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该到“长安”走上一遭的。上世纪一个炎炎的夏日，在东边上了四年大学的我第一次坐火车西行，途中停靠在西安站的月台。“旅客同志们，旅客同志们，××次列车即将开车”——伴随着无始无终轮回着报站的女声，还有些富于那个时代特征的气味和音响，现在想来应该是“肉夹馍，肉夹馍”之类的吧。我买了一个馍，边吃着边在站台上走动，好奇地向火车站大楼后视野的缺口里眺望，直到列车再次启动。
要不是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地，我其实是很想去出口外的西安城玩耍几天的——灰色的城墙就在火车站的后面，我与“长安”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机会，就这样匆匆过去了。
人们对西安并不陌生，但我感兴趣的是唐代的长安，前者也是以后者自诩的。那时候，《大明宫词》这样洗脑的通俗剧还没有开播，开元天宝遗事谈不上什么“研究”，不曾谋面的长安不过是《薛刚反唐》一类评书的注脚：“且说薛丁山大兵奏凯回朝，在路行程非止一日，到了长安……次日早朝，御玄武楼，受西域贡礼降表，众将卸甲入朝……”
那时我从没想过“玄武楼”之类是否真的存在。就像明代的城墙把唐代的若干残迹，比如皇城西南的含光门包裹在了里面，是清代人的演义重新发明了唐朝，《大明宫词》统一制订了旅游区的国家标准。事实上这种近代的“发明”并非全无意义，就像大多数古城其实不能简单地用哪一个时段——唐代的，宋代的，甚至清代的——来标定，因为生活之河在流淌，城市不是西伯利亚万年前冷冻的猛犸象，而是持续发展的结果，它只能在“最近”和“我”身上发生意义，这种意义也就是历史的意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尽完美，但属命定。
老西安的老火车站恰恰是这种命运的符谶。和大众热望里的“历史”无关，相反它是“现代”撬动历史的最初裂痕。在初次浮现时，也就是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两年，这个新鲜事物一定引起了不少的惊愕。要知道，西安站的选址正在明代城墙的正北，安远门外，在唐代可能是城内，紧邻着发生众多历史事件的寂寥的北苑——比如“玄武门之变”和唐玄宗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的“唐隆之变”。可在早期西方摄影家，比如恩斯特·鲍希曼的镜头中，“唐朝”已经消逝，这里冷落得如同火星。
无论“老”西安的成色如何，“历史”自身也在迅速地折旧，甚至不能复睹。1935年，随着一声汽笛，都城正北方不能有城门和大规模营建的古训成了废纸，随着从中原逃难来的人流，禁苑成了嘈杂的市井和贫民窟所在。区域而言，陇海铁路是贯穿中国东西的现代大动脉，微观上对这座城市来说，铁路线也是贯穿历史空间的“现代性”的一枚箭头，这穿漏的一刻，欢快轻浮的空气释出，标志着一段漫长咒语的解封。
作为一座“废都”，西安常被拿来和现代的罗马对比，后者，尤其是它的公共讲坛（ForumRomanum）区域的废墟，已经成了西方文明起源的标准像之一（这种形象的现代渊源则需另一篇雄文才能说明）。如果古罗马依然是历历在目，不要指望在西安可以看见太多长安。如果运气好，绕过横七竖八的彩钢板，你至多可以找到一片考古工地，“往下看”，在单片的“历史保护单位”中，你看到的往往都是这种地层以下的过去。通过考古学者的挖掘，个别深埋于地下的长安重见天日，上面的车辙印记淡淡地告诉你过去生活的真实——在西安，你完全可以随便想象你的生活是“漂浮”在数千年的生活上。拿到隋唐里坊的著录，你不妨将这种想象与某个遥远的人物确凿相连。如果其他不知名的荒城是“空”的容器，被西安所覆压的长安便是什么都没有的“满”，城市的历史往往是通过街坊邻里的口口相传，而不是公开的考古报告而融入记忆的。奇怪的是上层的记忆既承继、累积，又在努力地涂抹、否认下层的过往，“复建”的历史大都背离了原意，“长安”最后成了诡谲的现场，你可以真切地感受一切，却又什么都看不到。
令我们“念兹在兹”的丰满过去毁坏了，既因天灾人祸，也缘于随那汽笛声而来的“现代”的风暴。倒过来说，毁坏并非没有意义，自从有“长安”这个意味不凡的地名以来，也就有对它深情而怅惘的回望，它其实是以此著名的——尤其是它在唐朝四百年的辉煌结束以后，在长安以外的地方看长安，看不见的长安，实则构成了另一种“长安”，或者准确地说，对“长安”无尽的想象。
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现代人也许是鲁迅。1924年，时任陕西省长刘镇华邀请鲁迅去西安做讲座，适逢他正打算写一部以杨贵妃故事为蓝本的长篇历史小说，双方一拍即合。那时候从北京到西安足足要走一个星期，然而长途跋涉之后，这位以狷介著称的作家却得出了让主人尴尬的结论：“看到这种古迹，好像看梅兰芳扮林黛玉，姜妙香扮贾宝玉……本来还打算到马嵬坡去，为避免看后的失望起见，终于没有去……”（《鲁迅生平资料汇编·长安道上》）后来，他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接着写道：“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
“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那么显然，又好像使人难以接受。如果想起传统文人的类似失望，鲁迅的感受恐怕会好一点。千百年来，不知还有多少人只能囿于书本里伟大王朝的回溯，而流连在怅惘的想象里。事实上，“望京”确实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在京城的周边乃至外州县建立“望京楼”这样的建筑，反映了出外宦游的官吏“恋阙”也就是眷慕权力中心的情绪，因此一步两回头的“望”（西北望长安）不仅是视觉经验，也不限于寻常商旅行客的意绪，而是一种古代政治思想在空间上的反映——“长安在别处。”回到盛唐，帝国的统治者们严格限制在长安入籍者的规模，即使权臣想在神京建立家庙也极困难，因此万山之外不见长安也很平常。
而我们今天的“望长安”而“长安不见”又是另一段故事了。即便明代砖城尺寸大为缩水，真正的长安倒伏在城外的蒿草和麦田中，安然已久；据说，上世纪50年代的西安南郊还有野狼的嚎叫，你仍可以看见和城市相对的终南山；蓝图初展的80年代，新建的大路还不宽阔，但是汽车稀少，树影婆娑，人声依稀，尤其在夜晚，你还可以体会到古代行旅的寂寞。
挟着以加速度递增的动势，真正的改变是在你我的眼皮底下发生的，我们就这样看着“古代”无影无踪……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的列车驶过火热的渭原的那些年，西安已经启动了轰轰烈烈的对于“四十五片洼地”的改造——要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细节，这些洼地折射出的原本西安城市的丰富地形，其实是这座城市记忆的核心基因，至今，还在回民巷子那些未经触动的故城地面上有所反映。唐高宗就是以内城所在“湫湿”“卑下”为理由，在龙首原上建立新宫的。八水环绕的整座长安，又横贯六道西南－东北的高岗，被附会为易经“六爻”的神京风水里，曾几何时，点缀着朱门青琐的亭台，雕栏玉砌的宫阙……台塬上这般起伏的城市经验，一路延至画里锦屏一样的终南。
近10年以后，当我再次来到西安北郊的时候，“现代”显然已大获全胜，高楼大厦不再是什么稀奇的事物了，“回到盛唐”的宏伟计划早就提上了日程。其实“现代”本不是什么罪恶，对鲁迅所厌恶的旧中国那种颓唐的气息而言，它也许只是一种无情的荡涤，毕竟即使是真正的长安也是需要发展的；可是“发展”与名声不好的孪生兄弟“开发”其实是一母所生——“进步”和“割裂”实际很难分开，“有序更新”只是空话。“新”“旧”难得并置无碍，在西安，新的人工构物的地形（man-made topography）整个覆盖了老的“六爻”，甚至将后者彻底取消了，长安最终丢失了自己的“记忆”。
不是丝毫不为过去打动，也并非没有开出治疗“失忆”的药方，等到喘口气坐下来再畅想唐朝的时候，西安像其他古城一样纠结起了自己盛世的“轴线”，这拿古代轴线指导当代“视线”的思路有点刻舟求剑：它设想，昔日帝国的城市结构，今天可以如同路易十四的宫苑一样，有个壮美的观瞻，沿着朱雀大街布置想象中的纪念碑，就仿佛摘取了图拉真的记功柱上的古代图像，在巴洛克的空间里重新展开。遗憾的是半个世纪前的老火车站带来了更早的“发展”，整个长安的宫城都已为现代建设所覆压，早先未克了解的长安的真实轴线，让渴望“现代”的西安的洪流冲溃了。人们很快发现，火车站前失落的机会还可以在它遗忘的身后找回：踞于城北龙首原上的一片贫民窟，原来竟是大明宫含元殿的所在，在现代规划师的地图上，唐代最重要的权力中心和长安的另一条轴线，遥遥指向南边幸存的另一地标——大雁塔。
今天的大明宫遗址公园上其实是看不见大雁塔的，但是这种系于想象中的观望的可能，对于当代的中国古城意义非凡。就在北京唤回前门外的“老北京”时，它参照了晚清大量西方人拍摄的旧照片，复刻出的只是图像意义上准确的新“老北京”。长安没有这样的旧照片，因为明代的西安本来就不是长安，但这似乎刺激了现代人更大的雄心，可以跳跃式地“回到唐朝”。于是，语焉不详的前朝版刻的基底，便可搅拌钢筋水泥的颜料，描抹现代人所理解的古代长安人的“感受”。这样的还魂术都谈不上真的复古，它更像是一种催眠，在对现实失去了感知之后，城市受着莫名的、但绝非“唐朝”的催动，焕发出使人惊叹的时代的潜意识，带来了另外一种令我们陌生的“新长安”。
不能不说，过去的那个长安和今天的“时代精神”真有奇妙的巧合。今天的城市规划摒弃了长安低伏的建筑风格，却继承了它惊人的规模和大国子民的生活风范。由隋朝的大匠宇文恺在开皇二年（582）领衔规划建造的这座网格城市，从平面图上看来有如一座巨大的棋盘，横跨起伏的“六爻”——据说，只一年时间，这座新的长安城便“建成”了。关于这座城市，有一件事人们没法不记住，它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大得似乎远远超出实际的需要。“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为了追索这城市显非人间所有的命理，有唐一代的诗人不知使用过多少美谀的辞藻，就像今天整个地产大开发的热潮，用尽了古今中外形容尊贵建筑的词汇——不管质量如何，仅论速度和规模上，“唐风建筑”又像极了长安，并且千百倍地超越了唐朝。在利润的驱使下，一个开发项目最害怕的就是在基地上挖出点什么，这样整个项目就可能遥遥无期地延置，因此很多决策者选择了沉默，盖完了再说。
多么讽刺……城市因为追随“唐朝”，因此将真正的唐朝永远埋葬在了脚下。
20世纪之前，西安很大程度还只是明城墙里那有限的一片，恰恰是在上20年间，在媲美隋唐帝国的雄心的驱使下，复古的金字招牌贴满了摩天大楼：“曲江”“朱雀”“明德”“含光”……“长安”又复活了，而且长成了另一个巨人。“新长安”看上去和旧长安截然不同，但是两座城市的命里却有着若隐若现的勾连，都是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崛起的奇迹，在这其中雷同的“集体”远远压倒卓绝的“个人”。在整个唐朝，异乎寻常的规模的另一面是大片冷寂荒芜的“围外地”，今天的新城市有时也依稀照见这样双面长安的影子：粗暴，空疏，但是却又有惊人的尺度和观感，像是庞大的星系持久膨胀之后，可能在某个局部塌陷到新的密度——其中盛满了我们熟悉的，因“发展”而沸腾喧嚣的紧致的生活。
它不是长安，但又是长安。
文 唐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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