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两次贵州毕节儿童殒命事件的悲剧性也并不相同。
6月9日，毕节四兄妹在家服用农药自杀身亡。这个悲剧一度被认为是3年前事件的翻版——2012年冬天，毕节5名儿童在街头垃圾桶内点火取暖，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他们死于物质的极度匮乏：死前饱尝饥饿的折磨，直接死因则是为了抵御寒冷。
这一次，四个孩子在家饮毒身亡，也曾被描述为物质极度匮乏的结果。但很快，事实起了反转。他们的生活固然谈不上丰裕，但也不至于吃不饱穿不暖，在外打工的父亲持续寄钱回家，殒命后，人们在孩子家中发现很多玉米和腊肉。有吃有喝，为何自杀？白天不懂夜的黑，城里人也一度疑惑，应该如野草一样耐活的乡村儿童，为何走上绝路？
悲剧发生，人们自然要追究责任。但如果仔细看新闻，你会发现，要找某个具体的人负主要责任，可能会找不到，比如父母、邻居、学校老师、政府官员等等，他们或是有情有可原之处，或是有所作为但未能避免悲剧发生。当事情变得过于复杂，很容易让人要么陷入失语的境地，要么随便找一个对象责骂以发泄内心的愤懑——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
相比此前发生的流浪儿垃圾桶内取暖身亡事件，此次事件触及的社会问题更加深入。他们并非死于物质匮乏，但仍是死于匮乏，死于正常生活的匮乏。物质匮乏很容易解决，毕竟社会财富已经积累很多，只要保障机制正常运转，大米白面送上家门，个案的饥寒交迫很容易解决。但正常生活匮乏的解决则复杂得多，它所导致的悲剧，也更加无解。
“我曾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13岁的哥哥在遗书中，以诗一样的话语宣布他为何自杀——这厌世的笔调，本不该出自一个少年之手。实际上，他扮演的是一个中年人的角色，父亲外出打工之后，他必须承担起父亲的职责，这对他来说实在太沉重了。而三个更加年幼的妹妹，只能在13岁的哥哥的带领下生活，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凄惨的事情——从现有报道看，很可能正是哥哥“带领”她们走向了死亡。
这四个孩子的困境确实有其特殊性和极端性——母亲早早离家出走、身边没有直系长辈照顾、不是从小生活在这个村庄——但从匮乏角度而言，他们与中国6100万留守儿童（其中独居留守儿童205万）的匮乏感，差别只在于程度。即便有爷爷奶奶的照顾，又会怎样？随便检索新闻，就会看到大量的类似悲剧，在凋敝的乡村，年迈的爷爷奶奶有心无力，儿童意外殒命常常发生，也发生过愧疚的老人随后赴死的连环悲剧。
某种程度，中国的繁荣建立在对乡村家庭的拆散上：成年人离开乡村，村庄变成城镇，孩子们在被拆散的家庭成长。但家庭，自打出现在世界上，拆散它，就是一个悲剧。因为国内移民，出现如此大规模，如此大比例的留守家庭，在人类历史上，在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从未出现过。其根本原因，便在于城市只需要劳动力，而不需要由此带来的“冗余”的家庭。
即使没有出现殒命的极端情形，这些在正常生活匮乏中成长的儿童，比起正常环境下的孩子，更容易成为叛逆少年，拥有极端性格，甚至反社会的人格。信息社会的发达，会让孩子们模糊看到世界的模样，被抛弃感更强烈，可能的悲剧也更激烈。他们成长之后，终会“反哺”社会：这是他们的悲剧，也将是其他人的悲剧。
对这种悲剧的反制，其实早应该提上日程，但纵观近些年，反制措施并未有效开展。
一方面是投入的不足，相比对城市大规模的投入，对农村尤其是对留守家庭的投入，虽有增加但仍然少得可怜。比如说，寄宿学校不失为权宜之计，但数量却远远不敷使用。此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现实实践上看，民间NGO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上，动力更充沛、机制更灵活、效果更明显，但非政府组织事实层面的长期被压制，导致有效的社会解决机制并未普遍建立。
另一方面，让家庭流动而非仅仅让劳动力流动的诸多障碍仍然横亘在面前，无论是制度层面的户籍管理，还是管理层面对“贫民窟”的清理。更糟糕的是，特大城市狭隘地囿于地域利益，在教育问题上设置高门槛，也额外产生了更多新留守儿童——他们一度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因为教育问题而不得不独自回到家乡，迷失于正常生活匮乏症中。
没有人会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毕节悲剧还有再度上演的可能——如果听任那些致命的匮乏继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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