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新宇
1661年，郑成功亲率两万五千人东征台湾，结束了荷兰殖民政权盘踞在此38年的统治。如此伟业使郑成功名留青史，成为当代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至于郑成功攻打台湾那场战争本身，却鲜有人知其详情。事实上，老天爷也站在郑成功这一边，无数机缘巧合成就大业。比如，殖民当局极为有限的兵力、东印度公司上级愚钝的决策、海上变化莫测的天气、关键时候掉链子的荷军指挥官，再加上郑成功本人高明的政治手腕，偶然或必然都扭动了历史走向，共同成就那段国姓爷收复台湾的佳话。
失算的荷兰当局
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活动。两度攻击澳门未果后，1622年，他们在澎湖筑一堡垒，谋求与中国通商，但澎湖乃明军巡防之地，双方刀兵相接。结果，荷兰人按明朝要求退出澎湖，同时得到默许，移居“化外之地”台湾作为代替。
初到台湾的荷兰人几乎没有军事防御的需求，他们面对的只是“赤身裸体的原住民”和“没有武装的汉人农民”，怎样拓展这里的贸易往来才是殖民当局首要的考量。于是，荷兰人在一个名叫大员的小沙洲（即今台南安平）上修建了根据地，与台湾本岛隔着台江内海，取名为“热兰遮城”。
热兰遮城是一座以砖块砌成的方形城堡，构造算得上精细，城墙也足够厚实。但它在军事方面的硬伤绝不可能为其坚固程度弥补。首先是选址方面的问题，大员不但无险可守，还缺乏清洁的水，城堡中打了两口水井，得到的都是不卫生的咸水，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肯喝。然后，热兰遮城没有护城壕沟，大炮也架设得过高，城墙正下方只能靠士兵的枪或落石防守。最后，还存在一个致命隐患：其东北方向有一较高沙丘，能直接威胁到它。荷兰人的解决方案是在沙丘上建一石造要塞，称作乌特勒支碉堡，此法极为莫名其妙，碉堡附近又有沙丘可以威胁碉堡，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把这些沙丘推平并不比建设要塞成本更高，相反，当碉堡失守，整个城堡也就会随之沦陷。
荷兰人最大的缺陷还要数人力资源不足，他们的兵力太少，1650年，出于对中国人攻击的担忧，东印度公司才决议：热兰遮城的守军在任何时候也不能少于1200人。实际上，这个决议并没能真正履行，岛上一千余驻军始终被分散到各处的任务，郑成功来袭时，从未与超过一千的荷军对峙过。
1660年初，郑成功兵败南京的消息传至台湾，岛上一片风声鹤唳。汉人士绅开始各自选边站，有向荷兰人通风报信的，也有联络乡民准备配合国姓爷的。其中一位称为“三哥”的，更是先主动请荷兰人加强防御，后来又矢口否认，拒绝合作，被荷兰人抓起来拷问。所有情报都声称：三月月圆，荷兰人召开地方会议（殖民者召集各地原住民长老参加的集会）时，郑成功就要攻台。
殖民当局不得不对此情报高度重视。他们延后了地方会议，又将所有汉人长老、贤达都扣留在热兰遮城里，并要其他地方的汉人也移居热兰遮市镇附近。民居的门窗都被拆卸，储存的粮食都被运走，收不走的粮食干脆被烧掉，小琉球等外岛的渔民也被召回，一切都进入了全面战备状态。
同时，台湾荷属东印度公司长官揆一向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的公司上级紧急求助，要他们调来援军。巴达维亚方面的想法却不同于揆一，对于他们来说，眼下的台湾恰似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增兵守住这座岛，花费成本绝非岛上短期的收益足以弥补，因为台湾财政处于赤字状态，不但揆一增设要塞的请求被他们回绝，连揆一擅自加固热兰遮城的工程也受到了他们批评；但若就此放弃这座岛，不仅先前的开发都拱手让人，对于荷兰和公司的荣光也是一场损失。
最后，巴达维亚当局往台湾遣来一支600人的援军，由范德兰指挥。由于希望收回这次派兵的花销，巴达维亚给援军安排了两个任务：首先，协防台湾，看看郑成功是否真会来袭；然后，确认台湾安全的话，就和台湾驻军一起出发去攻打澳门。看起来，优先的任务是防守台湾，然而，攻下澳门是东印度公司一向的夙愿，范德兰也对那事后的“分红”垂涎欲滴。
于是乎，范德兰的到来只是给台湾当局增添了更多麻烦。他迫不及待要转往澳门进发，全无心思放在台湾的防务上。在跟揆一与大员评议会谈崩后，此人一怒之下返回了巴达维亚，带走了随行的所有军官，还带走了随行的大多数军舰，只给台湾留下几百名无人指挥的士兵。
国姓爷的计谋
1660年10月，为郑氏攻台情报搅得焦头烂额的荷兰人再度派出使者，要面见国姓爷，一探他的用心和虚实。郑成功接待了来使，还专门回复了一封信件给揆一。在这封信里，他先是承认“向东拓展的风声”，说这是故意散布来迷惑清军的，对荷兰人“轻信讹传”枉费他真情善意表示遗憾和指责；接着又举出五月的一场胜仗，说明抗清形势没有荷兰人想象的那么困窘，之所以搬到金门，是坚壁清野，要诱使清军深入再一举歼灭，而商船都在运输家眷与物资，没有精力到台湾贸易，请荷兰人不要误以为是他关闭贸易在做战争筹备；至于荷兰人指称的有商船在澎湖遭扣一事，他推说是海盗“假我名号”所为，并追究数年前一桩中国商船遭扣案，提醒荷兰人他们也做过同样的事（即否认扣留过郑方船只）。
揆一并未被这封信打动到相信郑成功的“友善”，仍然判断道“捕鸟人在诱捕小鸟时，会吹出温柔的箫声”。但他也为郑氏高超的外交技巧感到佩服，失掉台湾后，末代长官刻意把这封信全文翻译，作为替自己辩护的材料，要其同胞看看“国姓爷及其臣民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野蛮、粗鲁和未开化”。
今人想象郑成功，常给他加上一介武夫形象。然而，历史上真正的郑成功，在军事技战术方面从未显露过任何过人之处，他胜在谋略——包括战争决策，也包括迷惑、恐吓敌人来达到目的的技巧。
这不是两位对手第一次打交道。揆一上台之初，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同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往来。为进行联络，殖民者遣他们眼中“最干练的汉人”何斌作为通使前往福建。郑成功态度非常友好，说中断贸易只是因为部将叛乱，现在可以立即恢复。但在暗地里，何斌却被郑泰拉拢，要他在台湾向汉族商人征税——只要在台湾完税，到国姓爷的势力范围就不必再交钱。
何斌起初行事顺利，直到1659年2月才东窗事发，被荷兰人知道了他的行径。殖民当局剥夺了他的头衔和特权，并处以300里尔罚金。他的生意破了产，成天被债主追债，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逃到大陆，游说郑成功去占领台湾作为稳固的反清基地。
根据郑氏部将杨英所著的《从征实录》，国姓爷确实是听了何斌的建议，得到台湾地图，了解到台湾岛的物产丰富，又了解到荷兰兵力“不上千人”，才动了攻打台湾的念头。但不知为何，他从何斌献图到与部下密议攻台，等待了一年多的时间。正是这一年多的等待，让台湾的荷兰人变得杯弓蛇影，且让巴达维亚认为郑氏攻台的情报“不过是谣言”。
等待期间，郑成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把驻地从厦门搬到金门，并再次关闭两岸贸易，将大批商船征为军用。这些动作不可能不惊动台湾的荷兰人，而郑成功亲自回信，也是因为他清楚在这时迷惑敌人的重要性。实事求是地说，郑成功在把握攻台时机上占有绝对主动权，因为荷方兵力极为有限，不能防御全岛，为备战只得采取极端措施，而郑的等待无论为任何原因，更加疲惫一方必是荷兰。
等到真正出征前夕，郑成功的首要对手并不是荷兰人，而是他那些不情不愿的部下。1661年农历正月，部将听了征台密议“俱不敢违，然颇有难色”。对此，国姓爷的手段是以铁腕整军，将公开表态可行的协理五军戎政杨朝栋加以提拔，又诛杀公开声称台湾“风水不可，水土多病”的宣毅后镇吴豪，消灭了军中异见。
他对自己部下如此心狠手辣，对敌人自然更加残酷无情。为逼迫荷兰人投降，郑成功威胁在攻破热兰遮后屠城，而他的虐俘、杀俘事迹，或真或假，在荷兰士兵间流传，成了最终瓦解他们士气的那根稻草。
战争进行时，郑荷再次谈判。双方见面，形势已不同昨日，郑成功绝口不提此前的回信，一开始就声明台湾一向属于中国，之前是中国人用不着才借给荷兰，现在中国人自己要用了，荷兰人理应物归原主。之后他就吓唬荷兰使节说：“你们根本不配我提给你们的宽厚条件（允许荷兰人带着财产离开）……你们城堡里的一小撮士兵，抵挡不住我的千军万马……你们的兵力还不到我的千分之一。”
如果只是在顺境下这么说，大多数人都做得到，但郑成功的征伐大业并非一帆风顺。在与荷军的第一次海战中，在热兰遮首次攻城战中，他的部队损失不小。据《从征实录》记载，金门的郑泰等人有意扣下补给船来阻挠他们不敢公然反对的征台战争，军中一度将一日三餐减成两餐来节省伙食；大肚王国等原住民更起兵抵抗他的统治……无论经历什么困境，国姓爷都绝不让敌人看到自己的忧虑，总要摆足了气势。他曾对荷兰人放出狠话，称“再来两千援军也不怕”，而实际上这话是他在得知对方援军真实数量后才说出来的。
荷兰使节还在郑军军营中遭遇了一件事：他们起初被安排在一个大帐篷里等候，期间见到了几队装备精良的士兵换防；之后接待的军官又安排他们去另一个帐篷，途中再次见到一大批精兵，陪同的军官还解说道，这只是派去附近村庄卫戍的一小队兵马；在正式会面前，他们第三次撞见了一队精兵，说是郑成功的卫队。有眼尖的荷兰人在三队士兵中记住了几张熟脸，才明白这是国姓爷虚张声势之计。为了镇住敌方，郑军没有少下工夫，谈判失败后，荷兰使节回城路上要经过一个高丘，可以窥见郑军全营，但当他们踏上这个丘陵时，只听得一声炮响，营中士兵迅速隐藏，荷兰人无法估计其人数，只见着队伍四散的阵仗“看来相当庞大”。
郑荷两军交手
1661年4月，郑成功用力主征台的清军降将马信为先锋，乘战船百余艘，以旌旗蔽日之势开向台湾。荷兰人评价这个作战时机说，当时正是东北季风结束之际，帆船难以自台湾驶往巴达维亚，求不到援，让国姓爷可以从容不迫地对付岛上孤军。可惜的是，中方记载并未提及郑的决策过程，无法确认他是否真有此妙算。
凭借何斌的情报，马信准确地从鹿耳门水道将大批兵船驶入荷兰人两座城堡间的海湾，在数千汉人的帮助下，不到两个小时，郑军已有数千士兵登上台湾岛。由于大多数战船都被范德兰分派各地，荷兰人根本无力阻止这一切发生，双方的第一场战斗，已经是郑成功庞大的舰队停驻在台江内海，四千郑军在陆上集结完毕之后的事了。
郑荷两军的第一次交手在两个舞台上同时展开。一是在海上，荷兰人仗着自己的战船巨大、火炮先进，驾着海湾里仅有的两艘战船赫克托号和斯·格拉弗兰号，一艘小帆船温克号和快艇玛利亚号就主动去攻击郑成功的众多帆船。海战在鹿耳门水道附近开打，郑军派出约六十艘最大的帆船，每船配置两门大炮，脱离总的船队来迎战。荷军率先开炮，他们的赫克托号发挥其巨炮威力，很快就击沉了郑军一两艘船只。但郑军士兵并不为此胆怯，有五、六艘帆船，舍生忘死地从四面围住赫克托号，荷舰为打开缺口脱身，不断开炮，导致海上浓烟密布，从热兰遮城上竟望不见战况。
突然，烟雾中传出猛烈的爆炸声，连热兰遮城的门窗也为之震动。赫克托号和它周围的郑军船只就这样消失了，据在海上被汉人救起的荷军生还者透露，祸因是赫克托号自己不慎引爆了船上的火药。这场灾难成了海战转折点，荷军剩下的三艘船不敢恋战，驶往外海，郑军舰队则紧追不舍。到了有利的深海区，荷兰两艘较大战舰掉头反攻，又给郑军造成损伤，最小的玛利亚号乘机逃到了更远的外海。这时候，战局被勇敢的郑军士兵扭成了古代海战的模式，他们将战船前后相接，紧靠荷军船后，凭人的身躯前仆后继往荷舰冲锋，一度登上斯·格拉弗兰号，训练有素的荷军士兵则用枪炮手榴弹坚决阻挡。最终，荷军保住了两艘战船，但也无法再攻打郑军泊在内海的船只。
在陆上，荷兰人败得更惨，他们的指挥官培德尔上尉对此应负主要责任。他带着240名士兵，前往热兰遮城北边的一处沙洲阻击4000名已完成登陆的郑军。按说，看到对方的兵力，指挥官应该组织队伍有序撤离，但在培德尔看来，中国人根本就是乌合之众，只要射倒其中几人，剩下的士兵就会落荒而逃。1651年，他们确实以两三百人，靠这样的方法，击溃了台湾屯垦领袖郭怀一七八千名抗荷的汉人武装，但久经沙场的郑成功部队并非此类。
误判形势的培德尔，指挥他骄傲的队伍向郑军挺进。对方见他人数如此之少，就抽出七八百名士兵，绕到荷军背后抄袭。荷军行进到合适距离，开始放枪，郑军也引弓回击。荷兰人这才发现，武器不如他们的中国人，并不都是会被子弹吓跑的懦夫；而当他们惊觉背后的突袭时，先前的十足勇气已经化为万分恐惧。培德尔自知不利，想指挥全军以密集队形撤退，他的士兵却早已不听指挥，四下奔逃，如他们战前设想的中国人那般。战斗结束后，119具荷军尸体留在了沙洲上——包括指挥官培德尔，其余荷兰人涉水爬上海岸边的领航船，狼狈地逃回了热兰遮城。
陆海两番交手，荷兰人都没占到便宜，他们派去增援普罗民遮城的队伍也因指挥官判断没有胜算而退回。自识打不过郑军的荷兰人遂遣使求和，希望以献出台湾本岛为条件，换取他们在大员基地以及在台湾传教权利的保留。在见识过前面讲述的虚张声势的计谋后，荷兰使节发现他们与郑成功根本无法达成共识——郑的底线是荷兰人必须全部离开，战争还将继续。
这时的荷兰人已经实际失去了普罗民遮城，这座没什么防御力的城堡本身就难以应付装备有大炮的郑军，还陷入了断水的危机。而热兰遮城西边的热兰遮市镇没有城墙，也无法防守，只得尽快将市民撤入热兰遮城。荷兰人可以守的，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座城堡和它北面的丘陵。
占领市镇后，郑成功军队整顿了20多天，5月24日，他们将28门大炮运进市镇，架设在平地上。次日凌晨，天还未全亮，郑军大炮齐发，炮弹射中城墙，热兰遮城的地面都震动了。被轰隆巨响惊醒的揆一前往胸墙察看，发现郑军留出了一个致命弱点：所有大炮全然没有设防，士兵们还因为顺利击中城墙而欢天喜地，把身体毫无戒备地暴露在荷军可以射击的地方。
揆一命令部下调整战术，采取对人最有杀伤效果的攻击方式，例如在枪炮里装上大铁钉。适当时机一到，荷军炮火交叉射击没有遮掩的郑军，这一轮攻击就让对方死伤遍野，攻城的大炮也无人操作。指挥攻城的将领出于急躁和火器作战经验的匮乏，错误地命令后头部队冲上去补充前面已经阵亡的士兵，然而，这种把自己暴露在敌军枪口下的冲锋根本就是有去无回。据荷兰人后来抓到的俘虏说，郑军在此次攻城战中牺牲了上千士兵，伤者为数更多。因为伤亡过重，郑军不得不退回市镇，把大炮丢在了原地。荷军乘胜派出一支突击队，破坏了对方多门大炮，还夺取了32面军旗。
攻城受挫后，郑成功改变战术，对热兰遮围而不攻，将更多精力放在稳固对台湾的统治上，企图困死城内的荷兰人。荷兰人面对物资的匮乏，只能派出船只，到外海去劫掠郑军的补给船。8月12日，一支意料之外的援军抵达大员海湾，原来，是在最初海战逃走的玛利亚号，逆风航行50多天，把情报送到了巴达维亚。这支援军让荷兰人欣喜若狂，但他们很快就归于平静：虽然来了十艘船，但只带了七百士兵，指挥官还是毫无战争经验的卡乌。
得到援军的荷军一度组织反击，但天时完全不站在他们一边，水陆两路反击的计划被风浪和潮水破坏，只换得白白死人。派去召回驻扎在台湾北端淡水、鸡笼两要塞守军的三只船也没完成任务，干脆被风暴吹到了福建。机缘巧合，他们遇见了清军的靖南王，给热兰遮带回一条清荷联手夹击郑氏的“好消息”。
联手清朝，大概是荷兰人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援军指挥官卡乌突然自告奋勇，要亲自完成这项任务。12月3日，卡乌带着三艘火力最强、速度最快的帆船和两艘小船启航，随行的还有热兰遮荷军中最精锐的士兵，按计划，荷军将同清军夹击金门的郑氏基地，用围魏救赵之法来解救受困的热兰遮，最起码也要运回城中急需的物资。但卡乌打的是另一种算盘——他只想借机逃命，开进到澎湖，卡乌打发五艘船中的三艘返航修缮，自己驾着两艘好船，带着一批士兵和船上的军需品，转往暹罗方向驶去。
卡乌掐灭了荷军最后一份希望，不少士兵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崩溃了。一个名叫罗迪斯的中士为了保命，不但投降了郑成功，还把热兰遮防御的所有弱点和盘托出，帮郑成功制定了全面的攻城计划。计划的关键在于夺取乌特勒支碉堡：只要在碉堡附近的山丘筑起炮台，它就会变得很容易攻陷；打下碉堡，热兰遮下方的四角附城便唾手可得；而进入四角附城，就进入了荷军射击的四角，用挖坑埋雷之类办法，热兰遮城也不难攻克了。
郑成功接受了罗迪斯的建议，不过只实施了一半——当乌特勒支碉堡失陷，荷兰人就决定投降了。1662年2月1日，双方正式签署协议，郑成功同意让台湾的荷兰人（包括战俘）安全离开，荷兰人则把他们的公有财产留给了国姓爷。经过九个月的艰苦鏖战，郑成功终于拿下了整个台湾。
荷兰人的审判
“福尔摩沙丢了！”这一消息震惊了高傲的东印度公司和本土荷兰人。直接掌管台湾的揆一和大员评议会被当做失职的祸首，他们一回到巴达维亚就被投入监狱。揆一更是被判处死刑，只因处刑时间迟迟未定，才改判终身监禁，在印尼一个叫艾伊的小岛上羁押8年后，其家人终于说动掌管军队的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光荣革命后成为英国国王）出面，把他放回了荷兰。
东印度公司对揆一的审判是这场战争最为滑稽的后续，这个殖民集团的颟顸作派在审判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透过这一审判，后人也不难一窥荷兰人丢失台湾的原因。
实际上，败退巴达维亚的揆一已经不能再算是台湾的长官，早在战争进行之时，巴达维亚评议会就解除了他的职务。那份解职决定是范德兰告状的结果，根据巴达维亚给揆一的解职通知书，可知范德兰投诉了揆一两大罪状：一是轻信流言，在根本看不到丝毫敌人来犯迹象的情况下，就疯狂地迫害岛上的无辜汉人，“非常多的汉人士绅和平民未经审判就遭受酷刑……乡村地区贫穷汉人被残虐地逐出家园”；二是无视巴达维亚征伐澳门的命令，使良机白白错失。解职的命令发出不久，玛利亚号带来了热兰遮受困的消息，巴达维亚才如梦方醒。要不是派去接任的克连克发现台湾正在打仗，不肯登岸就转向去了日本，揆一在援军抵达之前就该交出他的职位了。
好笑的是，后来再次审判揆一的起诉书，并没有修改揆一的这两项“罪状”，只是在前后又添加了新的内容。巴达维亚的检察官起诉说，揆一和他的评议会官员，都是滥权贪腐之徒，放任何斌在台湾收税，从中捞钱中饱私囊，为庇护何斌，揆一们从那时开始就不公道地对待汉人了。接下来，揆一轻信流言，以暴政虐待汉人的指控跟前面的内容不太自然地衔接到一起，并质问为何台湾殖民当局既不主动去征讨郑成功，又不加强台湾的工事建设，他们阻止出征澳门也仍然受到了检察官的抨击。
至于战争失败本身，检察官认为，完全是因为揆一等人怯懦无能导致。起诉书多次提出，只要几百人就能打退郑成功的军队，例如范德兰就放言过给他400人让他去解决郑氏，但评议会不同意。荷兰人在第一次攻城战中收获的胜利也被提起，跟着是指责荷军为什么没有乘胜追击，消灭市镇里躲藏的敌人……
总之，尽管荷兰人输掉了台湾之役，也只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承认郑成功的队伍都是精兵勇士。东印度公司的其他人，还是咬定中国人都是娘娘腔，继续吹着他们几百人战胜成千上万人的牛皮，一点反省之心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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