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白塔寺的这片胡同区是北京二环路内的小小孤岛。在连绵的青砖灰瓦坡屋顶的四合院外壳里，是6000多户人日渐衰败的生活。“大拆大建中把肉都吃完了，剩下最后一块骨头。”怎么啃这块骨头？成片开发正逐渐转变为一个院落、一个居民的微观视角。
小院儿的衰败和重生
我要去青塔胡同39号。从地图上看，这是阜成门桥东北角的一条南北向胡同，但走进去才发现，里面并不是想象中横平竖直的棋盘式格局，已经被形态各异的房屋扭曲割裂成一个迷宫。于是还得借助外部的城市系统——“沿着二环路边绿化带，看到一个骆驼雕塑就拐进来，不要管方向，就顺着一直向前走。”
提起白塔寺，总会唤起一段回忆。几年前我住在阜外大街，单位还在中国美术馆附近，经常会骑自行车往返：自西向东一过阜成门，便可以看见白塔寺的塔尖，然后是历代帝王庙、广济寺，中西合璧的西什库教堂；到了文津街，则有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中南海；之后是北海、景山、故宫角楼和护城河；再就是五四大街上的红楼和中国美术馆……骑到这一段，车速就不由自主地慢下来，连汽车的喧嚣都没那么明显了。那时就觉得，这真是北京最美的一条街道。不知不觉间，家和单位都随着城市扩张搬到了更远的三环路、四环路，我们才开始有意识地去捡拾那段旧城的记忆，走进白塔寺背后的这片胡同。
“肥肉被开发掉了，这是一块剩下的骨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张悦形容。以街道和建筑的尺度划分，很容易划定白塔寺区域的边界——北起受壁街、南至阜成门内大街、西起西二环路、东至赵登禹路。这是一片被高楼包围的孤岛，尤其是与南侧的金融街并置，反差尤其鲜明。它为什么会在历次城市开发中被遗留下来？
“这一带紧贴着阜成门城墙根。过了瓮城是兵道，应该是没有房屋的。但是阜成门以前是走煤的，附近好多卖苦力、拾煤核的，就在城墙根搭棚子、立杆子，逐渐形成一些泥坯房，而且为了方便进出，自然形成了朝向城门的东西向街道。所以从历史上看，这里就是一片不规则的棚户区，一直要向东过了白塔寺牌楼，才出现一些更齐整的房屋，开始有贝勒府。”李京是白塔寺区域内宫门口社区党委书记，对这一带了如指掌。他告诉我，这一带的不规则还因为一座被烧毁的朝天宫，“宫门口”这个名字就由此而来。古代城市边缘多为寺庙聚集地，但如今世人只知道有白塔寺，却不知道还有这座十三大殿的皇家道观。但它在明朝一场诡异的大火中荡然无存，一些私自搭建的房屋和街巷逐渐在灰烬上生成，延续了朝天宫不规则的骨架和肌理，比如宫门口东岔和西岔之间的距离就表示了宫门曾经的宽度。因为这种不利的先天条件，也因为白塔寺这样一个重要历史地标的存在，南边北边的那些高楼像墙一样推到这里，就停下来了。
当90年代中期还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的张悦跟着导师吴良镛频繁来到白塔寺区域调研的时候，旧城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正凸显。当时计划经济下分配的公房维护不利的隐患大面积爆发，北京旧城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危旧房改造计划。“危改”本身没问题，但因为背后有着房地产开发的强大推力，导致旧城大面积被破坏。张悦告诉我，白塔寺区域南边的金融街就是当时“危改”的结果。“吴良镛先生曾提出在整体上做保护，中间也试图以政府、单位、个人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危旧房的改造，但是从大范围来看无能为力。市场经济的力量蓬勃发展起来，那种试图把整个北京进行统一保护的努力变得非常脆弱，北京开始划定特殊的历史保护区，同时在旧城里进行开发，希望用开发获利反过来补充旧城的维护和修缮。今天回头来看，确实造成了一些好的区段被高强度地开发，比如金融街，而且当时说要用这种开发来带动保护旧城和改善民生，结果却没有做到。甚至因为旧城里价格洼地的形成，涌入了更多低收入人群，房屋破败和人口拥挤进一步加剧了。好的被开发掉了，剩下的骨头还是那个样子。”
我终于在这片迷宫里找到青塔胡同39号院，这里是一处已经完整腾退出来的院落，正面向年轻建筑师征集更新方案。沿街的房子被统一刷了灰墙，修了坡屋顶，加上胡同里一排歪脖树投下的浓重树荫，从外面看仍有闲适自在的气度。但走进去，就发现纵横交错的胡同被挤挤挨挨的加建和停车围得水泄不通，里面规整的四合院已经非常稀少，曾经威风凛凛守护宅院的石狮子不知被谁削下偷走了，屋瓦上遍布碎片，顽强地长出几丛野草。这个院子比我想象中小得多，一个人走进去，另一个人得侧身才能出来。里面只有一间坡屋顶朝南的屋子，对面的一排平房都是加建的，厨房、储物间也住人。据说这里面住了两户人家，算算总共30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每人只有几平方米。原来的住户已经搬走一年，院子里荒草遍地，正房里剩下一张铁架高低床，一只猫趴在床上一动不动。
像青塔胡同39号这样已经腾退出来的院落总共有70个。它们被称作“种子”或者“触媒”，期待被重新设计成公共空间，带动人流进来激活这片区域，同时也形成样板效应，让周围的居民看到，除了用以往私搭乱建的方式把院子铺满，300块钱一个月分租出去，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来提升院落的价值。
青塔胡同里已经聚合了几个成型的样本。它们由几位明星建筑师设计，更像是在一个微观尺度上的实验，来探讨关于院落、胡同、旧城的一些持久议题。比如在宫门口四条24号，TAO迹建筑事务所主持建筑师华黎回应了大杂院里最现实的混合居住问题。这是一个只有10米宽、10米长的小院，原来住着兄弟姐妹四户，他因势利导地做成了四个独立的居住单元，将来可以面向在周边工作的年轻人来合租。有趣的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每个居住单元里还都有卧室、工作区、卫生间，甚至各自有一个独立小院，实在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在四个单元之间，还有一个共享的客厅将它们相互连接。“我叫它‘四分院’，是因为它与传统的四合院正好相反。传统四合院里院子是当之无愧的中心，所有的房间都朝向它，但今天青年人的个人生活核心是私密性，所以将四个居住空间朝向不同的方向，最终构成一个风车状布局，将四合院里传统的、向心式的家庭生活，转变成四分院内当代的、分离式的个人生活。从‘合’到‘分’的变化揭示出社会结构和生活模式在住宅中的转变。”华黎的事务所曾经就在白塔寺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他觉得新和旧、外来者和原住居民的两种生活方式是可以并存和互动的，事实上，这种多样性才是活力所在。
比起宫门口四条24号，相邻的22号院要大得多，占地面积将近250平方米，“直向建筑”主持建筑师董功想要在其中实现多种混合功能。他对北房采取了落架大修的保护方式，拆除了院子中间低质量的临时搭建，让原有的四合院肌理重现。然后将大院落分成三个小院，以透明砖隔断，以满足多个功能空间对私密性和公共性的需求。董功设想未来这里可以装入美术馆、咖啡馆，总之是一个聚合人气的公共空间。“我比较担心整个院子都给一个私人机构用，那就没意思了。”他告诉我。
“标准营造”主持建筑师张轲则选择了更务实的更新策略，他想要通过最少的介入，解决留下来居民的生存难题。在宫门口四条36号100多平方米的小院子里，他保留了原来加建房屋的肌理，只是把院子围合成U形，使得原先零碎的杂院回归庇护感。更重要的是，他巧妙地回应了胡同怎么住的问题。“现在的大部分胡同主道上下水问题都慢慢解决了，但院子里还没有卫生间，没有淋浴，厨房没地方放。我想植入一个极小的功能模块，1.5米见方，里面可以放入卫生间、厨房、洗衣机、干衣机，占地只有2.25平方米。这样的尺度适用于大多数胡同。一户人家的屋子大约15平方米，装一个这样的小模块，他的生活质量就跟上居民楼了。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很多人其实更愿意留下来。”
种子：一种干预策略
在张悦看来，白塔寺区域是一个缩影，可以映照出居住模式变迁的不同历史阶段。如果按照单位尺度的演变，顺序是超大、大、中、小。“在元朝，白塔寺刚建立的时候，边界是如何确定的呢？是皇帝找了四个孔武有力的蒙古勇士，从塔的中心射出四支箭，依箭落的地方划定了空间范围。它背后是一个帝国体系，每一个人作为个体被镶嵌在这样一个系统之中，居住空间也被以这样一种等级体系、血缘亲疏、身份贵贱来限定。第二阶段可以说是城市的尺度。在经过了革命之后，以往的等级制度开始坍塌，这一区域以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被重新定义。城市的所有者把房产试图收归公有，四合院不再是父亲住在正房、儿子住在厢房，而是将多余的房子交出来，以计划的方式分配给新进入北京的居民和单位，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白塔寺区域能看到那么多公房的原因。但当进入第三个阶段，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难以维系房屋的破败以及人口增长带来的进一步的住房需求，北京开始实施大范围的危旧房改造。同时市场经济的力量蓬勃发展起来，旧城被分成了更细小的碎块，有更多的开发企业以招拍挂或者划拨的方式来开发小片土地，房屋开始在这样一个架构内被重新定价。但试图以高容积率的开发获利来补贴旧城保护的设想在无形之手下失败了，旧城在大拆大建中被逐步蚕食。到了今天这个时间点，过去那种成片开发、成片保护的视角逐渐让位于更加精细化的观察，转为面对每个房屋或个人来进行，更多原住居民会留下来，参与到社区营建中去，共同塑造地方记忆和历史延续。”
为什么现在会转变为微观居住个体的视角？张悦认为，过去的拆迁概念，是一种强制性的定价和驱使方式。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开始尊重每一个社会个体，所以现在更多是采取协议腾退的方式来处理房产，大拆大建已经不可持续了。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所主任工程师叶楠参与了白塔寺区域的规划设计，她告诉我，目前北京市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背景下，严控增量，只能从存量上挖掘可能性。而且，从拆迁成本上来看，现在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再进行大面积的拆迁了，转而采取一种更加缓慢的“有机更新”模式。
“你知道旧城更新和房产开发有什么不同？”北京华融金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玉熙问我。华融金盈公司是白塔寺区域更新的运营主体，也是西城区政府在2013年初为启动这一项目专门成立的。王玉熙告诉我，这个问题是他们接手后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因为以前熟悉的房产开发模式在旧城更新中完全用不上了，以至于从2010年开始做了三年研究还下不了手。他对两者的区别提供了一个微观的解释——一个产权人和多个产权人。“房产开发是一个产权人，一个主体，对一个区域进行统一的规划，统一的建设，然后才把一个统一的产权分割为若干单元产权，我们称之为转移登记。初始登记是一个大产权，转移登记就变成若干个小产权了，再把这些小产权卖给张三李四。这是房产开发的模式，整个过程都是一个主体在运作的。旧城更新完全不同，在白塔寺区域有6000户居民，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6000个产权人。这就不能不考虑原住居民的诉求，也不能不去尊重他们的想法，得跟产权人建立协商的机制。而且要在产权高度分散的情况下，探索如何去有效地实现改造，形成新的秩序，同时又能找到投融资的路径。”
白塔寺区域更新的难点还在于，和南锣鼓巷、大栅栏等商业街区不同，这里是一个纯居住区。“随着居住的人口结构的恶化，人口数量的增加，导致整个区域不断地向一种更加不积极的方向演变，必须以强行干预的方式阻止它的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王玉熙告诉我，这一区域的更新以民生改善、旧城复兴为出发点，后来又加上了人口疏解的目标，他们期望在2020年前疏解15%的常住人口。他算了一笔账：“现在区域人口大约在6000户左右，15%就接近1000户，一户的腾退成本大约在350万到400万元之间，那么腾退1000户就是40个亿；再加上基础设施和其他改造投资，总共要至少60个亿。”
这么大的资本量，这么分散的产权，需要一种可持续的干预策略。王玉熙说，他们希望扮演一个起引领和示范作用的“小主体”，搭建一个包括当地居民和外来设计师智库等力量的“大网络”。这张网织好之后，最终会产生很多关联，每一种关联都意味着很多可能性。“具体的实施是以院落的腾退为起点，形成‘种子基金’，引发整个区域内生态环境的改变，带动更多种子的发芽和成长，不再每一步都要政府来浇水施肥。”
王玉熙将腾退出来的完整院落称为“重资产”。他认为，腾退一个院落投入的资金和时间成本都很高，这种方式是很难持续的。但是，就像供给侧改革一样，重资产投入仍然有必要，因为需要以一些院落作为“种子”，在里面强行植入基因，这是干预策略的第一步。“重资产需要发挥触媒效用，一些有影响力的文化机构是优先考虑引入的。什刹海的酒吧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休闲的业态，但它对居住功能区域的生态环境侵害性很强，而像设计、创意类的文化机构是可以和居民融合共生的。比如我们正在跟法国大使馆文化处谈合作，他们要来共同投资一个遗产修复的示范院落，这个院落日后怎么用法国人是不干预的，但是他们明确提出一点要求，就是这里必须是一个能够提供本地居民和外来文化机构进行交流互动的空间，而不能把门一关当成会所。另外还计划设立一些美术馆，这又是一个强行植入的概念，胡同里不会自发出现，但我们要让它出现，因为美术馆会让一些有文化认同的人走进来，进而对这个区域产生更多关注。”与人口疏解的15%目标相对应，腾退院落也只占所有院落的15%，在白塔寺区域大约900个院落中，大约腾退150个院落。那些不进行腾退的院落被视为“轻资产”。“轻资产就是说我们不再收购这些院落，但是变相地提供一些新的租房需求。目前这个区域有将近一半的原住居民都是不在这儿住的，他们把房子以极低的价格租给了外来流动务工人口，那么为什么不能以更高的价格租给其他人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引入一些文化机构的原因，就是来搭建一个平台，不是一对一地给你捧场，而是给你提供这种可能性，让供需之间形成关联。通过重资产的引入带动轻资产运营体系的建立，形成一套完整的实施策略，最终目标是潜移默化地实现区域人口结构的调整。”
协议腾退是形成“种子”的起点，而且是整院腾退。“大栅栏的杨梅竹斜街是最早做协议腾退的区域，但他们是登记式腾退，以户为单位，遗留的问题是有的院没有完全搬走，比如只腾退三户，还留下四户，腾出的那三户并不好用，实现不了重资产的有效利用。我们之所以提出整院，也是想把一些有品质的机构引进来，他们对院落的微观环境是有要求的。”王玉熙说。
但是实现一个完整院落的腾退是很不容易的。负责院落腾退的华融金盈土地整理部经理王殿斌告诉我，每个院子都住着好几户人家，只要有一户不愿意腾退，那么跟其他户签署的协议就不能生效，整个院子里的人就都走不了。他说，在安置房源充足的时候，“海绵里的水”是比较容易挤出来的。“综合西城区整体的拆迁补偿标准，每平方米补偿十一二万元。协议腾退主要是给安置房，比如2013年回龙观有处房源，成本单价是1.07万元，那么我们给出了7.5倍的系数，也就是每平方米给出成本8万元的安置房，再加上4万块钱的现金补偿，这样正好是每平方米十一二万元。就居住面积来看，原来有20平方米房屋，就可以置换出150平方米新房。很多人其实更看中暗含的收益，政府购入安置房的成本单价是1.07万元，市场价随便就是两三万元，一旦获得产权，一转手出去收益就可以翻倍。”问题是这个区域里面产权很复杂，“有私产、公产，公产里又分单位产、央产，甚至还有庙产，有些产权是无法转让的。”另外就是每户人家都有各自的情况，比如有一户原来的房主去世了，留下三个子女，争抢租赁合同的归属，一直形成不了新的租赁合同。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就没法签约。王殿斌曾在1994年金融街刚拆迁时就参与其中，他觉得目前的插花式腾退虽然推进缓慢，至少原住居民有了选择权。
这里以后会不会彻底地中产阶层化，原住居民在市场推力下全部搬离？王玉熙认为不用过于担心。“因为‘轻资产’院落有一个基本条件，房主不在这儿住，他才能把空间出租盈利。如果他自己还在这儿住，怎么可能拿这个房子去干别的呢？另外这个区域还有一些优势，比如上班近，看病、上学方便，原住居民不会全部搬走。我们的调研也发现，将近50%的原住居民是想留在这里的。”
拼贴城市：四合院、社会主义大楼和鸽子
推开李铎在宫门口西岔的院子大门，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片衰败的大杂院区域，竟然有一座真正的四合院！从外面看，只有一个单扇门，也没有讲究的门头，进去才发现街面这排倒座房因为长期公租没有修缮，反而成了对后面院落的一种掩护。这是个二进院，过了翠竹掩映下的垂花门，里面是一个规整的四合院：正房，东西厢房，宽大的院子里种着核桃、海棠、柿子、玉兰，还有一棵上百年的银杏树。“1998年白塔寺打开山门，还没刷油漆呢，10月份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夫人第一次访华，其中一项安排就是参观白塔寺。他们临时想看一个民居四合院，西城区政府就在附近给他找，我们家接待了他。他走了之后，这个院子就被挂牌保护了。”
这个院子其实是1987年修建的。李铎告诉我，她们家之前在新街口附近有个独院，临街，紧贴着规划红线。她父亲担心一拓路院子就没了，于是把那一处卖掉，买了白塔寺的这个院子。“新街口的院子房管局评定价值5万元，买主另给了父亲、哥哥和我三户总共30万元安置费，这儿评定4.5万元，我们也给了原房主15万元安置费，这样剩下了15万元，用来重新翻建装修。2000年前后我们把‘文革’时分给别人的倒座房的租赁合同买断了，这个院子才算真正完整了。”李铎说，她们就是想找个不拆迁的地方，这儿因为紧邻白塔寺，限高9米，拆迁的概率应该会低一些。而之前新街口的老房子，果然在90年代那一轮拆迁改造中荡然无存了。
李铎对院子的未来命运并不太确定。这个院子占地500平方米，建筑面积有335平方米，她去问过负责腾退的人，对方说：“按照7.5的系数，我们得给您280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按一套房100平方米来算，也得28套呢，这不太可能，我们动不了。”她才放心了一些。
父亲去世后，李铎的哥哥住在正房，她住西厢，女儿住东厢，恢复了四合院里的传统生活。她是画家，每天早上在窗下铺一张纸开始作画，正对着院子里的树荫和外面的白塔。四合院里的居住确实有些不便，虽然他们自己建了卫生间，但是冬天的采暖还是一个问题。“以前烧煤时，要夜里零点去等煤车，那个时间大车才能进来。‘咣当’一卸车，大晚上的，邻居不干了。烧完一冬天，还得运出去啊，又是问题。现在‘煤改电’了稍好一些，但是这屋子一整面都是玻璃，最冷的时候室温只有12℃。”李铎说，她有四合院情结，比较接地气。庭院里种点花花草草，绿树成荫，麻雀、喜鹊、啄木鸟也常来，一推门进来就很安静，有种创作的心境。她信佛，也习惯去白塔寺转转。特别是早晨的时候，没什么游客，会看见僧人和信众一圈一圈地绕塔。
如果说四合院代表一种传统生活，1961年建成的福绥靖大楼则是那个年代社会理想的象征。因为超乎寻常的2.5万平方米的体量，站在这片胡同区的任意一点，都可以看见它的身影，但都难窥全貌。这座八层大楼呈“Z”字形，东西向单边尤其长，站在楼道里昏暗的灯光下，一眼望不到头。历史和传说混杂在一起，周围的人都说它是“鬼楼”，甚至还在里面拍过一部恐怖片。如今宫门口社区就在大楼的一层办公，它才没那么神秘莫测了。宫门口社区书记李京告诉我，当年北京要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建四座社会主义大楼，福绥靖是其中之一。“是在人民大会堂盖完的第二年，用那里剩下的水泥和钢筋建成的。只有大型国企的厂长、书记、总工才能住进来，车间主任都少。到后来住房产权结构调整，住的人才不大一样了。”李京说，这楼在当年特别超前，那个年代都住平房四合院，能住楼房的很少，而且这楼还带电梯，有暖气，更了不得了。现在社区居委会所在地就是原来的一套房子，50多平方米，两居室，还有过道、卫生间、阳台，一应俱全。就是有一个问题——没有厨房。“设计大楼的时候正是‘大跃进’时期，要‘吃社会主义大食堂’，所以没在户内设厨房，而是在地下一层建了公共食堂。之后问题来了，从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不能吃食堂了，现代生活又需要厨房，怎么办？就在楼道里放煤气炉、煤气罐，成了一道景观了。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一个炉子、一个罐，隐患越来越突出。2005年开始对这里的400多户居民进行危房腾退，但到现在还有30多户没搬走，有的楼层只剩下一两户。居委会的小姑娘不敢一个人上去，李京说，其实没那么可怕，都是被传说得神乎其神，还经常有外面的人带着专业设备来楼里探险。其实现在楼里还有偷偷往外租房子的，当年腾退时把户门都封上了，又被破开，住人，反正水电全免。在他看来，这次如果能够全部腾退，不如改成一个养老院。“胡同里实际居住的老年人占70%。我们社区养老院只有69张床位，很快就满了。如果把福绥靖大楼改造一下，轻轻松松能放下1000多张床位。”
如今这里的胡同居民最惬意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会早上6点就去安平巷的徐记烧饼铺排队，要一碗豆面丸子汤，再来个烧饼，也就5块钱。再去北海、景山遛个弯，然后去宫门口菜市场买菜回家做饭，或者拐到宏大胡同吃一碗“胖子卤煮”，下午再去官园花鸟鱼虫市场逗逗鸟、看看鱼。最有代表性的，是养鸽子。
几乎每条胡同里都有一个养鸽人。如今鸽哨声很难听到了，但是如果往房顶上看，那些高处的杂乱搭建很多都是鸽棚。青塔胡同的赵师傅就在自家屋顶上搭了一个，他50多岁了，从20多岁就开始养鸽子。“我为什么喜欢？因为鸽子有种精神。你看它总共不超过一斤肉，但是能飞500公里不停。一路上它得遇到多少艰险啊，刮风、下雨、飞禽，就是靠这种顽强的精神。”他说的是信鸽，老北京人养鸽子还要从清军入关开始说起，那时训练鸽子是为了传递书信。等到大清入主中原，八旗子弟就开始养鸽子来玩。信鸽忠实，认家，不嫌贫爱富。“好的鸽棚跟颐和园似的，有中央空调，上下给水排水，但是鸽子就不去，就认自己的窝棚。而且它通人性，‘扑’地就落到你肩膀上，你要是不高兴了，它又‘腾’地一下飞走了。”赵师傅说，现在信鸽有比赛，最简单的是棚赛，一只鸽子进场要交1000块钱，拿到名次就能赚钱，去年的冠军鸽挣了1500万元呢。现在有人为了出成绩，和朋友互换鸽子，不过赵师傅从来不舍得换。他告诉我，以前养鸽子还讲究“不找鸽子”，你的鸽子飞到别人家去了，那是没面子的事。所以如果人家捡到不还，就算了。还给你，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文玩”，就是双方都客客气气；还有“武玩”，对方一枪把鸽子打死了，要脸面的也不能生气，得说“这不是我的鸽子”。赵师傅说，视万物为玩物才是文化的底蕴，可是这种底蕴在慢慢消失。比如老北京更传统的观赏鸽，就在家门口养，已经快要失传了。“天一亮就有鸽子在房顶上咕咕地叫唤、低飞，你的视线就随着它望远了。当年梅兰芳就特别喜欢鸽子，用它养生、练眼。”
传统的鸽种像乌头、北京点子已经很少见，我们正好在附近的宏大胡同遇到了。它们是刘建华的宝贝，“金眼黑乌头”，顾名思义有个漂亮的黑色脑袋，而且“嘴小，活得费劲”；“北京点子”，头上有斑点，而且脑袋像个“蒜鼻子”；还有“紫乌头”，“你看它的头特别圆乎，跟球似的，嘴还特别扣”。刘建华亲了亲那个毛还没长全的紫乌头。他告诉我，喂食就得这么嘴对嘴喂，这种鸽子之所以珍稀、难活，就是因为嘴太小了，自己吃不进东西去。可他不嫌麻烦，一天到晚跟鸽子在一起，心情特别愉悦。他还养过40只鹦鹉，到后来鹦鹉们可以盘旋围绕着他飞，他就天天带它们去阜成门遛弯儿，成了一景。有一天晚上，鹦鹉们没留在树上，回到鸽棚上去了，全都被一只黄鼠狼给吃了。他感叹，这几年因为禽流感，胡同里养鸽子的渐渐少了，鸽哨也听不到了。“以前的老哨有七星葫芦、十三眼，还可以给配好音，像交响乐一样。现在都成了遗产。”
白塔寺的胡同生活是各个历史片段叠加的结果。在这里，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过去的，什么是现在的？什么应该摒弃，什么应该保留？很难去判断。柯林·罗（Colin Rowe）在他的经典著作《拼贴城市》中，以毕加索的“牛头自行车把”为例，解释了将看似冲突的片段拼贴在一起的思维方式：记住原有的功能和价值，改变结构，意欲混合，将记忆融合。这本书写于“二战”后西方城市大规模更新时期，他借助这种城市拼贴方法，来反思当时大规模的推倒重建导致的单一城市空间，或许也可以作为我们现在城市更新的一种参照。“当我们思考一个拼贴的城市时，看上去真实的，其实是假的；而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思议的，却是真的。因为，拼贴的城市很少有复制成分。”
生存与生活
“生活即展场。”刘伟告诉我。他是华融金盈搭建的“大网络”中的创意产业智库成员之一，“熊猫慢递”的创立者。去年北京设计周在白塔寺区域设立分展场，他在胡同院墙上展出了老书信和老物件。“老书信就挂在居民晒出来的被子上，花花绿绿的，也是他们自己的一种表达。”他之前在这个区域做过调研，可挖掘的文化点有三个：元代白塔寺相关的佛教文化，但是现在已经不能办法事了，更像个博物馆；与鲁迅相关的民国文化，因为这里有在鲁迅故居基础上建成的鲁迅博物馆；还有近代的老北京文化，包括胡同、社会主义大楼、花鸟鱼虫市场等。“但是单拿出来任何一个都不突出，有意思的恰恰是各段历史、各种生活叠加在一起的丰富性。”
“旧城区域最大的资源就是原住居民。”刘伟认为，传统开发模式成本比较大，原住居民拆迁上楼是一大笔费用，他们原来的房子或承租或转让，前期成本都分摊给后来的经营者，最后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些背负大量成本的外来经营者带入的业态价格高，同质化严重，南锣鼓巷现在就成了负面典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种模式。他认为，旧城更新的最大问题，就是丢弃了原住居民，尤其是老年人，很多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六七十年。“博物馆式的展示不是年轻人想看的，他们想体验胡同生活，想听故事。有人想听，有人想说，谁可以把两者串在一起？”
如何找到一种方法，让原住居民不搬走？主要问题还是生存层面的，特别是居住。王玉熙告诉我，他们正在开发一种可以批量化生产的功能模块，类似张轲的设计，把厨房卫生间集成在里面，置换出大杂院里的加建。他们也在研究，如何用5万元预算，把20平方米的房子改造得更好，以后可以给居民修缮房屋提供参照。另外的不便利在于市政设施。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所主任工程师叶楠曾做过前期调查：“很多胡同里都是雨水、污水一根管，没有燃气管，电线也是架空的，因为胡同里太窄，达不到多根管线进入的宽度要求。还有停车，现在三十几条胡同里大概停了750辆车，以后把更多交通引来了，停哪儿呢？”王玉熙说，他们设计在胡同区域外围的一条道路下面修建地下停车场，还要在里面架设一个综合管廊，把各种管线分层埋进去。“大市政管线可以在外围解决，但是胡同里进不去，比如热力管线直径有80厘米，胡同是埋不下的，因为各种管线有间距要求。另外，外面的道路在逐年垫高，胡同里的地基一直没变，这就形成很多低洼院，厕所的污水也排不出去。我们就把区域划分成更小的组团，一个组团一个组团地提供化粪池和主干管线，用这种方式来弱化胡同区对大市政的依赖。”
“很多人说，先把生存解决了，再说生活，再说文化，但我觉得文化是解决生存问题的最好办法。”刘伟认为，胡同里的生存和生活是可以并行的。如果把两者割裂开，反而会形成一种社会鸿沟。他自称菜市场爱好者，因为里面是当地人的真实生活现场。但现在宫门口菜市场已经被清空，花鸟鱼虫市场也已经被驱赶得只剩一条胡同，这些野生但生机勃勃的部分以后还能不能留下来？“现在年轻人的市集特别受欢迎，何不把市集放在这个胡同菜市场里，一边是年轻人在做烘焙，一边是原来花鸟鱼虫市场的经营者在卖鸟。”
主笔 贾冬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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