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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本戏剧史家青木正儿始，人们说到汤显祖，总是会谈起莎士比亚。这一东一西两个剧作大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都在1616年辞世，距今整整400年。
两人之间确乎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莎士比亚在1594年写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汤显祖在1598年写作《牡丹亭》，都是关于年轻女子“情死”的故事。又比如，我们颂扬汤显祖的“情”与“天然”；而莎士比亚让歌德至为称颂的地方，正是“没有人比他更为自然。”
颇有意味的一个现象是，对于较为年轻的一代中国人，莎士比亚是一个比汤显祖更令他们熟悉的名字——即使他们生长在中国。了解朱丽叶的人，远比了解杜丽娘的人多。我们能随口说出哈姆雷特的名言，却并不一定知道邯郸卢生的名字。
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汤显祖是陌生的。这其中有商业文化的浸染，也有文化传承的落差。
我之所以做此感慨，是因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我，在不更事的童年时代，便熟知《哈姆雷特》和《威尼斯商人》的故事。而直至长大成人，世界观形成之后，才真正接触起汤显祖。与同辈人交往的经验告诉我，我并不是一个特例。
实际上，令我们陌生的，不唯一个汤显祖。对于成长于全球化时代的人，所有传统的“东方”，都是陌生的。尤其是，在互联网环境下，“东方”与“西方”的边际在日益消融。
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学习了西方种种理论之后，再回看汤显祖，会感到他是现代的。比如他的“梦”、他的“情”、他的“悲”。他的“生生死死随人愿”。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似水年华，如花美眷。恁般景致，应人人得见。
文 何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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