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作家简·恰巴塔里说：“第一次读博尔赫斯的著作就像发现了字母表中一个新的字母，或者音乐中一个新的音符。这些小说充满私人笑话和秘籍、历史编纂和讽刺性脚注。它们都很短，通常有着很突然的开头。他用迷宫、镜子、象棋和侦探小说创造了一个复杂的智识景观，但他的语言很明晰，带有讽刺性的寓意。他用简单的词语呈现了最奇幻的场景，引诱我们走进他无限的想象中分叉的小径。”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1914年，博尔赫斯一家旅行去了瑞士。他的父亲患有眼疾，视网膜脱落，后来他本人也得了这种眼病。到瑞士旅行的目的主要是求医，一家人因战争而滞留欧洲。
在西班牙旅居一段时间后，1921年，博尔赫斯回到了阿根廷，此时的他热衷于极端派诗歌运动。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库切说，《小径分叉的花园》中写得最精致的短篇有《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和《通天塔图书馆》。之所以说精致，是因为哲学论点悄悄地融入了这两个短篇的叙事中，而小说的进展就像博弈一样，一步步走向必然的结果，其中，读者只能跟随作者亦步亦趋地采取行动。此外，这两篇小说中的技巧创新使其叙事速度加快，作者总比读者智胜一筹，而读者对此还浑然不觉。
博尔赫斯对拉丁美洲的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博尔赫斯在革新小说语言方面贡献尤多，从而为一代西班牙语美洲小说家脱颖而出铺平了道路。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何塞·多诺索以及略萨等人都承认自己曾受惠于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曾说：“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买的唯一东西就是《博尔赫斯全集》。我把这套书放在手提箱里，随身带着，打算每天取出来阅读。”
不止如此，英国、美国、意大利和法国新生代的作家也受惠于他。用牛津大学教授埃德温·威廉森在《博尔赫斯大传》中的话说，他的作品“对严肃小说的空间进行了极大的拓展，并鼓励作家脱离‘二战’以后以人物为中心的心理小说和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的形态，而把小说当作一件自觉的、夸张的文字艺术品，进行大胆的想象和智力的甚至是哲学的思考。”他相信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想象世界，只要作者能够说服读者对其保持一定的文学忠诚，他就可以任意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法国作家让·端木松形容博尔赫斯勾勒的世界的轮廓：“他喜欢面具、国际象棋、迷宫、侦探超验的推理调查：所有这些都需要兜兜转转拐弯抹角才能更好地得出谜团的答案。他巴洛克风格的幻想故事正像他的诗一样，致力于找到一把可以打开所有锁的万能钥匙。在某种程度上，博尔赫斯一直都是在写同样的事。他在探求一种可以概括整个宇宙的唯一的方式。为了能使读者在看到显露出的世界时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喜出望外的感觉，博尔赫斯经常采用冷峻的哲学寓言，充满了睿智的旁征博引，还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幽默。”
博尔赫斯最有名的一篇短篇小说是《巴比伦彩票》，描写的是，为了帮助王国摆脱风雨飘摇的财政困境，一位机智的大臣创立了一种永久的、强制性的、匿名的彩票，可以让人赢得或失去这份最没可能中的奖。好几个世纪过后，学者们仍津津有味地讨论巴比伦的彩票：我们所有人都置身于一种规模庞大且相当神秘的赌博中，我们都忘了规则，但我们还是热情不减，争先恐后地参与到这场赌博中——这就是人生。
1961年，已经60岁出头的博尔赫斯跟贝克特一起获得了西方六大出版社设立的福明托文学奖，这一奖项把博尔赫斯推上了世界舞台。贝克特于196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博尔赫斯终生未能获得如此殊荣。称颂博尔赫斯的人认为，博尔赫斯终生未能获得诺奖是由于其政治观点和立场所致。埃德温·威廉森说，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一名老成员一直都反对把博尔赫斯列为候选人。这位老委员就是社会主义作家约瑟·伦德科维斯特。他是智利共产主义诗人聂鲁达多年的忠实朋友，而聂鲁达则在1971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伦德科维斯特后来说，他永远都不会原谅博尔赫斯公开支持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这一行为。
但对于博尔赫斯来说，他已经获得了一项至关重要的荣誉。在《失明》一文中，他说：“我一生得到过许许多多不相称的荣誉，但是有一个我却特别喜欢，那就是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在1955年底接受任命。“慢慢地我明白了事情往往带有奇怪的讽刺。我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身处90万册各种语言的书籍中。上帝同时给我书籍和黑夜，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很多的书和夜晚，却不能阅读这些书……我下了一个决心。我对自己说：既然我已经丢失了那可爱的形象世界，我应该去创造另一个东西。我应该创造一个未来，以接替我事实上已经丢失的视觉世界。”
文 贝小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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