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的不幸是出生在一个不读书的年代，而我个体的幸运则是在历史的黑洞里以瞎猫撞死耗子的方式读了许多书。我上小学时，当时在北京三十五中上中学的表姐兼做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也许是接管图书馆的红卫兵？总之，她可以把封存的禁书搬回家读，而且都是些竖版、繁体字、纸页脆黄的洋书，有一大串书名至今刻在我的记忆里，比如俄罗斯的青少年读物《铁木儿和他的伙伴》《将计就计》《夏伯阳的故事》《青年近卫军》，后来才知道是名著的《地心游记》《上尉的女儿》《俊友》《红与黑》和《高老头》，还有《红岩》《新儿女英雄传》之类的“毒草书”。毫无疑问，那些书都是囫囵吞枣似的翻着旧字典读的，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繁体字，再有就是染上爱捻纸页的恋物癖，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电脑写作的今天，我也无法读电子书，想来手感早已成了读书快感的一部分。
在表姐影响下，我还从读书痴迷到抄书。王琼花了一年的时间抄完了《牛虻》，我则一笔一画地用繁体字抄下了《安徒生童话》，从那之后对我来说，印着红字语录的浅棕色日记本皮和浅蓝色墨水的视觉记忆与遥远、陌生大陆的奇妙童话再难剥离。
当时，我家住在一个有上马石、门墩、影壁墙、垂花门、绿回廊的大四合院里，住在东跨院内原是书房的三间高台阶的大北屋，地板上的漆早已磨没，木雕隔断上的字画用高丽纸糊盖，我和表姐、外婆睡在最小的一间。有段时间，表姐会在每天睡觉前都躺在对面的小床上给我念一段她新抄的书，我至今记得，当她讲到牛虻抛弃他的吉卜赛情妇时，我居然蒙着被子哭得泪流满面……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文学感动，尽管那只是小说里最无关紧要的一个情节，尽管当时的我幼稚得还不懂感情。
家里只有一张属于父母的书桌，孩子读书，要么蹲在大门道外的上马石上，要么骑坐在高高的、包有铜皮的门槛上，要么坐在走廊下的小马扎上直到天黑，要么就在煤炉旁或被窝里。屋里的灯泡是15瓦的，光秃，昏黄，夏天的时候还垂着刺鼻的敌敌畏布条。就这样，我成了班里第一个戴近视眼镜的红领巾。
当然，也有些书是正经渠道得来的，比如浩然的小说和父亲从单位领回来的、印有“供批判使用”字样的《水浒传》，总之，只要是书模样的东西，只要我能够拿到手里，我都会读，包括一本《赤脚医生实用手册》。我对“男女有别”的最初知识就是从那里面白描的穴位图上获得的。现如今，原来学院胡同一号的大四合院早已成了金融街上的一个装饰品，但读书的记忆却像圣母升天，戴了光环。
不过，我真正意义的读书还是从中学开始。70年代末，书籍在被囚禁了十几年后终于发生了一次解放，第一批重见天日的文学书多是繁体版，市民们经常天不亮就赶到新华书店前排队抢购同一本书，那时社会上的读书热情真可谓“如饥似渴”，这也感染了少年的我。有一个星期天，我揣着积攒的零花钱，赶到王府井新华书店排了半天的长队后买到一本竖版的《牛虻》。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购书。那本书我读了不知道多少遍，流了不知道多少次泪；封面木刻是一张疤痕明显的男人脸，李俍民是被我记住的第一个译者名。
高一那年，结识了一个同样爱读书的男生李夏，我们每周末都会蹬着车按照习惯的线路转遍附近的书店。有一回，李夏一下子买了十本《少年维特的烦恼》，顺手给了我一本，没想到这本绿皮的薄薄的小书成了我情感教育的启蒙读物，它让我又记住两个名字：歌德和杨武能。
后来，我在北医读大学，但读过的文学书要比医书多得多。宿舍里22点熄灯后，我又钻进团委办公室里继续读。记得有一个冬夜，我和一个同学在暖融融的小屋里聊欧文·斯通写的凡·高传《渴望生活》，一直聊到天亮。一夜的飞雪，校园里皑皑一片，我们锁上门，互道分手。在回宿舍的那段路上，心里好像有一盏内源的灯亮着。舍友们陆续起床，我们一起有说有笑地去教室上课，我像一个间谍，不动声色地坐在他们中间。在城外读书的三年里，我同时置身在两个空间。
由于读书成癖，所以像强迫症患者似的逢人就讲，但又很怕朋友开口借书，所以每读一本好书，都要在书架上备两本。人在青春年代，大多有过迷恋诗歌的日子，不过对我来说，与其说迷恋诗歌，不如说是诗人，包括雪莱的私奔、拜伦的跛足和叶赛宁的躁郁，在我看来都很高贵。时过多年，有一首拜伦的短诗至今能背：
我总想把琴弦弹唱得欢乐，
可忧伤强做的笑颜，
就像墓碑上的紫罗兰垂着露。
虽然我有许多爱我的伙伴，
可是我的心哟，依旧孤独。
其实现在读来，这首诗并不深刻，但由于对应了那时期多愁善感的心境，所以记忆很深。另外，法国作家莫洛亚写在《拜伦传》里的一段话也对我影响很大：“惟有拜伦，曾是拜伦的诱惑者；惟有拜伦，会严惩拜伦身上的拜伦；惟有拜伦的摧毁者，将是未来世界的拜伦。”我把这句话视为自我反叛的启蒙，我对生活的态度和对自我的认知，就是在一系列貌似懒散、内核激烈的自觉反叛中形成的。
读书，是在人性中自由地穿行，对一个人心性、情感、承受力和理解力的影响是巨大的。我通过读书知道并相信，今后生活的幸福与否，都将建立在自己爱的能力上。在书里，我可以饱尝爱的狂烈的冷落，找到情感的解脱与宣泄，发现生活的误区，透视到灵魂的原色。大卫·科波菲尔的正直与善良曾让我喜欢得发狂，凡·高和弟弟提奥的书信则让我感动不已。在用文字构筑的空间里，我既是主人公，又是评判者，既是美好的拥有者，也是磨难的受难者，局限的个体生命在文字中得到无限的伸延。
我贪婪地从书卷里、在朋友中寻找到各类我欣赏的品质，然后变为己有，使自己变成了一个让人乍看上去眼晕的多棱体。其实我还是我，只是随着人们投来的目光不同而变换着颜色。读书多了，忍不住会尝试自己写。我写的东西第一次变成铅字，是在北医校刊上。那是两首很矫情的小诗，那该算我文学生涯的青涩开始。
爱读书的年轻人梦想多，我那时的最大梦想就是，一个人光着脚，到世界上走走。“流浪”，我很喜欢这两个诗意的字眼，带着地上的泥，牵着天际的云。对那时的我来说，阅读就是一种流浪，这种流浪与其说是时空的，不如说是心灵的，是一种在虚构中的真实成长。1991年深秋，正在中国音乐学院读研究生的我，终于实现了流浪的梦，搭乘10天的国际列车从北京到了匈牙利，将自己投进一个全然陌生的实验场，行囊里揣的唯一一本书，就是那本《渴望生活》。再有，就是带着自己年轻的本钱。直到出发，我居然没查过世界地图！当我在布达佩斯的凯莱蒂火车站跳下站台时，感觉自己就像一位准备屠龙的少年英雄。我不信命，但有件小事又叫我不能不信：当年我学钢琴时，能够弹奏的第一支曲子就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5号》。
接下来，是10年名副其实的流浪，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靠当地朋友的接济，凭自己的情感能力，在我的口袋里有一大串钥匙，都是朋友们给我的，我可以随时打开他们的家门。当地人质朴的爱给了我流浪中的安全感，也给了我后来写作的素材，比如，我10年前发表的短篇小说《玻璃鸟》《蚊子的情人》和不久前我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纸鱼缸》，就源于当年的几页日记。
出国后的前几年，我几乎没用母语说过话，偶尔给父母挂个长途，我都会紧张得要命：拨号前，总要在电话机旁放上一只手表，压上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我准备说的话……即便这样，只要电话一通，我还会“我我我”地结巴半分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患了“语言功能分裂症”：听和说用匈语，读用英文，写则用中文。那些年读了大量的书，比如英文版的《在路上》《鸟人》和好几本黑塞的书，就是我在生活最绝望的日子里读的。
如果我说出来，许多人肯定都不会相信：10年来我翻译了十几部匈牙利作品，但是我从来没学过匈牙利语，甚至连语言班都没上过。如果说上过，酒馆、咖啡馆就是我的语言学校，朋友们和字典是我的老师，再有，就是得益于我近乎疯狂的文学阅读。
十分幸运，我刚出国不久，就结识了我生活中一位最重要的朋友——海尔奈·亚诺什先生，当时他在大学历史系教书，还是匈牙利的著名学者和出版人。1992年他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帮了我。通过他，我认识了许多匈牙利作家，其中包括去年获得国际布克奖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他被苏珊·桑塔格评价为“当下最具哲学思想的小说家”，著名匈牙利导演塔尔·贝拉的《撒旦探戈》《鲸鱼马戏团》等代表作都是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
拉斯洛喜欢中国文化，1991年就曾到过中国并写了一本题为《乌兰巴托的囚徒》的散文集。1998年，我陪他重访中国，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10座城市。从中国回来，我对他的文字萌生了好奇，正巧，亚诺什出版了一本拉斯洛的短篇小说集《仁慈的关系》，给了我一本。于是我搬着字典开始阅读，由于他的句子太长太绕太复杂，后来我干脆动笔翻译，一篇不到10页的《茹兹的陷阱》，我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后来，这篇译稿发表在2016年《小说界》的第一期上……不过在当时，我做梦也没想过自己会成为文学翻译，拉斯洛也肯定不会想到有朝一日我会成为他作品的译者。不久前，我刚刚翻译完《撒旦探戈》，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总之，《茹兹的陷阱》成了一个药引子，从那之后我从阅读成瘾发展为翻译成瘾，在之后的三年里我翻译了十几位作家的三十几个短篇，不过我没给任何人看过。因为对我来说，那只是匈语练习和深度阅读，直到2002年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其实，我在90年代中期就见过凯尔泰斯，在拉斯洛家里的聚会上，但我并没读过他的书，不要说我没有读过，大多数匈牙利人也没有读过。诺奖公布的那一刻，几乎全世界人都在相互询问：谁是凯尔泰斯？我远在北京的母亲，在国内报纸上读到一条豆腐块新闻，说国内多家出版社争夺凯尔泰斯的著作版权，但由于匈牙利文学淡出中国出版界的视野20年，所以找不到合适的译者……我母亲凭着她对儿子的盲目信任，抄起电话与多家出版社取得联系，说她的儿子能够胜任，事实上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儿子的水平。话筒对方一听她介绍的人是医学院毕业和音乐学院研究生，跟匈牙利语八竿子打不着，事情自然没有下文。
但是老天佑人，我的弟弟伟民当时为正红的摇滚歌星何勇打鼓，聊天时无意中提起我母亲的努力，热心的何勇说他认识一位女编辑，“回头给问问”……几天后，作家出版社的朱燕和郭汉睿与我联系，问我能否帮他们找到凯尔泰斯的版代，问我翻没翻译过文学作品。巧上加巧的是，当时我在布达佩斯一家华文周报《联合商报》做编辑，报社办公室的房东不是别人，正是凯尔泰斯匈文版作品出版人的丈母娘。所以我一个电话就联系到凯尔泰斯外文版权的德国版代，并将我那几年积累的译稿寄了过去……之后的一切似乎顺理成章，我向作家社推荐了《英国旗》《船夫日记》《另一个人》《命运无常》等四部作品，并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将它们译成中文。那是没白天没黑夜苦熬的两年，是跟随凯尔泰斯两年的精神历险。
或许，文学在今天已不能改变世界，但绝对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人读不读书、读了什么书、读了多少、如何读、为什么读，这些都写在他（她）的气质里。以我自己的经历作证：阅读能够改变人生，能够成为一种宽广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讲，阅读、翻译和写作早已成为我的“三位一体”，而且我视阅读为“圣灵”；想来，翻译是阅读的极端形式，写作也是变相的阅读——阅读自己与世界。
文 余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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