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政权出人意料的稳固性，它在核工程与导弹项目上的偏执，以及各大国最终共识的难于达成，使得朝核问题相关各方逐步重回自行其是的“特殊主义”。“萨德”入韩，只是表征之一。
首尔时间8月3日7点50分，朝鲜从平壤以南的黄海北道黄州郡一带，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2枚“芦洞1号”中程弹道导弹。美国战略司令部（USSTRATCOM）公布的消息称：第一枚导弹在升空不久后即发生爆炸，第二枚在向东飞行了1000公里后，于日本秋田县男鹿半岛以西250公里处落入日方专属经济区（EEZ）海域。这是自1998年“白头山1号”运载火箭第一级助推器溅落于日本海以来，朝鲜导弹坠落点离日本海岸最近的一次，也是“芦洞1号”自1995年装备部队以来，第一次完成全程试射。舆论普遍认为：本次试射和7月19日发射的1枚“化城6号”以及2枚“芦洞1号”一样，是对7月8日美韩达成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协议的强硬回应。
所谓“萨德”（THAAD），全称为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erminal High-Altitude Area Defense），系美国陆军在20世纪90年代委托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和制造，专门用于拦截进入飞行末段、弹头已再入大气层的中远程弹道导弹的高性能机动式反导系统。整个系统最多配备9辆八联装导弹发射车，拦截弹的有效射程约200公里，射高40～150公里。系统内含的AN/TPY-2型X波段主动相控阵雷达最大探测距离可达2000公里，能从敌方中短程导弹升空之时起就对其弹道特征加以捕捉、分析和追踪，并在870公里外发现雷达反射截面积（RCS）仅为0.01平方米的弹头。该雷达还可为海基“宙斯盾”系统以及负责低空拦截的“爱国者”导弹提供引导数据，形成多平台联动。
从2005到2012年，“萨德”的14次试射成功率高达78.57%，在技术上已经相当成熟。美国陆军的前3套“萨德”分别部署于夏威夷、关岛和威克岛，另有2部AN/TPY-2型雷达配置在以色列和土耳其。此番预定配置于韩国庆尚北道星州郡的“萨德”，将是第四套投入实战部署的系统，由美方负责采购、安装和运行，韩方提供基建设施。除此以外，阿联酋和阿曼已经明确表态将购买“萨德”，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也在2015年11月提出了希望美军在日本部署“萨德”的意向。从中东到西太平洋，正在形成一张巨大的弹道导弹监测和拦截网。
尽管“萨德”入韩表面上仅是针对朝鲜弹道导弹的威胁，但AN/TPY-2型雷达的探测和数据采集半径足以覆盖中国东北、华北和东南大部分地区，从而对中国赖以遂行反干涉战略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的日常训练和试验进行高精度监控，因之带有明显的挑衅性。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年3月公开表示，美国在韩部署“萨德”远远超出了朝鲜半岛的实际防御需要，将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引发军事竞赛。7月9日，王毅进一步要求美方：“不要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基础上，更不能以所谓安全威胁为借口，损害其他国家的正当安全利益。”而韩国政坛围绕“萨德”的部署位置、雷达工作模式以及中国可能的报复性反应也发生了争论，成为2016年盛夏东北亚新的安全焦点。
比“萨德”本身更意味深长的是，5月31日朝鲜前外相李洙墉突然抵华访问，以及7月6日中国表态拒绝参与美国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单边制裁。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正在逐步返回2009～2012年曾经奉行过的将朝鲜核问题与发展中朝关系脱钩的外交路线，依据自身的战略利益重塑中朝关系。而美国一意孤行促成“萨德”入韩，以及南海争端升级之后潜在的“四海联动”（黄海、东海、台海、南海）效应，则明白地凸显了华盛顿当局将巩固在东亚的权势阵地置于解决朝鲜核问题之先的意图。与“普遍主义”在欧洲和中东问题上的退潮相一致，中美韩三国在安理会2270号决议上形成的短暂共识正在退潮，以单一国家利益为准绳的外交“特殊主义”已重回东北亚。
“芦洞”与“萨德”
出于保密原因，朝鲜官方对其在研和已经量产的弹道导弹型号，极少予以公开。除去2015年5月首度试射的潜射中程导弹“北极星”（Bukkeukseong）系由朝方自行公布名称外，其余各型导弹的编号，主要由美国军方依据其最初被发现的地点加以命名和编列。例如，1984年在朝鲜咸镜北道化城郡（Hwasong）露面的单级短程弹道导弹被美方称为“化城5号”，这是朝鲜第一型实用化弹道导弹，也是苏联“飞毛腿”B型的逆向仿制版。1993年在咸镜北道芦洞里（Rodong-ri）亮相的单级中程导弹被称为“芦洞1号”，1998年后在咸镜北道舞水端里（Musudan-ri）进行过多次试射的“银河”系列三级运载火箭，则被认为是潜在的洲际导弹项目“大浦洞”（Taepodong，这是舞水端里的旧称）的技术验证平台。而在2010年以后亮相的两款新导弹中，一度出现在东海岸舞水端里发射场的单级式中程型号被称为“舞水端”，搭载于8轴重型越野车的洲际导弹则被称为“化城13号”（有二级、三级两个版本）。国内媒体长期使用的“火星”“劳动”等译名，皆为讹译。
尽管型号看似庞杂而混乱，但根据发动机技术来源，可以清楚地将上述导弹分成两类：“化城5号”及其增程型“化城6号”“芦洞1号”乃至“大浦洞”系列的第一、第二级都采用与“飞毛腿”B型相同的伊萨耶夫9D21型火箭发动机或其改进型作为助推器，单台发动机推力16～20吨，燃料为热量值较低的TM-185（航空煤油）搭配AK-27I（红烟硝酸）氧化剂。“舞水端”“北极星”和“化城13号”的第二级则采用与苏制R-27型潜射中程导弹相同的伊萨耶夫4D10型火箭发动机或其改进型作为助推器，单台发动机推力约26吨，燃料为热量值较高的UDMH（偏二甲肼）搭配MON-10（90%的四氧化二氮和10%的一氧化氮混合物）氧化剂。不过由于朝鲜对4D10型的逆向仿制遭遇困难，“舞水端”和“北极星”的前几次试射使用的仍是推力较小的9D21型发动机。
根据发动机推力和朝鲜官方公布的导弹外形照片，我们亦可推算出上述几型导弹的理论射程：“化城5号”携带1000公斤弹头时的射程为320公里，“化城6号”携带750公斤弹头时的射程为500公里，“芦洞1号”携带700公斤弹头时的射程为1300～1500公里，“大浦洞2号”携带500公斤弹头时的射程为8000～1万公里，“舞水端”携带1000公斤弹头时的射程为2500～4000公里，“北极星”携带650公斤弹头时的射程为1600公里，“化城13号”携带700公斤弹头时的射程为7500～9000公里。换言之，除去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浦洞”（据专家推断已终止发展）和迄今为止尚未进行过任何形式试射的“化城13号”外，朝鲜尚没有一型导弹的射程足以覆盖夏威夷、阿拉斯加和美国西海岸，与美方在夏威夷、关岛、日本以及菲律宾部署的重重监控措施完全不成比例。而朝鲜直到今年4月才完成了并联版4D10型发动机（用于“化城13号”第一、第二级）和在研的20吨级大推力固体燃料发动机的地面点火试验，可以预见在未来5～8年内尚不足以形成实际战斗力。
实际上，除去迄今为止所有的试射都以失败告终的“舞水端”——笔者始终怀疑该型导弹的真实价值不在于实战，而是用于测试仿制版4D10型发动机的稳定性，“芦洞1号”差不多是朝鲜唯一一型具备确实的战斗力和核威慑价值的中程导弹（MRBM）。1300公里左右的射程已足以覆盖韩国全境和日本大部分国土，成熟的9D21型发动机在维护时也相当方便。实际上，2013年7月新亮相的头部带有奶瓶状多弹头再入飞行器（RV）的“芦洞1号”改进型，以及8月3日破天荒的全程试射都显示：这种生产数量已超过200枚的中程导弹才是朝鲜维持地区核威慑的基本投射工具。至于在今年出镜率颇高的“舞水端”，除去发动机可靠性仍存在问题外，最明显的缺陷在于其最大射程（4000公里）不足以覆盖有价值的战略目标：仅能抵达关岛，距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里程尚远。
而在“芦洞”以外，无论是有效载荷不足的“大浦洞”还是发动机可靠性堪忧的“化城13号”，本质上都只是政治讹诈工具——为了使美国接受朝鲜的有核国家地位，有必要在发动外交和宣传攻势的同时，在安全方面给予现实压力。因此，朝鲜并不似其他国家一般，按照短程-中程-中远程-洲际的顺序逐步提升其弹道导弹射程和技术水平，而是在1500公里级的“芦洞1号”投入部署之后，就直接寻求获得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洲际导弹（ICBM）。至于装载于潜艇的“北极星”和“火星13号”那可靠性不明的公路三用车（TEL），它们的意义仍在于强化发射平台理论上的隐蔽性和不可预测性，从而在对美谈判中增加筹码。若是金正恩希望对近在咫尺的韩国开战，单凭20世纪80年代投产的“化城5号”和“化城6号”就可以发射常规或生化弹头，覆盖韩国全境；若要威胁日本，可靠性更高并能携带核弹头的“芦洞1号”也足以胜任，无须动用洲际导弹。
在此情形下，韩国方面选定距“三八线”超过270公里的星州郡作为“萨德”的最终部署点，显然是兼顾了三项考虑：首先，此举将使“萨德”的雷达和电子传感器不至于被朝鲜的KN-09型多管火箭炮（射程200公里）或KN-02型短程弹道导弹（射程120公里）所摧毁，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系统本身的安全。其次，尽管“萨德”落户星州郡会使首尔无法处于拦截系统保护之下，但位于京畿道平泽市的美军第2步兵师驻地和驻韩美军防空指挥所，位于全罗北道的群山空军基地以及忠清南道鸡龙台的韩国三军总部都可以获得有效屏障，覆盖面积超过韩国国土的2/3。相反，首尔本身已经处在朝鲜部署于“三八线”的直射火炮和火箭炮射程之内，即使有“萨德”加成，于大局也无补益。最后，韩国政府或许认为，使“萨德”远离“三八线”可以减轻中国等国的外交疑虑。毕竟，假使部署在星州郡的AN/TPY-2型雷达以探测距离较近的“末段部署”（TBR）模式工作，监测半径将缩短到800公里以内，仅能触及中国辽东半岛和山东沿海的边缘地带，理论上的确不至于构成威胁。
但和“芦洞1号”的实际威胁相比，“萨德”依然显得“冗余”过甚。尽管“芦洞”的三用车平台使其可以在公路或野外环境下完成发射作业，但9D21型发动机的液体燃料模式意味着导弹起竖后必须进行短则半小时、长则两小时的推进剂和氧化剂加注程序。在半岛北部缺乏纵深的情况下，即使朝鲜军方平时将导弹发射车藏匿于地下坑道内，进行起竖和燃料加注作业时也必须暴露，从而极易被美军侦察卫星发现。届时，第七舰队的海基“标准”SM-3型防空导弹可以直接从日本海方向投入拦截，在“芦洞1号”靠近日本九州海岸之前就将其击落。必要时，驻韩美军的空中力量和美方水面舰艇、核潜艇上搭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甚至可以先发制人地摧毁朝鲜的导弹试验场和机动式发射平台，使威胁消弭于无形。而极其贫弱的朝鲜防空武器对此完全无能为力。
而在攻击韩国境内的目标时，“芦洞1号”超过1000公里的射程又显得过于富余了，射程在500公里以下的“化城5号”和“化城6号”无疑是更理想的选项。在拦截这类弹道特征较为简单的短程导弹（与1991年海湾战争时的“飞毛腿”B型不存在技术代差）时，单凭驻韩美军现有的1个旅“爱国者”PAC-3以及韩国空军的2个旅“爱国者”PAC-2便可以实施最低限度的要点防御和低空拦截。“萨德”能做到的是扩大这类拦截的有效半径和高度，并使在低空摧毁对方弹头的机会由1次增加到3次，但无法杜绝这种攻击，对可以用地面火力加以覆盖的首尔更是无能为力。而倘若朝方实施的是孤注一掷的“饱和攻击”，最终仍须通过摧毁地面发射架来釜底抽薪。简言之，“萨德”是一种理想的面防御反导系统，但在美军已经拥有可观海基反导网络的前提下，以之戒备朝鲜实属过剩。
美国的战略回推
在很大程度上，“萨德”的高机动性、可移动性特征与韩国的实际反导需求并不完全重合。韩国需要的是一款立足于拦截飞行弹道较低、弹头大部分时间位于大气层内的短程导弹，且覆盖半径可达300～500公里的固定式反导系统；而“萨德”的拦截高度下限为50公里，实际上更适合对抗弹体已进入飞行中段或末段、弹头完成再入大气层飞行的中远程导弹。换言之，其为驻日美军或美国在太平洋基地提供早期预警和拦截的价值，远大过韩国防御的需要。另外，“萨德”的模块化设计和高机动性特征，意味着它可以在数小时内经公路或空运前出部署到靠近中韩边境的前沿地带，监视中国东北和山西导弹靶场的日常训练和试验。而韩国国防部关于所谓“末段部署”模式的单方面承诺，无法以任何形式获得监督和确认，完全可能因为美方的拍板，在极短时间内就遭到颠覆。
而美方在韩国境内部署“萨德”的动议，最迟不晚于2014年6月的首尔国防论坛，到2015年春已进入选址勘察阶段。但韩国政府始终谨慎地申明“三无”（无请求、无协商、无决定）立场，对之热情有限。然而，2016年1月朝鲜的第四次核试验，以及随后半年间多达近20次的导弹试射，彻底改变了韩国政坛的风向。韩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室室长柳济昇在7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部署“萨德”是一种防御性措施，意在保障韩国和韩国国民的安全，并使韩美同盟的军事力量不受朝鲜核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弹道导弹的威胁。青瓦台总统府亦在8月7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宣称，破坏半岛以及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首先是朝鲜，韩国的反应属于应激性防御举措。
与2013～2015年中韩两国在外交上的接近相比，朝鲜的军事冒险和“萨德”风波无疑在最大限度上有利于意图巩固在东北亚政治和安全权势的美国。这种巩固效应，主要表现为一种“随机式”的战略回推：自“亚太再平衡”政策出台以来，美国一方面愈加重视以政治和外交努力补充既有的军事盟约，另一方面极其重视利用各地区的突发事态和内政变化，因势利导地完成政治和安全布局。利用缅甸和越南国内政局的变化，与之发展外交和安全层面的亲密关系便是一例；以南海仲裁案为借口，推动航母战斗群进入南中国海“例行巡航”又是一例。而“萨德”入韩，可以视为这种随机式战略回推的最新成果：朴槿惠政府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的对朝“信任政治”（Trustpolitik）并未收致理想效果，与中国接近在安全上也未能获得足够满意的酬赏。这种情况下，朴槿惠本人正在逐步丧失执政党甚至全体民众在外交政策上的支持率。而朝鲜的第四次核试验，以及金正恩政权在安理会2270号决议后继续试射导弹的强硬姿态，实际上使朴槿惠政府在国内舆论场中陷入了绝境。
这种情况下，美国重启部署“萨德”的倡议，实际上已经使朴槿惠政府处在不得不接受的位置。一来，过去60多年间，只有美国始终有意愿也有能力确保韩国的外部安全，从而使首尔当局不得不仰赖美韩军事同盟支撑其对朝政策。再者，美国或许是唯一一个公开支持以韩国为中心统一整个半岛的大国，这对时常担心金正恩政权发生崩溃的韩国无疑是极强的心理暗示。而这些来自军事和政治层面的资源输入，是中国不可能或不方便给予韩国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国，但依旧无力在政治和安全层面“对冲”美国的影响。
另一方面，尽管韩国政府对朝鲜政权不稳可能导致的难民危机和经济负担深怀担忧，但从2008年以来，韩国研究机构、智库以及政府部门在“应对朝鲜政权崩溃”这一课题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并与欧美政界形成了广泛的交流和互动。目前透露出的应急预案包括由驻韩美军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PACOM）维持半岛的初期稳定，搜寻并摧毁朝鲜保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使韩国在联合国大会授权下作为委任托管国负责朝鲜的重建；经过短则数年、长则10余年的融合，最终完成彻底统一。而在统一后的半岛安全问题上，美韩军事关系专家、韩国天主教大学教授郑敬永退役上校公开呼吁美国在统一后的朝鲜半岛继续保留1万人左右的驻军。而无论所谓的“崩溃应对”预案，还是使美军继续留在朝鲜半岛的设想，都与中国降低冲突系数、确保半岛内部以及整个东北亚稳定的既定政策背道而驰。这使得韩国只有通过强化对美同盟一条途径，来为其预设的统一方案创造机会。
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指出：自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始终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框架下，为本国争取合理的外部权利空间，特别是在西太平洋追加必要的战略空间。但美方迄今为止并未对这一倡议做出任何正面回应，也即在事实上拒绝承认中国在地理战略和海洋安全层面的大国诉求，拒绝在口头和实际上给予中国任何形式的战略空间分享。这种战略上的不信任感和复杂性，同样体现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尽管华盛顿当局不得不依靠北京的斡旋和信息传递渠道来缓解朝鲜核项目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的压力，但在本质上并不信任复杂的多边多国干预模式。2007年以降，由中国组织的六方会谈的影响力被刻意弱化，便是一项明证。
从1993年第一次朝鲜核危机至今，美国真正心仪的互动模式始终是双边式的。区别仅仅在于，在1994年的《朝美核框架协议》中，美方企图以“轻水堆换非武器化”的胡萝卜稳住平壤，认定朝鲜政权在该协议的10年执行期内将自行崩溃；而在安理会2270号决议通过后的2016年，美方认定经济制裁和国际压力迟早会迫使朝方主动与美国展开接触，最终以双边一致为基础达成协议（类似2003年利比亚的去核化进程）。倘若朝鲜方面一意孤行，安全和政治压力将由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各国共同分担；而倘若朝方与美国的意图不谋而合——实际上，开启美朝双边谈判正是平壤长期的夙愿——后续的政治红利则可由美国一家独占。从这个角度说，六方会谈迟迟无法重启以及“萨德”入韩，同样可以视为美国弱化中国对朝影响力的布局，是华盛顿挤压中国战略空间的缩影之一。
重启“脱钩外交”
站在中国的角度，“萨德”入韩不仅构成了外交层面的冲击，对长期以来依靠陆基中远程武器遂行反干涉战略的布局也是一种明显的威胁。尽管AN/TPY-2型雷达的探测距离尚不足以覆盖中国最新型洲际导弹的上升段弹道（DF-41型的推定射程超过1.2万公里），但已足够监视助推段和弹头的分离过程，从而对该型导弹的弹道飞行特征数据做出记录，分辨出其中的诱饵和真弹头，提升拦截的成功率。而对中国预定用于反制第一岛链内美军基地、航母等高价值目标的DF-21系列中程导弹，乃至部署于福建沿海的M家族短程弹道导弹，“萨德”的雷达系统更是可以实现无死角监控。部署于韩国和关岛的两套“萨德”，加上已经在日本青森和京都投入运转的两台AN/TPY-2型雷达，以及自2012年起在台湾新竹投入使用的“铺路爪”远程预警雷达（探测距离超过5000公里），在西太平洋已经形成了一张针对中国中远程导弹的监控网。倘若在菲律宾部署AN/TPY-2型雷达的动议也获得通过，势必形成“四海联动”效应——北京在黄海、东海、台海、南海的任何一个战略方向上有所动作，美军都可以相机调整其西太平洋军事部署，予以重点应对，如此中国的战略机动性将大大受损。
正是在“萨德”入韩已成定局的2016年5月31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前外相李洙墉意外现身北京，并受到习主席的接见，释放出了不同寻常的信号。据新华社报道，李洙墉此行旨在向中方通报5月初举行的劳动党“七大”情况，同时带来了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朝方希望与中方共同努力，加强和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关系，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口信。这是2016年初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首度有高官出访北京，也是中朝两国正常沟通渠道恢复的标志之一。而中国领导人在会谈中除去继续申明“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加强沟通对话，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既定立场外，也强调了中方高度重视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愿同朝方共同努力，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换言之，在不明确违反安理会2270号决议的前提下，中国极有可能返回到2009～2012年曾经实行过的“脱钩外交”模式，将半岛无核化与巩固和发展中朝关系分离开来。
实施“脱钩外交”的可能性，首先在于朝鲜政权稳固性的超出预期。尽管美、日、韩等国长期预测金正恩的执政面临来自经济领域的重重压力，随时有可能崩溃，但据韩国中央银行估计，从2011到2014年，朝鲜GDP依旧维持了年均1.05%的罕见增长率，直到2015年才开始下滑。中朝贸易问题专家、延边大学教授林今淑认为，金正恩在继续核工程以及导弹项目开发的同时，部分加大了对投资少、见效快的农业、轻工业、服务业和建筑行业的投入，使经济出现了一定起色。农业领域的主粮结构置换（改种能供养更多人口的玉米），以及类似中国70年代末包产到户模式的“圃田担当制”，甚至使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粮食供给有了一定改善。而金正恩对最高领导层的清洗，效果同样超出预期——据韩国国防部、统一部和情报当局统计，过去4年朝鲜的109个军政核心职位中有79个更换了首长，比例高达72.5%；其中15个军队核心职位中有12个发生更迭，人民武力部长更是连换了6人之多。经过这番调整，朝鲜最重要的10位党、政、军核心领导人的平均年龄由2012年的68.6岁下降到了2015年的61.1岁，到劳动党“七大”召开时为止，基本完成了领导层换代。
但在2015年国际社会的对朝制裁趋于强化，特别是今年初安理会2270号决议通过之后，朝鲜的对外贸易总额（特别是矿产和农林渔业出口）重新进入了下滑周期，发电量也由于石油进口受阻重新出现了大面积缺口。韩国《中央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观点称：李洙墉的北京之行除去恢复政治接触外，也是希望从中国获得100万吨左右的粮食援助。包括今年4月宁波柳京餐厅工作人员“脱北”事件，以及7月下旬的朝鲜军人越境事件都显示：从短暂的复苏期重新滑入低谷的朝鲜经济，可能在国内外催生诸多不稳定因素。而在敦促平壤当局“废核”以及停止导弹试射的努力尚未见诸成效的背景下，中国欲达成维持半岛稳定的目标，实际上不得不重回有限度扶持的政策路线。
在不违反安理会2270号决议的前提下，中国有能力借助50万吨以下的粮食援助和每年最低52万吨的石油输出（这一数字是中朝友谊石油管道为维持妥善度所需的最低通过值），维持平壤政权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并使自身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话语权重新上升。时殷弘教授认为，尽管“脱钩外交”对半岛无核化以及朝鲜的内部改革很难说具有明显的影响效果，但它是一种“止损”效应明显的战略，有助于使朝鲜政权摆脱严重和急迫的内部危机，从而使半岛形势的最终走向脱离美韩框架的引导。在外部空间日益逼仄的背景下，“脱钩战略”至少可以使中国摆脱无法兼顾无核化与维持半岛内部稳定的两难处境，获得一个相对可靠的时间窗来制订应对核问题的下一步对策。
但无论是“脱钩外交”还是恢复中朝党际外交的尝试，实际上都已无法逆转以“萨德”入韩为标志的“特殊主义”战略在东北亚的重新兴起。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前总干事巴拉迪在其回忆录《诈术年代》中指出：“冷战”结束以来，伊拉克和利比亚主动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却仍未能避免政权更迭的历史给了朝鲜领导人极强的心理暗示，使金氏父子深信只有紧攥核撒手锏，才能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而相关各国在基于普遍主义的多边应对机制陷入停滞之后，只能重回传统的自助（Self-help）模式，优先确保自身的紧要战略利益不受侵害。当这种自助行为和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更大范围内的摩擦产生交集时，类似“萨德”入韩这样的特殊主义政策便将进一步凸显。而周边关系在未来5年的进展，也将对中国对美战略的前景产生深刻影响。
（本文对朝鲜弹道导弹射程的推测参考了马库斯·席勒为兰德公司撰写的长篇技术报告《朝鲜核导弹威胁综述》）
文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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