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符号学者瓦尔特·米尼奥罗（Walter Mignolo，1941～ ）把人类所能想象的以“殖民”为词根的各种造词法汇成一部无比详尽的词典，取名《文艺复兴的隐暗面》。1995年，这部交织文学、符号学、历史学、地图学、人种学和文化理论的百科全书式著作甫一问世便轰动学界，并荣获美国现代语言学会颁发的图书大奖。
该书由一个400多年前的故事说起。1570年，西班牙耶稣会士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到秘鲁传教。他翻越安第斯山来到内地，本以为会看到荒无人烟的热带景象，却发现这里不但人丁兴旺，而且气候温和。为了让更多的欧洲人了解新世界，他打算写一部西印度史（美洲当时被称作“西印度”）。但是麻烦来了，这片土地的居民没有西方的书写传统，通过什么来重构他们的历史？阿科斯塔想起另一位耶稣会士托瓦尔（Juan de Tovar）曾送他一部绘本墨西哥史，他马上致信托瓦尔，提出质疑：这样一部历史的权威性何在？没有拼音文字的新西班牙（墨西哥当时的叫法）土著如何保存记忆？托瓦尔回信说，图像确实不如文字精确，但土著使用的符号足以记录他们的历史事件，况且他们拥有非凡的记忆力，能把祖先的话一字不落地保存下来。托瓦尔让阿科斯塔放心，本土材料可以形成像样的历史。阿科斯塔最终被说服了。他回到西班牙后写出的《印度自然与道德史》（Natural and Moral History of the Indies）成为16世纪后期最具影响力的历史著作之一。
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学者看来，阿科斯塔与托瓦尔的通信充满戏剧性：16世纪的欧洲人开始认识到，世上还有《圣经》和古代史书中不曾提到的文明。这一认知来得漫长而痛苦。学者们回头一想，比起拉斐尔《雅典学院》里走出的那些长袍智者，早期的欧洲人更像被征服前弗吉尼亚和墨西哥的赤身土著，不禁浑身冷汗。实际上，对征服行为的反思在征服发生之初就已开始。法国文艺复兴思想家蒙田就曾敏锐地指出，新世界的发现，实际上是对古代欧洲的智识声誉和现代欧洲的道德形象提出了双重挑战。一些民族在被欧洲人征服前已发展出灿烂的文化，基督教殖民者与其说是来传教，不如说是掠夺，他们的暴行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野蛮人。文明在地图上的位置突然变得模糊，它也许在巴拉圭的丛林，或者在秘鲁的山区，而不是在欧洲的城市中。托瓦尔的书信向世人昭示，一种与西方叙事思想截然不同的传统仍然可以保存基本事实。
由此，学者们在貌似已被开采殆尽的欧洲思想史矿藏底下打开了新的矿脉。随着萨义德《东方主义》（1978）的出版，学界再也不得安宁，大家生怕自己被扣上“代替‘东方’说话”而不是“聆听‘东方’说话”的帽子。一时间，理论家把矛头指向所有传统的历史书写方式，象牙塔里西裔、亚裔、拉美裔学生的身份意识空前觉醒，各领域的专家纷纷卷起袖子，准备重塑“西方”与“他方”的文化冲突……酝酿已久的雷声最终在1992年爆发，那一年恰是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400周年，历史修正论者和他们的批评者互相谴责，义愤填膺。结果，16世纪那个文化碰撞、血光飞溅的十字路口成了现代学术最危险的雷区，往前走是剥削被殖民者，往后退是勾结殖民者，历史学家们吓得几乎瘫痪。严肃的学者互相打板子，另一些人则干脆自打耳光。有关地理大发现的史书从现实中的书阁转变成了想象中的屠场，其诡异不亚于萦绕在16世纪艺术家和作家心头的那个加勒比魔影。大海上飘荡着“聆听土著”的歌声，学术的小船说翻就翻。
米尼奥罗显然是一位穿越雷区的勇士。他从阿科斯塔的故事中读出了殖民主义、殖民性和殖民化，反思了后殖民主义和权力殖民模式，鉴别了去殖民化和解殖民性，由此扬名立万。在《文艺复兴的隐暗面》里，他将已有的文化交流史看作欧洲中心论的陈词滥调，对其展开猛烈抨击。在材料的呈现上，他刻意拒绝传统编年史的时间次序，在时代、区域和民族之间来回游弋，常常把看似毫不相干的文本和作者放在一起。他并不满足于给读者讲一个有戏剧性结尾的简单故事（比如欧洲知识分子如何给西印度人贴上“原始人”的标签），而是把许多线索和情节编织起来，让读者觉得更像是在读一本符号学小说。米尼奥罗还自创了一个新词：“多重话题诠释学”（Pluritopic Hermeneutics）。
米尼奥罗写《文艺复兴的隐暗面》是一个拉美学者成功逆袭西方主流学界的故事。学生时代，受到本土和国际的双重压制，他和朋友们对自身的边缘处境深感忧虑。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同时，本土学者研究美洲文化的独特视角也令他们耳目一新。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米尼奥罗不惜放弃西班牙语，转向英语写作，并通过不懈努力成为美国杜克大学的讲席教授。背井离乡是他为进入主流社会而付出的高昂代价，这一点他不会忘记。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依据，从16、17世纪美洲本土的智者身上找到了精神共鸣，然后对准他已了如指掌的现代殖民知识分子，全力开火。他不仅钻研身份学术，还推行身份政治。
米尼奥罗告诫历史学家不应当只沉溺于成王败寇的叙事，还要洗耳恭听被征服的“他者”的声音，要悉心关注他们留下的丰富多彩的器物。像大多数修正论者一样，米尼奥罗认为，16、17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在话语权上占据绝对优势，而美洲土著的语言无法通过印刷传播于世，从而处于弱势。有关墨西哥社会与历史的各种记录，不管是本土的、欧洲的，还是混合的，都是在不平等的背景下产生的，并服务于特殊需求。因此，任何一种叙事都不应以牺牲其他叙事为代价来赢得绝对权威。于是在米尼奥罗笔下，墨西哥民族史成了名副其实的“罗生门”。他逐字精读阿兹特克人用纳瓦特语写的书，并生动再现了印加结绳文字的奥妙；他指出，当年的西班牙传教士根本无法领会墨西哥说书人以图像唤起回忆的古老传统，因为他们脑子里只有西方书籍的字母文字。
《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论述极其迂回曲折，不时蹦出冷僻的新词，让人不明觉厉，但米尼奥罗用的一整套时髦术语都是为了抵达一个非常严肃的思想目标。任何能坚持读完这本书的读者都会由衷赞叹作者的学识和胆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修正主义在收获成功的同时也要付出代价：修正论者往往会夸大事件本身，而忽略历史背景，他们在攻击一种偏见的同时，走向了另一种偏见。早期的社会学者就像早期的物理学者和生物学者一样，会犯一些今天看来显而易见的错误，但他们绝非一无是处，至少，他们曾付出巨大努力去观察和记录。
米尼奥罗不提福柯，但福柯的影子此起彼伏。他反对任何以现代学术标准批判早期欧洲学者的做法，但他自己却经常这么做。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他那里已经过时，“解殖民性”才是他独创的美学，他用一系列“不是”来定义什么是解殖民性，却让读者坠入更大的陷阱。他以一个侦探家的犀利眼光，按国别分析欧洲殖民主义，然而不知他是有意忽略还是真的忘了，殖民主义最不发达的地方，恰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细心的读者回到书名，不禁哑然失笑，与其叫“文艺复兴的隐暗面”，不如换成历史学家早已使用的一个更中性的词：早期现代，它更接近作者声讨的那个西方现代性。有意思的是，米尼奥罗后来真的写了一部《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The Darker Side of Western Modernity）。如果说《文艺复兴的隐暗面》是解殖民美学的欧洲版预告片，这一次则是全球发行的解殖民美学剧情片。两相叠加，最终成就的是一部用心良苦的阴暗美学宣传纪录片。
写到这里，发现今天刚好是米尼奥罗75周岁生日（5月2日）。这位著作等身、至今仍活跃在西方主流学界的拉美学者，大概仍记得自己一路走来的艰辛和那些必要的牺牲。历史学拒绝偏见，但没有哪一部历史著作完全不带作者的偏见。问题是，新一代学者能否突破阴暗美学的魔咒，在传统史学方法与现代流行术语的结合中创造奇迹，挑战而不是巩固偏见？
文 刘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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