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云说，他当学生那会儿，常到西湖边找老外练口语。这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自己上大学时，周末去“英语角”的情形。
每个周日的上午，在一个长满松树的小山上，都会聚集着少则三四十人，多则上百人，以本科生和研究生为主，也有老外和华侨。还有些穿着时髦的人，只缠着女孩聊天，炫耀自己的蛤蟆镜、录音机，把这儿当相亲地点了，也顺便兜售点儿黑市外汇什么的。老外是这里的稀罕物种，大家想把英语说得标准点儿，自然是先找他们练。“你从哪儿来呀？结婚了没有？挣多少钱？”真没有不敢问的。
面对这简单直接的好奇心，老外也只有招架着。现在想想，他们图什么呀，义务陪人练英语吗？大概是因为当时老外在中国出行受到的限制比较多，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能与一些普通的中国人交往，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
每逢周日，在这个没有风景的小小角落，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数九寒天，总有一群人有时举着伞，有时跺着脚，有时吃着风沙，说着带各种口音、有时只有自己听得懂的英语，执着地练习着。因为他们心中有个模糊的梦想，要去探索一个更大的世界，而英语是通向这个世界的钥匙。
真应该问问马云，找陌生的老外说英语时，锻炼的除了语言，是否也包括一种勇气？为什么更多的中国人在国际社交场合总是安静地躲在角落里，或与其他中国人围成一个小圈说中文？单是害羞，还是不知说什么、怎么说？
虽有苏秦的雄辩之才，诸葛亮的舌战群儒之能，但在中国的主流文化里，对能说会道这事儿是带有轻视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还会恐吓：“祸从口出。”或警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学校的教育也并不看重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也不鼓励提问，以至于在很多学校，按是否安静来论课堂优劣。
二
抛开性格内向外向之别，自我意识太强的人往往过于在意别人的评价。相对封闭的环境更强化了这种自我意识，或者说不安全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得不在意周围人的评价，因为这些评价直接影响着分房、涨工资、评职称，甚至是会不会受批判。这种谨慎和防范，已成为我们父母那代人的集体记忆。所以我们报考大学时，父母大多希望孩子“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样，一来可以学点儿能够傍身的真本事，二来可以避开人文学科容易触碰政治的危险。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对能说会道的人不信任，所以总是念念不忘地提醒儿女“少说为好”。于是，我们的语言环境是怎样的呢？听得最多的是满是陈词滥调的“报告”，而不是真情实感的演讲；是居高临下的教育，而不是平等的交流分享。
这种文化和时代背景，老外一开始不太懂。在他们看来，有独立思考能力、敢于直抒己见正是教育的目的所在。在国外，不仅学校鼓励学生表达个人观点，重视辩论，有的家庭还鼓励孩子在餐桌上就时事和哲学命题进行讨论。肯尼迪家族就是如此。据说在他们家里，能否清晰地表达观点，有逻辑、有文采地辩论，是博取父母宠爱的关键。即使是普通家庭的孩子，能否在社交场合成为受欢迎的人也是他们很在意的事。有没有异性约会，班级选举能得几票，课堂讨论中是否发表了独到的见解，能不能代表同学做毕业致辞，毕业舞会的舞伴是谁……都决定着校园生活的品质。这种文化背景的不同，让改革初期到中国执教的外国老师很不适应。
记得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时，一次，一位外聘美国教授问满满一教室的同学有什么问题，竟无一人举手。他激动地掏出1美元的钞票，说：“怎么会没有问题呢？只能有两种情况—我讲得太无聊，或你们根本没有听！谁提问我给他1美元！”
这让我深受震撼，也感到被羞辱，愤而举手……还好他没叫我，因为我的头脑中其实一片空白。
三
虽然每个人的表达天赋不同，但语言能力是可以被训练的。看过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电影《窈窕淑女》吗？那位把她从贫民窟带出来的语言学家，坚信只要有标准的口音，外加举止的训练和时尚的衣着，就可以让这位出身贫寒的女孩融入英国上流社会。其中有一个场景，是语言学家反复教女孩念绕口令：“The rain in Spain stays mainly in the plain.”这句话练习的只是元音[ei]的发音，但这是一个足以反映一个人身份和家教的元音。女孩练到筋疲力尽，昏昏欲睡，在语言学家的一再激励和训斥下，最后终于掌握了标准的发音。接下来，她就可以穿戴整齐，去皇家赛马会试试运气了！
在需要英语的社交场合，很多中国人感到胆怯，怕发音不好、语法出错，让人家笑话。再说，学校里教的那些好像也用不上—“How are you？”“I’m fine，thank you.”然后呢？总不能说“What is this”“This is atable”吧！
1994年我到美国读书时，先在纽约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参与了三个月的纪录片制作工作。中午，同学们喜欢三三两两地坐在教学楼旁边联合广场的台阶上吃饭。一天，我看见三四个同学正谈得热乎，不禁凑上前去：“May I join you？”（我能加入吗？）“Yes，of course！”（当然。）他们朝我一笑，挪出个位子，又继续热烈地讨论起来。
我就先听着，想着什么时候合适就插话。你猜怎么着，四五十分钟，我就听他们在那儿聊，竟然一句话也没插上！因为他们谈的那些纪录片电影和导演的名字，我一个也没听说过！学了四年英语专业，做了四年央视主持人，愣是不知道说什么，别提多有挫败感了，只好低头吃着比萨，还问人家需不需要续饮料。我想，他们心里可能也在琢磨：这个中国同学怎么这么爱吃啊？
比语言能力本身更重要的是谈话的内容，这需要你事先做好功课并带着一颗充满好奇的心。
退休的CNN主持人拉里·金曾写过一本回忆录《如何随时随地和随便什么人谈话》。书中说，在他做电台主持人时，为了练习采访的功夫，就坐在超市门口，不管进来什么人，只要人家愿意，就拉过来采访，练就了一身观察和提问的好本事。他在46年的职业生涯中，采访过近4万人！
他常常从老百姓的角度问一些常识性问题。比如，有一次他问一位天主教大主教：“你有几个孩子？”对方惊愕不已，他却哈哈大笑，说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如果我有机会采访他，倒是很想问问他：“你离了7次婚，是什么让你决定结第8次婚？”话说回来，拉里·金的沟通理论说明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只要愿意，你可以跟任何人交谈。
我是采访的“功课主义者”，信任但不敢完全依靠自己的直觉与经验。无论是专业角度还是日常交往，要想让谈话深入下去，还是要从了解谈话环境和谈话对象开始，不然就很有可能像我当年那样，只能低头做“吃货”了。
（本文选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新出版的《世界很大，幸好有你》一书，杨澜著。）
文_杨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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