚至还和制订“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某些外交智囊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高度实用主义的观点：既然日本在未来美国的亚太战略中承担的份额将越来越重，则华盛顿应当在某些问题上对东京做出让步，首当其冲的便是象征意义重大但不涉及物质利益交换的历史责任问题。承认美国在核爆问题上对日本平民具有道德亏欠，有助于弥合美国政府与日本民众在历史认知问题上的分歧，为进一步的情感和解以及强化政治、经济盟约扫清障碍。而韩国等周边国家即使不乐见这一做法，也会因其与美国之间的现实利益关联，而选择默默接受。
奥巴马的广岛之行，最终在传统观点和修正学派之间取得了折中——尽管他在演讲中提及“无辜的人们由于残酷的战争而遭到杀害”，提及了哀悼之情，但并没有对投放原子弹的决定表示道歉。换言之，他终究没有正面挑战美国对其领导权的传统道义表述，从而部分平息了质疑之声。但就访问决定本身而言，奥巴马已经表现出了将对历史问题的重新评估作为现实外交工具的实用主义倾向，与日本政府的需求高度契合，足以窥见在过去21年间，美国的公众舆论发生了相当重要的嬗变。
美日同盟再夯实
当然，在伊势G7峰会和广岛之行的具体安排上，奥巴马并不惮于显示美国的主动地位。5月26日峰会开幕当天，安倍晋三首先安排各国首脑参观了供奉天照大神（象征日本皇室）的伊势神宫。但奥巴马耐人寻味地迟到了数十分钟，并且没有和安倍行拥抱礼，从而将自己和潜在的宗教/历史纠葛划清了界限。次日下午抵达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之后，奥巴马首先向纪念碑献了花圈，但没有鞠躬，在17分钟的演讲中也更多谈到了广义上的战争行为和军事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伤害，而没有过分直白地强调广岛、长崎的象征意义。演讲词最末，他再度强调了和平的价值，悄然滑过了“和解”的主题。
当然，与2009～2011年日本民主党执政期间两国同盟出现的波动相比，卸任在即的奥巴马还是给予了安倍丰厚的外交回馈。这主要是出于夯实美日同盟政治和外交基础的考虑。长期以来，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布局大体以前沿部署的军事力量和经济、贸易关系为基础；在外交上往往表现为线性的双边同盟，对盟国的自主性和活动空间采取严格控制的态度，亦不鼓励多边议程的出现。但在21世纪初中国经济和安全力量强势复兴之后，这项传统政策的可靠性遭到了质疑，迫使华盛顿不得不采取“更加活跃、一体化以及扩张性”的外交姿态（李侃如语），以改善战略处境。而美方外交路线调整的几项主要内容，无不与日本具有直接关联：（1）利用各盟国国内政治态势的新变化，随机巩固既有的双边关系，这一点在安倍第二次上台之后取得了显著成果。（2）借助中国崛起带来的西太平洋安全态势的改变，强化主要盟国对美国海空军的安全依赖，并在一定范围内赋予其更大的防务主动性。这在去年日本通过新《安全保障法案》，为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军事行动铺路一事上获得了直接体现。（3）随着朝鲜核问题再度凸显，原本分歧较大的日韩两国至少在安全利益上具有了更大的交集。而美国的意图便是乘机鼓励两国形成平行于美日、美韩同盟的区域内安全合作议程，继而将类似的模式推广到东南亚，作为双边盟约的补充，从而在不削弱主导性的前提下增加权势冗余。
另一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正常国家化”已经成为历届日本政府一致追逐的长期目标，其构成包括获取更充分的防务和外交政策主动性，以及谋求在国际组织内的更大话语权；手段则以对内扩充和修正安保体制、对外输出经济和文化资源为重点。然而从构成要件上看，日本依旧缺乏积累世界性权势所必需的区域政治根基——在东北亚，与日本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中韩两国恰恰也是和东京存在最严重情感疏离以及政治分歧的国家；即使不论反省历史的态度，日本在地区经济和安全一体化、防务政策、修宪倾向等问题上与中韩两国所做的沟通和协调也相当不足，这使得中韩很难确信日本的意图是可靠的、有建设性的。缺少了中韩两国的信任和支持，日本即使能依靠经济援助在东南亚获得一定影响力，其基础仍是不稳固的。而在全球层面，日本在气候问题、粮食安全等较新的议题上表现平淡，却汲汲于伸张军事权利和安保诉求，显然无助于迅速建立正面、积极的形象。
这种情况下，安倍政府最便捷也最立竿见影效果的政策取向，依然回到了日美双边框架之内。在安全层面，东京试图借重美国的对华防范心理和“亚太再平衡”需要，进一步获取自主的防务空间；在经济层面，则要利用酝酿中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对冲”中国的贸易优势。尤其意味深长的是，安倍实际上也试图利用美国意图强化双边盟约的战略契机，抬高日本的身价。在中国强势崛起的背景下，华盛顿需要向盟国证明它依然有能力和意愿维持在西太平洋的安保承诺，而日本无疑是最直接的试金石：倘若美国在类似东海争端这样的地区安全问题上态度冷淡，日本政治家便可以在国内大做文章，以“美日安保名存实亡”为名，进一步加快防务扩充和修宪进程。若美国倾向于纵容日本，东京、首尔乃至马尼拉自会得到信号：它们成功地与华盛顿形成了捆绑，往后即使越界行事，大规模冲突也只会在美中之间爆发，本国不会成为主要的成本承担者。
此种情形，与上世纪70年代欧共体和美国之间的微妙关系相当类似。彼时，西德等国利用身处对抗苏联第一线的地理位置之便，坐地起价，要求美国在军事援助和核保护方面提供便利。然而这些国家又担心美苏妥协、将西欧丢给莫斯科，于是极力夸大苏联危险的迫切程度，力图诱使美方承诺在第一时间使用核武器；如此，美苏再无机会和解，西欧则可永保其重要性。而今日的亚洲恰恰是全球范围内存在安全两难（Security Dilemma）、潜在冲突中心甚至核扩散风险的地区；换言之，每一盟国皆有尝试风险转嫁和义务捆绑的可能，日本不过是其中较为活跃、利益关联度也更突出的行为者。
不仅如此，安倍实际上也希望通过外交层面的调整，获得来自华盛顿的政治酬赏。去年12月，日本政府出人意料地就慰安妇问题向韩国深刻道歉，从而为两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协调一致创造了基础，这一做法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嘉许。而奥巴马的广岛之行，对即将投入参议院选举（今年7月）的日本民主党无疑是巨大的利好消息。反核和平主义团体“和平之舟”的创始人吉冈达也就此表示：奥巴马造访广岛，将为安倍晋三巩固个人在国内的权势创造机会，从而反过来加剧东北亚的不稳定局面。
奥巴马的外交遗产
在奥巴马的批评者看来，总统最后一年半任期内的一系列外交布局和出访，沽名钓誉的意味要远远高于其实际成效。美国与伊朗签署了终结其核计划的协议，但完全无法阻止德黑兰继续开发中远程导弹以及介入也门战局；对古巴的出访名义上推倒了最后的冷战“铁幕”，但美国在加勒比海原本就具备压倒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对越南的历史性出访和解除售武禁令看似迈出了一大步，囊中羞涩的越方却根本没有足够资金将俄式武器装备全盘更换为美式标准。在广岛再度重申“无核武世界”的目标，同样是一种空洞的大话——为平息来自军方和国会的压力，奥巴马在两个总统任期内仅削减了美国核弹头总数的10%，为1989年以来的最低值，《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也未能在其任内获得通过。2010年与俄罗斯签署的《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New START）计划在10年内将两国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量由各6000个减少至1550个，但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该条约的执行情况已无法监控。
被讥讽为“说大话、做小事”政策的典型代表的还有兴师动众的“亚太再平衡”。尽管美国在权势回归和巩固双边盟约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批评者依然指责奥巴马未能以切实的政治和安全承诺对亚洲盟国重申美国力量的可靠性，在给中国划出“红线”方面表态也不够直接，往往要到问题出现后才会设定标准或做出反应，华而不实。风头正劲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更是祭起了上世纪30年代末的“美国第一”口号，鼓吹重新审视美国的国际定位。考虑到美国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之间互动的即时和剧烈程度，这当然会让人怀疑奥巴马苦心孤诣的遗产是否会在2017年之后快速贬值。
实事求是论之，“贬值论”未免有言过其实之嫌。2015年，由战略地理学者罗伯特·卡普兰创办、与共和党保守派颇有渊源的情报公司和智库“战略前瞻”（Stratfor）在其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国父眼中的美国对外政策》的长文，从中可以窥见某些风向。该文对宣称托马斯·杰弗逊首创“美国孤立主义”的流行观点进行了批驳，并指出：恰恰是杰弗逊在历史上最早意识到美国乃是一个洲级大国以及欧洲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它不可能永远自外于旧大陆的纷争。当欧亚大陆出现有能力封锁大洋或损害美国安全的威胁时，华盛顿必须迎难而上、主动出击。与此同时，杰弗逊鼓吹的成本控制原则仍应得到尊重，这意味着区分当下威胁的轻重缓急，把资源投入到最具迫切性的方向。
上述观点流露出一项意味深长的信息：把孤立主义视为共和党天然倾向的传统观念已经过时，驴象两党在保持在欧亚大陆的军事和政治存在、反对离岸制衡的问题上看法基本一致。所不同者，特朗普以及共和党将比奥巴马更清楚地划定底线，减少讨价还价的余地。这种路线的冲突系数明显升高，但对美国威望的可靠性会有更大加成。而奥巴马在哈瓦那、胡志明市和广岛留下的遗产，恰恰可以成为改弦更张的资本——广岛之行的争议留在上一位总统任内，其于美日同盟的巩固作用乃至对潜在盟友的示范效应则将继续惠及奥巴马的继任者。
文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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