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罗曼·波兰斯基导演了电影《怪房客》，20世纪最经典的恐怖片之一，是一部极具导演个人风格的作品，导演本人还亲自出演了男主角。因此常常被忽略的是，这部作品来自于作家洛朗·托波尔的同名小说。
人们在讨论波兰斯基为何会选中这部小说时，首先会提到他的犹太身份和进过集中营的经历，认为他不可能摆脱“二战”的阴影，并更加了解人与人的关系中真实的冷淡和异化，对人性怀有充足的失望，因而与主人公特雷尔科夫斯基之间，虽然不是经历的直接相似，却有着某种隐秘的连通。
特雷尔科夫斯基的故事几乎全部发生在他新找的老式公寓楼里：前任房客从房间的窗口跳了下去，他取而代之开始了新生活。租约中事无巨细，禁止他演奏乐器，养宠物，带女友过夜，他小心翼翼地遵从——广播总是调到最小音量，一到晚上十点，他就上床看书，即便是想到什么事情而独自在床上扑哧一笑，他也会用被子把笑声捂住。他认为：“如果以后我出于某个原因还是发出了噪音，他们会想起这么多个完全安静的夜晚，权衡比较后，他们肯定会判我无罪。”换句话说，他认为自己在房间中发出声响，是有罪的。
为了不显得莽撞无礼，他选择向在公寓楼梯上遇到的所有人问好。戴着帽子的时候，他会摘掉帽子略欠一欠身，说“先生您好”或是“女士您好”。不戴帽子的时候，他还是会做出摘帽的动作。他卑微到认为自己的垃圾都是全楼最肮脏的，“恶心而下贱。和其他住客体面的日常垃圾一点都不像”。有时候为了让人难以辨认，他甚至会搅乱垃圾好把自己的和别人的混在一起。
因为在他看来，“要足够的卑微才能驱除怨恨赢得冷漠。大概需要说：我配不上让您生气，看看我，我只是个不负责的畜生，活得一团糟没法不发出噪音，所以请别在我身上浪费您的时间，请别为了揍我而弄脏您的拳头。请忍受我活着。我当然不能求您喜欢我，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让人喜欢不起来，但请开恩鄙视我，直到无视我”。
萨特在《禁闭》中写道，“他人即地狱”。他的解释是，如果我们同他人的关系扭曲了，变了质，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我同他人的关系之所以很坏，是因为我完全依赖他人，这样我当然像在地狱里一样，世上有许多人处在这种地狱般的境况中，因为他们太依赖于他人对自己的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同他人之间不可能有另一种关系，这只是表明所有的他人对我们都是极其重要的。特雷尔科夫斯基就是如此，无论如何努力，他都无法当别人不存在，生活的每时每刻，他都不会忘记他住的地方上面有人，下面有人，周围也有其他人。他只能寄希望于别人对他无视。他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可笑，却无法改变。他身上这股可笑劲儿，也许就是他性格中最真实的一面。
他完全坠入了周边环境对他的驯化。在托波尔笔下，这种驯化并不完全来自于主人公性格的内因，而似乎是邻居发起的主动进攻。比如，只要房间里有些动静，墙壁就会被敲响，这让人很容易想到巴甫洛夫的狗，特雷尔科夫斯基在如同笼子一样狭小封闭的空间中，遭遇着同样的条件反射训练。楼下的咖啡馆里，侍者从来不送上他真正想要的咖啡和蓝高卢烟，而是递上一杯热巧克力、两片黄油面包和茨冈牌的香烟，他很快就被“训练”得习惯了前房客西蒙娜·舒勒的这些喜好，读着她在房间里留下的历史小说，像她一样会在晚上十点换上不容易发出声响的拖鞋……
后来，驯化的节奏变得激烈起来，一连串让人惊悚的怪事发生：他的房间被盗，但房东制止报警；他沉睡时被涂抹上女人的浓妆；像西蒙娜一样失掉一颗门牙，又在墙壁的洞中找到。他坚信邻居们要彻底改变他的人格，让他完全变成西蒙娜，并最终会从窗口落下——不管是他自己纵身一跳，还是谁来推他一把。他从公寓出逃，又被情人告密，在路上被邻居的车撞倒，被强行带回公寓。最后他真的从窗口跳了下来，像西蒙娜一样在病床上被缠满绷带发出惊人的尖叫。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一点，似乎比他有没有摔死更加重要。
波兰斯基在电影中用图像明确地表明，主人公后来的这些极端遭遇都是他心理变态后自己的臆想。但书中原本的描述是相对模糊的，一方面陈述邻居的施暴，一方面又有一些指向主人公渐渐发疯的讯号，几乎找不到确凿的证据来佐证那些事件到底出自谁手，究竟谁才是怪房客？当然，到底是谁也并不真的重要，元凶终归指向个体与群体不平衡关系中的失控。作者这种暧昧的处理，让人与人关系中存在的怪诞的控制力更加清晰。他习惯用怪诞的笔调、丑陋的元素来表现自己眼中的世界，实际上，同时拥有画家身份的托波尔，在绘画创作中也是同样的风格。
作者提到主人公希望赢得冷漠以驱除怨恨，可是怨恨来自于什么？他写道：“人们就因为他身为特雷尔科夫斯基而不肯原谅他，因此恨他，因此惩罚他。”和波兰斯基一样，托波尔也是犹太人，出生在巴黎。“二战”期间因邻居和同事向盖世太保的举报，全家出逃到法国的另一个城市萨瓦，侥幸躲过了劫难。战后，托波尔回到巴黎，当初丑陋的告密和敌视已经经过粉饰而在城市中不着痕迹，但对于人性的失望却深植在他的心里，因此，即便在平和的世象中，他依然会直接以“敌人”来称呼自己的邻居和同事，他清楚地知道哪些是曾经企图置他，或置其他无辜的人于死地的人。他将自己与群体分开，个体意义对于他来说尤其重要。因此，特雷尔科夫斯基——我们更加清楚这个拥有典型东欧姓氏的主人公究竟从哪里来，又为什么会被波兰斯基选中了。
人们通常会将托波尔和卡夫卡进行比较，认为前者继承了后者的传统。也有评论明确地指出二者的差异：“虽然托波尔和卡夫卡都感受到了异化，但卡夫卡的压迫体系是官僚的、姓名不详的。总是有另一个部门，另一间办公室，另一条走廊。而在托波尔的作品中，主人公必须和压迫者面对面进行抗争。”比如特雷尔科夫斯基曾经和房东据理力争，也拒绝和别的房客同流合污，不同意在赶走一对母女房客的联名簿上签名。另外，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卡夫卡认为死亡是一种逃脱，在实现死亡的瞬间就可以脱离禁锢了独立个体的社会结构。但之于托波尔而言，‘生存在边缘，死亡是主流’。死亡只是主人公的一部分，死亡饲养了他也消费了他”。
当然，就《怪房客》而言，我们依然可以说，它是一部卡夫卡式的小说。至少，在书的封面上，作者就暗示了这一点——他画了一幅变形的卡夫卡肖像，头戴着卡夫卡经典的黑色礼帽，眼睛却凸出地长在了耳朵的位置上——如果对比作者的照片，这幅画也很容易被看成是他的自画像。这种不确定，让这幅画又更像是作者在书中一段写到的人们被同化后的面孔，也正是作者在书中的诘问：“在他眼前络绎不绝的脸几乎都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仿佛顶着这些脸的人们都站在传送带上一样。有着蛤蟆一样突出的大眼睛的脸，刻薄的人那瘦削的脸，畸形婴儿一样硕大柔软的脸，公牛般的脖子，鱼鼻，兔唇。眨眨眼睛就能想象眼前只是同一张脸在慢慢变形。特雷尔科夫斯基对这些脸如此地奇形怪状感到惊讶。火星人，他们都是火星人。但他们对此感到羞耻，所以他们就想掩盖事实。他们将自己骇人听闻的怪异比例一劳永逸地命名为匀称，将他们不可想象的丑陋命名为美丽。他们从别处来，却不想承认。他们装作天生在此。一面橱窗玻璃让他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他也没什么不同。一模一样，就和那些怪物完全相同。他和他们是同一物种，但不知为什么他被撇在一旁。”
记者 孙若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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