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我在中山音乐堂听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这一天适逢俄罗斯日，演奏乐团是圣彼得堡爱乐乐团。1937年11月21日，《第五交响曲》由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当时的圣彼得堡爱乐乐团）首演，穆拉文斯基担任指挥，是一个划时代事件。
《第五交响曲》的首演被看作是肖斯塔科维奇音乐命运的分界线。彼时，列宁格勒音乐厅里挤满了人，他们猜测着音乐家之后的命运，等待着这部曲子惹出祸事。然而，演出结束后，许多人流下了眼泪。
“假如一个作品使得所有人都满意，那就应该认为它完全失败了。另一方面，如果所有人都批评你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里也许还有些有价值的东西。要是人们对你的作品展开讨论，有一半观众拍手称好，另一半想把你撕成两半，那么，你就是真正成功了。”肖斯塔科维奇说。
有时候，艺术比历史更准确地反映历史。肖斯塔科维奇用音乐描绘着他的生活与时代。在他看来，音乐是人类的经验报道。一位时评人在当时说：“肖斯塔科维奇音乐的哲学性很强，有一天，它或许能让后代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这比汗牛充栋的书籍还具有说服力。”
在《第五交响曲》公演之后，穆拉文斯基称，这是肖斯塔科维奇试图欢欣雀跃，却未能成功的作品。这个观点遭到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反驳：“哪里有什么可欢欣的？我认为人人都很清楚《第五交响曲》讲的是什么事。那里面的欢欣是逼出来的，是在威胁下制造出来的，正如《鲍里斯·戈杜诺夫》一样。那就好像有人用棍子打着你说：‘你的职责是欣喜，你的职责是欣喜。’于是你摇摇晃晃地起来，一边向前走，一边喃喃自语：‘我的职责是欣喜。’”
同年早些时候，肖斯塔科维奇在电梯口被逮捕。事情起因于1936年，斯大林去看了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中途退场。此后，《真理报》发表社论称：“这不是音乐，这是混乱。”肖斯塔科维奇被当局招去审问。他断定自己将要被捕，但他不愿意妻子和1岁的女儿看到这一切，于是，他每天晚上拎着箱子，在电梯口抽着烟，等待抓捕他的人。
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时代的噪音》（The Noise of Time），就是以这段往事为开头的。在序言上，他引用了一句古老的谚语：“一人聆听，一人回忆，一人饮酒。”
肖斯塔科维奇在后来的回忆里说，有一个折磨他了一辈子的主题，是“等待处决”。他的音乐里，有许多篇章在描绘这个主题。有时，他想向演奏者说明这一点，后来感到多此一举。对于蹩脚的演奏者，解释是徒劳的；而优秀的演奏者，不需言辞便可以心领神会。
逮捕事件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了《第五交响曲》，献给斯大林，作为“赎罪”。这部表达暧昧的作品，却受到了斯大林的赞赏，也挽回了肖斯塔科维奇一度失去的名誉，令其成为苏联音乐界第一人。《第五交响曲》是肖斯塔科维奇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开启了他创作生涯的第二阶段。
令人惊异的是，当局会将这首交响曲看成一首颂歌。《第五交响曲》欢乐的表象之下，埋藏着极度的痛苦与挣扎，这是非常容易察觉的事。就像肖斯塔科维奇后来说的那样：“这是什么礼赞？除非是十足的白痴，才会听不出来。”
肖斯塔科维奇清楚地知道，会有一些苏维埃现实主义者质疑其理念的“正确性”。于是，他写了这么一段辩护的话：“我们时常怀疑苏维埃艺术是否允许悲剧风格的存在。因为悲剧很容易被理解为命运和悲观主义。但我个人认为，苏维埃悲剧这种风格，是有权利存在的。苏维埃悲剧应该有一种‘正面的’想法，好比莎士比亚永存的情感。”
在《第五交响曲》中，可以看到肖斯塔科维奇在音乐中探索着两条脉络，一条是公开的，一条是私密的。他将两者协调合作，来适应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这样的双轨线，也出现在他的生活之中。
此时的肖斯塔科维奇30多岁。他不是很高，瘦削、脸孔轮廓分明。他有一双神经质的手，没有一刻能平静下来，同样不听使唤的还有他额前那缕头发，总是耷拉下来。他的朋友描绘他的眼睛，是“暴风雨过后的天空”：“如果你直视他牛角大框眼镜背后的眼睛，你会感到，他的心灵只有一个小角落在这个房间里，其他部分都在远方。”
与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不同的是，大清洗开始后，肖斯塔科维奇没有流亡海外，也没有成为异端分子。他选择了留在国内，将自己置于风暴眼之中。
从表面看，肖斯塔科维奇选择了一条懦夫的道路。
他始终处于政治生活的中心，以作曲家的身份献身苏联革命思想。他甚至自愿担任了公职，并在1960年加入了共产党。在入党会议上，人们等待肖斯塔科维奇说：“我的一切优点归功于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他却大声地说：“我的一切优点归功于我的父母。”
他住在一栋宽敞的寓所里，1937年已受聘于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任教授。除了教学以外，他还担任许多行政工作。他还为苏维埃兰影厂（LENFILM）谱写了许多电影配乐。斯大林对这些配乐评价甚高。对此，肖斯塔科维奇这么说：“契诃夫说，除了揭发信，他什么都写。我和他的看法一样。”
他蔑视强权，但又是懦弱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充当着斯大林粉饰太平的工具。1949年，他去纽约参加国际和平会议，像机器人一样宣读了苏联当局为他准备好的讲稿。他欣赏斯特拉文斯基，赞美他的傲慢。但在纽约的会场上，当一个苏联官员公开问他，是否觉得斯特拉文斯基反动透顶时，他在一阵沉默之后，说了“是”。
“我的英雄是个懦夫。或者说，他常常被视为一个懦夫。又毋宁，他处在一个不得不成为懦夫的情境之中。如果将你我放置在他的位置上，也会成为懦夫。如果我们决定成为懦夫的反面——英雄，那是极其愚蠢。在那段时间里，挺身而出、对抗极权的人都被杀害，其家人、朋友及有关联的人，均蒙受到凌辱，送入劳改营，或被处决。当一个懦夫，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在《卫报》的一篇文章上，朱利安·巴恩斯这样写道。
肖斯塔科维奇的境遇，是集权的环境里，知识分子的境遇。在这样的境遇里保有良心，通常只有两条道路，流亡或死亡。而肖斯塔科维奇选择了第三条路。这样的选择，好比每日穿梭在地狱之中。朱利安·巴恩斯说：“选择成为懦夫，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音乐中，肖斯塔科维奇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良心。唯美主义者反对音乐使人想起生活，想起受害者和死者。他们认为，音乐应该是优美的，作曲家应该只想纯音乐的问题，才能获得安宁。这是肖斯塔科维奇所反对的。“我断然反对这种观点，而且朝相反的方向努力。我始终要音乐成为积极的力量，这是俄罗斯的传统。”
“在一个人的灵魂中，蔑视与谄媚是并存的。”肖斯塔科维奇看不起马雅可夫斯基，认为他是这种集合的典型例子。在他的诗中，他蔑视美国和巴黎，然而，他却喜欢去巴黎买衬衫。肖斯塔科维奇不屑地说，如果要捡到一支美国钢笔，需要爬到桌子底下去的话，那么马雅可夫斯基也会这么做。
“为斯大林写颂歌我做不到，根本做不到。”在当时，人人都在称颂斯大林，他似乎也应该加入到这种不体面的合唱里去，这是肖斯塔科维奇所不愿意的。
东方故事里，有一个找画师画像的瘸腿独眼可汗。他找来了三个画师给自己画像。第一个画师，将他的缺陷画了出来，被他处决了；第二个画师，将他画得十全十美，也被他处决了；第三个画师，画可汗拉弓射箭，瞎眼闭上，瘸腿踩在岩石上。他得到了褒奖。在肖斯塔科维奇眼中，斯大林就是这个可汗。
肖斯塔科维奇应该怎么办呢？他不能，也不想公开顶撞当权者，但他也无法完全屈从。因此，他选择了“癫僧”的方式。
“若要保住某样东西，最好的办法是不去理它。爱得太过的东西容易毁灭。要冷眼对待一切，特别是心爱的事物。那样，它的生存机会反而会多一些。”肖斯塔科维奇说。
“癫僧”是俄国的一种宗教现象，起源可以追溯到15世纪，甚至更早。他们能听到和看到别人无法知晓的事物，用看似疯癫的方式，向世人表达他的见识。在一定的限度内，当权者承认癫僧的批评权利，允许他们放诞。他们荒唐无稽的预言，农民和沙皇都听。他们表面在装傻，实际在揭露。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个人解放论者。
“对于现代癫僧而言，世界已成废墟，建立一个新社会的企图已经失败。他们是光秃秃的地球上赤裸裸的人。过去的崇高价值标准已被扫入尘埃。他们感到，新理想只能从反面来肯定，用讽刺、嘲笑和装傻为烟幕来表达。”肖斯塔科维奇的好友、音乐家伏尔科夫写道。
有一段祈祷文，是这样写的：“主啊，请赐我力量，去改变能改变的事物，接受不能改变的事物。主啊，请赐予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这段祷文让肖斯塔科维奇喜欢，也让他憎恨。他感到，自己的生活直到临近结束之时，依然既没有这种力量，也没有这种智慧。
“心灵中始终存在着矛盾，这是所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通病。”肖斯塔科维奇感到，与他同代的知识分子，心理完全变了。他们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全部怒火，去为生存斗争。在过去，他们关心的是赞扬与诋毁，而现在，一切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寻找吃食，在自己气息犹存的时刻，抢到生命中的甜水。“把这叫作嘲讽都不够，这是一种犯罪心理。”
小时候，他害怕伸过来的手。“手能把你抓住。所以我害怕的是被抓住。陌生人的手，可能抢走你的食物。所以，这种害怕是害怕挨饿。”当他听到别人痛苦，自己也会感到痛苦。不论是人还是动物，他为一切活着的东西感到痛苦。
痛苦使他害怕，对于死亡，他却不怎么恐惧。“因为我已经学会比较冷静地对待死亡。”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他与朋友交谈，喜欢赌咒。随着岁月的增长，他越来越少使用这类语言。“我已经看到了死神的眼睛。”在晚年，肖斯塔科维奇说，现在的自己对过去的自己更为理解，也更为贴近了。他感到自己可以看到过去的眼睛。 6月25日，德国国际肖斯塔科维奇音乐节期间，一个合唱团在郊外演唱
肖斯塔科维奇喜欢讲故事。他过去的一个朋友，告诉他一个寓言。甲虫与毛虫相爱。有一天，毛虫忽然死了，卷在茧里不动。甲虫痛苦地扑在爱人身上。这时，茧里飞出来一只蝴蝶。甲虫决定杀死这只蝴蝶，因为它打扰了自己哀思。它扑过去，却看到了一双熟悉的眼睛。它差点儿杀死了自己的爱人——因为除了眼睛以外，它的一切都是新的。
“要达到这个境界，你需要正视事物的眼睛。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候，用一生的时间都不够。”
肖斯塔科维奇崇拜果戈里。他也喜欢跟人讲果戈里棺材的故事。那是上世纪30年代末，有人掘了果戈里的墓，却发现作家不在棺材里。于是谣言四起，说时代实在太糟糕，连果戈里的尸体也受不了，逃跑了。人们封锁了墓地，却发现果戈里的尸体并没有走远，他躺在附近，脑袋也掉了。原来，人们在纪念碑上放置了太多石头，这些石头砸下来，砸坏了棺材，把果戈里的头也砸掉了。
肖斯塔科维奇的境遇，与“果戈里的棺材”是相似的。高高的墓碑上，压着重重的石头，随时可能掉下来，而墓碑下的棺材里，躺着的却是一个活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决定像果戈里的尸体一样，“逃出棺材”。他向伏尔科夫口述了一部回忆录，是为《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在他死后，书稿被送往西方出版，轰动了世界。
当他回忆往事，“看到的只有尸体，堆积如山的尸体”。“我想这方面的经历或许能对比我年轻的人有些用处。也许他们不会像我这样，不得不面对可怕的幻灭，也许他们对待生活会比我更有准备、更坚强。也许他们的生活会摆脱使我的生活蒙上阴影的辛酸。”
“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情的世界。这个世界把这位艺术家当作角斗士，要求于他的，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来说，是‘认真彻底地死去’。”在《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的序言中，伏尔科夫这样写道，“这位艺术家遵命了，以死亡作为他成功的代价。肖斯塔科维奇在死去之前，就已经付出了这个代价。”
文 何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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