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大画家倾心去拥有另一位画家的作品，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他们的收藏和博物馆、画廊的收藏有什么不同？谁是谁的热爱？谁又几乎是所有画家的热爱？他们自己的绘画风格在多大程度上受其藏画的影响？
到达伦敦的第二天，6月21日，正好赶上伦敦国家画廊（National Gallery）的大展《画家之画：从弗洛伊德到凡·代克》（Painter’s Paitings：from Freud to Van Dyck）开幕。这是2016年早就令人有所期待的一个展览，国家画廊据称为它策划和准备了4年时间。80多件作品中，既有他们压箱底的馆藏，也有从其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借来的宝贝，有画作甚至说是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20年之久。
从弗洛伊德开始
放在中国绘画史里，其实“画家之画”这种话题没有多么特别。以中国文人传统，艺术鉴赏从来讲究私藏和私赏，除去拜师，递藏是习得书画和精进技艺的重要途径。“雅集”就是古代文人常见的聚会形式，尤其北宋李公麟绘画、米芾题记的驸马王诜的“西园雅集”，成为后来历代画家摹绘的母题。雅集主人多为书画大家或文坛领袖，选个合意的日子，将同门好友召集到宅第花园，摆酒吟诗，谈书品画。主人手里若是没有几件值得观赏的收藏，怎能应付得来这样的场面？所以大画家兼为大藏家，或藏而优则画，在中国古代都很寻常。研究中国文人书画风格，也要论及他们的收藏脉络。像明代书画“吴门四杰”之一的文徵明，他和他的后人都是名倾几朝的大收藏家，而吴地巨富项元汴，家族收藏可比皇家，子孙中如项德纯、项圣谟等人，日日在家揣摩古今名作，自己也成就为一代书家和画家。
但在西方，画家和宗教在早期所形成的供养关系，教堂在艺术传播中充当的公共空间的角色，以及18世纪开始萌生的博物馆公共收藏体制，都使得西方画家和他们的个人收藏之间没有那么显性的关系，相关记述多见于艺术家传记或者个展资料中，而很少有像伦敦国家画廊这次的《画家之画》，以倒叙索引的艺术史研究方式——从20世纪的弗洛伊德（Lucian Freud）、马蒂斯（Henri Matisse），一路回看到19世纪末的德加（Edgar Degas），19世纪中期的莱顿（Frederic Lord Leighton）、沃茨（George Frederic Watts）和劳伦斯（Sir Thomas Lawrence），18世纪的雷诺兹（Sir Joshua Reynolds），以及17世纪的凡·代克（Van Dyck）——通过八位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画家的个人眼光，将欧洲绘画在近三个世纪的变化线索呈现出来。
展览开篇是英国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的藏画。他死于2011年，生前提出将自己收藏了10年的柯罗画作《意大利女人》（Italian Woman）交给伦敦国家画廊保存。弗洛伊德有不少名画收藏，包括19世纪末法国印象派时期的德加和塞尚、英国19世纪的康斯坦布尔，也有他同时代的画家好友培根和奥尔巴赫。但这幅本身肖像《意大利女人》无疑是展览中最迷人的一幅。馆长加布里埃尔·费纳尔迪（Gabriele Finaldi）透露，《画家之画》展览的想法其实就源起于弗洛伊德的这一捐赠：当国家画廊在2012年最终迎来《意大利女人》入馆的时候，目睹原作的人都惊叹它的不同凡响。柯罗通常被认为是法国18世纪枫丹白露画派的代表，收藏家都渴慕他的风景画，但弗洛伊德的这件收藏却让人看到，柯罗的人物也如此简朴而完美。策展人安娜·罗宾斯（Anne Robbins）介绍，弗洛伊德是在2001年一场拍卖会上买下它，柯罗对人物体积感的表现以及令人意外的粗粝笔触都让他印象深刻而无法舍弃。《意大利女人》回家后，弗洛伊德将它摆放在他顶楼的休息室里，和奥尔巴赫的画、德加的雕塑相对，他每天躺在床上都能看到它。
“对于画家而言，拥有一件画作，意味着最深层次地与之相处，并在过程中发生一种亲密的、极其强烈的创造性对话。”罗宾斯于是想到要做一次盘点，看看在全部馆藏里有多少画作是像《意大利女人》一样，入馆前属于画家们的私人收藏，或由画家推荐购藏。这份清单出来后是令人惊讶的，竟有70多幅，其中多数曾为大师拥有。
狂热的德加
展出的8个“画家之画”，最狂热的收藏者大概要数印象派德加。馆藏中至少有14件德加的私人藏画，这还不包括他生前一直留在手中不愿出售的7幅自己的画作。这批馆藏几乎全部来自1918年巴黎的一场拍卖——在德加去世后一年，他的收藏就被人送到了拍卖行。
与德加藏画一起陈列的，还有老照片，拍摄的是当年他家起居室的陈设。德加的购藏主要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从那些挂在墙上、每天围绕着他的画作来看，德加的品位很高、视野比较宽阔：除了几件早期古典大师作品，他偏爱的显然是19世纪上半叶的大师杰作，比如安格尔和德拉克罗瓦，虽然一个新古典主义，一个浪漫主义，风格相差甚远。
对同时代人的画作，他偏爱马奈和塞尚。他也买了很多其他印象派画作，但我们可以理解为在热爱之外，也有情谊的因素。在印象派团体中，德加会参加一些咖啡馆聚会，但和其他画家的生活交集并不多，因为阶层差距太大。他出身富裕，一向衣食无虞，不需卖画为生。他不算外光派，对风景和光线兴趣寥寥，所以也较少和其他画家一起去巴黎郊区或法国南部写生。但他对依靠卖画生活和创作的朋友都尽力帮衬，尤其是对比自己年轻的画家，方式就是在他们最困窘的时刻，买他们的画。后印象派画家卡米耶·皮萨罗就回忆道：德加在帮助那些缺钱的艺术家时如此善意和细心。他帮过高更，在展览上买他的画。还有几位纳比派画家，像莫里斯·德尼、保罗·塞律西埃、皮埃尔·伯纳德和爱德华·维亚尔，他也像对高更一样待他们。画家之间有互换作品的习惯。德加藏画部分，有几幅就是如此得来，像那张印象派女画家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的《梳头的女孩》，是他在1886年第八届印象派画展上，用自己一张色粉画——《盆中洗浴的女人》换来的。
德加和巴黎很多艺术经纪商关系不错，他也因此便利，用自己的画作去交换他们手里的其他名画而无需偿付现金，通常是估算一个价格，然后留下自己几幅价值相当的作品。1895年，他从经纪商蒙特涅克（Montaignac）手里取走一幅德拉克罗瓦的肖像画《史温特男爵》（Baron Schwiter），交换条件是他自己的三幅色粉画，总估价1.2万法郎。另外他还有两幅重要收藏——马奈《抱猫的女人》，以及曾被禁公开展出的《处决马西米连诺皇帝》的残片，都是他用自己作品换来的。名作《处决马西米连诺皇帝》有油画和石版画三个版本，其中油画在马奈去世后不知下落。德加想要把好友的这幅画重新合体，他让经纪商沃拉尔帮他找到两段残片，是原画面的中央部分和左下方的马西米连诺的下半截身子，并说服对方四处打听，又买回另外两小段。我们现在伦敦国家画廊看到的大画由四块拼接，画面中央几个持枪的士兵群像基本接近完整。
从以上画作的购藏时间可以看到，德加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简直就是巴黎艺术市场的疯狂买家。他的雕塑家朋友阿尔伯特·巴索罗姆在给另一朋友的信中写道：“德加一直在……买，买。每天晚上他都自问该如何为白天买的那些东西付账单，可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又开始了。”人们都听说了德加的癖好，开始在拍卖中和他抬价，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德加看上了什么，他会不惜代价要得到。
多变的马蒂斯
不止一部回忆录里提到毕加索和马蒂斯在1910年后逐渐失和，但在展览的马蒂斯藏画中，我们却看到不止一幅毕加索作为私人礼物的馈赠。两个大人物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简单，是对手、目标，也还是朋友。
1941年，巴黎“二战”沦陷期，移居法国南部尼斯的马蒂斯将自己一幅素描送给身在巴黎的毕加索，致谢老毕帮他照护滞留巴黎城中银行金库的财产。一年后，作为回赠，出手大方的老毕把自己两幅立体主义肖像作品《多拉·玛尔》送给了老马。这两幅画被马蒂斯挂在他租住的尼斯雷吉纳旅馆（Regina Hotel）的房间里，和那段时间他拥有的塞尚、德加和库尔贝画作在一起。
马蒂斯的收藏习惯和弗洛伊德、德加不太一样。他的眼光和趣味总在变化，并在自己进入新的风格变化时寻求不同的画作，所以他的收藏数量很小，并极少长久保存藏品。他频繁和经纪商交易，就算曾经不计代价得来的画作，如果为了买进他更喜欢的新东西，或者仅仅为了获利变现，他也舍得出手卖掉。展览中有一幅从私人藏家手中借展来的高更——《耳后戴花的年轻男子》（Young Man with a Flower behind His Ear），是马蒂斯1900年从巴黎著名画商沃拉尔手中买来，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足够的钱，为此不惜分期付款，据说还典当了他送给妻子的结婚戒指。高更此作画幅很小，画的是他1891年第一次去到塔希提岛时认识的一个土著朋友：年轻男子面目英俊而单纯，在耳后别了一朵白色栀子花，和他的褐色皮肤、粉红衬衫和黑色领结，以及后面的蓝色背景形成丰富层次。马蒂斯看到这幅画时，被它的色彩和线条迷住了。他那一时期的绘画也从中受到影响。但到了1908年，他便准备出让当年千方百计得来的这幅画，试图用它去交换雷诺阿的一幅慵懒的女人像。到1915年，他终于卖掉了这幅高更画作。
另一个故事是1899年，当马蒂斯在沃拉尔的画廊里第一次看到塞尚的《三浴女》（Three Bathers），他立刻对自己刚付钱买下的凡·高那幅《阿利斯康墓地》兴味索然。
刚搬到尼斯的时候，他手头窘迫，但仍然倾囊而出，200法郎买了一幅塞尚的画，而当时这是他和妻子一个月的全部生活开销。当然，这幅画后来也被出售了。
德加的《梳发》（Combing the Hair）是马蒂斯保藏时间较长的一幅。这件作品本身也有点传奇性。1918年，伦敦国家画廊曾经从巴黎那场德加拍卖专场买下了这幅画，后来觉得画质粗糙，又从馆藏中清理出去了。马蒂斯很快从经纪商手中买到这画，一直收藏到1936年，才通过儿子皮埃尔在纽约开的画廊转手出去。有意思的是，买它的下家仍然是伦敦国家画廊，时任馆长克拉克（Kenneth Clark）亲自选中了它。
马蒂斯在拥有这幅画的16年里，从来没有谈论过它，但伦敦国家画廊的专家认为，马蒂斯二三十年代的室内画不排除受到德加这幅画作影响，比如对织物的描摹，对橙色和红色在画面中的大胆使用。他们展示了一幅从伦敦泰特美术馆借来的《漫不经心的阅读者》（Inattentive Reader），是马蒂斯1919年的作品。而在差不过同一时期，他买了德加的《梳发》。
当然，没有任何一幅藏画可以比得上塞尚的《三浴女》在马蒂斯心中的位置。它对马蒂斯的艺术带来了本质的改变，让他学会“像雕塑一样绘画”，并且这种影响持续一生。1936年的时候，马蒂斯说：“37年来我一直拥有这幅画……我从中找到了我的信仰，也获取了韧性。”
画家的“粉丝”情结
展览中有幅安格尔的油画《鲁杰罗拯救安吉利卡》（Angelica Saved by Ruggiero），是德加最心爱之物。画题取自16世纪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名篇中英雄屠龙救美的情节，安格尔以此在1819年为卢浮宫画了一幅大画，但也许是这个宏阔场面的文学题材同时可以让他展示在绘画女性裸体方面的卓绝，后来他接连又画过几幅同题。德加拥有过的这幅，曾经属于安格尔密友弗雷德里克·雷塞（Frederic Reiset）的私藏，此人做过卢浮宫素描馆和绘画馆负责人，是名望极高的一位学者，去世后收藏被拍卖，德加不计代价地拍得了这幅久慕的画作。出于对安格尔和这个画题的景慕，德加后来又设法购藏了一幅构图完全相同的安格尔素描，现在哈佛大学博物馆收藏。在艺术史上，德加的舞女被认为和安格尔伟大的素描有一种承接关系，看来也是有据可循。
对德拉克罗瓦的画，德加同样狂热地渴望拥有。德拉克罗瓦年少成名后，几乎就直接站在了以学院派安格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的对立面。1855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他和安格尔各拥一个独立展厅，有点像是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对擂。
而德加却偏偏同时是他们两个人的“死忠粉”。他开始收藏时，两位大师都还在世，他几乎利用一切人脉去寻找购藏两人作品的机会。他一生购藏的德拉克罗瓦作品仅油画就有15幅之多，更不用说其他色粉、素描和稿图。用自己三幅色粉画换得的《史温特男爵》，是德拉克罗瓦最优雅的全身肖像系列中的名作。德加曾在家中将此画与安格尔的那些优美的肖像作品放在一起，不知是否刻意为之。也许从两个对手看似无法兼容的技法和观念中，德加恰好找到了自己所要的。这幅画最后的结局也有戏剧性：1918年，德加的私人收藏被拍卖时，与伦敦国家画廊直接叫价争夺这幅男爵像的是巴黎卢浮宫，而伦敦国家画廊最后志在必得之势，可能和画里浓厚的盎格鲁元素有点关系：德拉克罗瓦画了一个巴黎社交圈里的花花公子，他的打扮和身后花园却完全是英范儿；另外德拉克罗瓦一直很喜欢英国19世纪画家托马斯·劳伦斯的肖像画，为此1825年曾到伦敦拜访，回巴黎后就画了这幅肖像。
被德拉克罗瓦仰慕的这位劳伦斯爵士也在“画家之画”的展览清单中。后半部分，他和另外两位英国古典绘画大师——沃兹和雷诺兹成为主角。但也许是英国绘画在17～19世纪始终无法和意大利、法国和荷兰等欧洲国家相比，作为英国之外的观众，对这部分内容稍感平铺乏味。他们的收藏偏好大都指向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米开朗琪罗、提香、拉斐尔，或稍后荷兰画派的伦勃朗和佛兰德斯画派的凡·代克。
在展览的末尾，凡·代克和他“提香房间”（Cabinet Titian）的故事看起来是接近完美的。在画家去世后，他的收藏清单里共有19幅提香画作，它们大多是人物肖像，美而高贵。这些藏画意想不到地在凡·代克后来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是他在画室里临摹的母本，也成为他在那个时代出人头地的资本。1627年，当法国路易十三王朝的摄政太后玛丽·德-美第奇到安特卫普造访凡·代克的画室，参观“提香房间”时，凡·代克的艺术人生在同时代人的眼里达到了巅峰。他和提香分享荣耀。人人都爱提香，不是吗？
文 曾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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