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不作为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时间:2016-12-05 10:27:22 

10月9日,大陆审计署公布的8月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结果”显示,部分重大项目建设推进缓慢,涉及铁路、水利等领域193个项目、近3000亿元投资,不少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完成率低于10%,有5个铁路项目和6个省份的水利项目完成率甚至为零,导致大量财政资金闲置。结合8月底,国务院大督查第一批问题处置结果中,已对7个省59名干部进行问责;9月底,第二批针对资金沉淀、项目拖延、土地闲置、棚改迟缓等不作为问题进行问责,又致使24个省份的249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等新闻,让“官员不作为”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官员不作为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是出于对做错事的惧怕。十八大后的强力反腐让很多人胆寒——不仅仅是怕多做事多得罪人,还怕做错了事会丢官,更怕连带着把之前并不见得都能见光的旧账也一并扯出来清算,因而很多人宁可选择不做事。二是十八大后政府工作标准趋向多元,随着简政放权的推进和考核目标不再唯GDP至上、环保条件硬性约束、权力清单开列等,都让一向位高独大的官员茫然不适,不知道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三是官员大多是30年经济改革浪潮的受益者,不仅深谙官商结合共同发展之道,还形成了对二元社会体制的高度依赖,尤其在医疗、社保、住房、养老等方面,他们害怕也不愿意失去既得利益,因此,对继续深化改革本能地排斥和抗拒。四是对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信息化时代,中年以上的官员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知,社会治理的方法与经验积累往往严重滞后于民智的开启速度,一旦官民之间发生认识和利益冲突时,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不知道如何平衡和处理维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宁可什么事不干也不冒风险。

官员不作为会带来很多不良后果,最坏的就是影响经济发展,继而影响社会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在发达国家,政府权力受制于法律、民主制度和党派制衡,加之市场经济成熟,社会自治力强大,政府及官员对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影响极其有限。而中国则不同。中共是一党长期执政,沿用的是精英治国政治,政府及官员对社会和经济运转的影响极大,而社会自治力尚不成熟,市场经济的独立性也有限,这种体系下,一旦不作为蔓延整个政府、官员体系,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譬如遍及多地的地方政府欠企业债不还以致拖垮企业的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

在经济后发展地区,很多地方政府都是一有“难处”就找当地活力最强的企业赊物、借款,有时为了完成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的业绩考核,还把“各种任务”直接转嫁给企业代办,过后又赖账不还,导致企业额外支出大增,日渐凋敝。这种情况在土地财政被限制后,尤其普遍。放到全球经济遇冷、经济放缓已成常态的大背景下,来回看政府欠债对企业的影响,就会发现,那不只是简单的“还钱”问题,还是地方经济后续发展动力足不足、解决就业数量和维系社会稳定的能力强不强等一系列挑战性问题。这还仅仅是说不作为者通过“转嫁任务”对企业造成的影响,还没有算审批、审查、检查、督查、监管、服务等方方面面不作为的账。

从根子上说,中国当前最严峻最迫切的任务依然是保经济、促发展。经济不出大乱子,不犯颠覆性错误,则社会稳定的局面就能维系,继续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方略才有可能推进。化解不作为难题,至少有三个方面是不能忽略的。

首先是完善法制建设,要把改革纳入法律框架,这样才能杜绝人治,使重大项目能够得到连贯执行,不因一把手的更换而半途而废。

其次是放开媒体监督。固然反腐证明了中共依然具有相当强大的自我纠错、自我诊治的能力,但仍然需要舆论监督这面镜子。从最近“青岛大虾事件”前后政府整治市场的力度和效果就可以看出,媒体监督对及时反馈民意、促进政府作为方面有无法替代的作用。

再次是消除官员的精神顾虑。邓小平改革的一个重大亮点就是团结一切向前看,反腐要进行,但也要把握好度。同时合理调配官员收入,高薪才能吸引和留住一批有作为、有能力、有远见的高素质人才。尤其对于中央集权制的各级政府来说,高素质官员不仅必须,也十分必要。

总之,作为中枢神经系统,各级政府应保持高度敏感,保证每一个神经元都紧张、高效地投入工作。10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改革开放小组第17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可以被视为一种信号,说明中共高层已经看到问题要害,并开始着手消除官员怕做事、怕做错的精神负担了。

既要加大、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力度和速度,又不得不对这个“疑惑之师”不时调整作战计划,以使之跟上大脑的调度——对执政党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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