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伊米的退场，不仅是因为沙特政府需要一个重量级人物来为油价“熊市”中的损失负责，更因为他所坚持的传统能源政策，对穆罕默德副王储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构成了阻碍。老人黯然谢幕，改变即将发生。
80岁的阿里·阿尔-纳伊米（Ali Al-Naimi）被国际能源界尊称为“石油大师”（Oil Maestro）。这个绰号有两层含义：首先，自1983年出任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Aramco，以下简称沙特阿美）总裁兼CEO以来，这位稳健派技术官僚延续了其导师亚马尼的务实路线，一面通过调节产量和配额，巩固了沙特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内部的领袖地位；另一面领导OPEC尤其是海湾产油国与消费国展开集体博弈，以达成经济收益最大化。在他掌控沙特能源政策的30多年间，利雅得不仅得以挨过80年代中期的油价低谷，还在21世纪初的“牛市”中斩获颇丰。其次，作为一名非贵族官员，纳伊米与法赫德、阿卜杜拉两位国王保持着亲密的个人关系，他力促伊本·沙特王室将全国能源产业的主导权交给地位超然的技术人员，并从1995年起担任沙特石油、工业和矿产资源大臣至今。在《时代》周刊、《福布斯》杂志和《彭博商业周刊》评选的全球最具影响力商业人物排行榜上，纳伊米长期名列前40位，他的只言片语都可能直接影响到国际油价的起伏。
然而天下无不散的筵席。2016年5月7日，这位八旬老人被小他25岁的沙特阿美前总裁哈利德·阿尔-法利赫（Khalid A.Al-Falih）所取代，黯然离开了石油大臣的宝座。公开的换将理由是：纳伊米需要为沙特在2014年以来的油价“熊市”中蒙受的惨重损失负责。在全球油价一路走低的情况下，“大师”始终拒绝以限产换取价格稳定，他认定美国页岩油工业无法承受长期低价带来的压力，迟早会濒临破产；亚太地区的能源消费也将在低油价的刺激下再度回升。挨过48个月左右的下滑区间，利雅得的石油产业将重现曙光，届时以低价“护盘”所得的市场份额意义将尤为重大。但进入2016年春末，油价回暖依旧遥遥无期，美国页岩油工业承受低价的能力明显比“大师”的预估来得强大，沙特原油在全球主要市场的占有率却出现了缓慢下滑。在此背景下，萨勒曼国王需要一个重量级人物来为去年流失的1201亿美元外汇储备和42%的岁入缩水负责。作为这个OPEC领袖国21年来的能源政策掌舵者，纳伊米难辞其咎，只得就此退休。
但从纳伊米的两位前任遭遇的类似命运看，与王室成员之间的微妙关系才是“大师”被贬的决定性原因。自2015年1月萨勒曼国王登基以来，关于纳伊米即将下台的传闻便在利雅得流传一时。今年4月多哈冻产谈判期间，“大师”更是与本国实权人物、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爆发了正面冲突。在纳伊米决定改弦更张、推动OPEC国家与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共同限产之后，副王储坚持要求将态度桀骜的伊朗纳入协议之内，最终令谈判无果而终。鉴于穆罕默德身兼沙特第二副首相、国防大臣、宫内省秘书长和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等多项要职，极受国王信任（他是萨勒曼国王的第七个儿子），“大师”被解职的命运在4月份就已最终确定。
而对年纪还不满31岁的穆罕默德副王储来说，清洗尾大不掉的纳伊米只是他改造整个沙特阿拉伯的“2030年远景规划”（Vision 2030）的开端。根据这项计划，伊本·沙特王室将以目前的石油红利为支撑，创建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用14年时间实现财政收入来源由石油到资产投资的转型。在此过程中，沙特阿美不超过5%的股权将首次公开募股上市（IPO），这项资本和其他产业私有化所得收入的半数以上将被投放到海外，以为根本性的经济和就业改革创造条件。正因为“2030年远景规划”企图实现以石油收入为起点、但最终摆脱这项依赖的重大逆转，在改革启动之初，王室需要走上前台，撇开谨慎的“大师”直接实现对沙特阿美资产的管控。这不是利雅得当局第一次宣称要实施重大改革——之前所有的尝试都在浅尝辄止之后半途而废——更有观察家认定副王储在几年内就会被排挤出局。但无论如何，纳伊米的退场标志着那个萧规曹随、谨小慎微的时代已经过去，即将到来的是一场机遇与风险并存、最终可能影响到整个中东格局的大变革。
动荡年代的“大师”
若以1962年“随机应变先生”亚马尼出任沙特石油大臣为起点，最近54年利雅得的能源政策路线可以说是由三位年龄相仿、家庭出身和教育背景接近、观点高度重合的“大师”共同缔造的。1930年出生的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毕业于纽约大学法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自1962年起出掌沙特石油部直至1986年。他在1973年石油禁运中作为OPEC的指挥官出场，不仅实现了产油国收入剧增的直接目标，还在事实上确立了沙特在OPEC内部的领袖地位。但到80年代中期油价滑落至谷底时，亚马尼主张为集体利益牺牲沙特一国的收入，遭到新即位的法赫德国王的质疑，被迫离任。继任者是小他两岁、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希沙姆·纳扎尔，后者放弃了亚马尼一贯坚持的严格配额制度，在有限浮动区间内实现了产油国的重新联合，从而走出了80年代中期的油价“熊市”。但在1995年法赫德国王首次中风后，实际摄政者、王储兼第二副首相阿卜杜拉（2005年正式登基）将纳扎尔解职，以1935年出生的沙特阿美总裁兼CEO纳伊米作为继任者。纳扎米在阿卜杜拉的支持下担任石油大臣超过20年，最终在后者去世的第二年黯然出局。
亚马尼、纳扎尔和纳伊米都是平民家庭出身，都在美国获得过专业技术学位，属于海归派专家治国论者。在出任石油大臣之前或任内，三人都曾担任过沙特阿美总裁，对通过调节产能影响市场占有率和价格的策略运用极为娴熟。因为他们在不同时期曾经担任过其前辈的副手或下属，在总体政策上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同时也会针对市场行情的变化做出调整。而从三位“大师”离任的时间节点看，他们都在油价低迷趋于长期化、新的王室实权人物意图改弦更张之际被解职，则凸显出伊本·沙特家族在实际决策过程中一言九鼎的地位。
要理解能源产业之于整个沙特经济的意义，以及王室和技术官僚在油价问题上的观点异同，必须回溯到沙特阿拉伯建国之初。1932年伊本·沙特国王统一阿拉伯半岛之际，这个沙漠王国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麦加朝觐者支付的入境费用和额外消费，完全不敷开销。1933年5月，国王决定将半岛东部哈萨绿洲60年的石油开采权出售给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换取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现金。1938年，第一口油井开始出油，沙特的经济状况自此发生了根本性好转。1945年2月14日，伊本·沙特又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苏伊士运河大苦湖达成协议，沙特承诺在之后的60年里以合理的价格向美国提供充足的原油；作为回报，美国将在沙特境内的红海和波斯湾沿岸建立两处空军基地，保护其油田设施和国土安全免遭伊朗或苏联的破坏。从那时起至今，确保沙特能源市场的稳定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支柱之一，两国之间也形成了极为亲密的特殊关系。
在沙特石油工业创建之初，国际能源市场的定价权掌握在私人公司手中。20世纪30年代，埃克森、壳牌、英国石油、美孚、雪佛龙、德士古、海湾石油这7家最大的原油生产和销售企业通过分配定额的方式结成了卡特尔，垄断了全球60%的油田开采权和85%的产量。创建于1933年的沙特阿美（其最初的全名为“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便是加州美孚和德士古的合资公司，两家各占50%的股份，沙特政府仅收取管理费，无权介入公司的经营。但随着战后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中东、拉美主要产油国获得完全独立，各国政府开始从私人企业手中收回控制权。1950年底，沙特阿美的美国股东被迫同意将每年净利润的50%交给利雅得当局。1960年OPEC成立之后，私人企业的博弈空间越发狭窄，能源产业的国有化开始成为普遍现象。1973年，沙特政府将阿美公司25%的资产国有化，1974年又收回15%；1980年，外国股东彻底退出阿美的经营，利雅得当局完全控制了本国石油工业的产能。到21世纪初，5家最大的跨国私营油企仅仅拥有全球原油开采量的14%和储量的5%，超过80%的储量由各国国有石油企业掌控，这显然意味着能源产业的政治性在不断强化。
阿里·阿尔-纳伊米就在这个“国家至上”的年代缓缓崛起。1935年他出生在东部省的一个石油技术人员之家，在抽油机的轰鸣声中长大，12岁时作为学徒工加入阿美公司。此时沙特政府已经在为收回能源业经营权做准备，类似纳伊米这样的平民子弟自幼就由官方资助参加一系列教育和培训课程，以掌握专业技能。纳伊米被送往黎巴嫩，首先在贝鲁特美国大学（AUB，中东地区最好的私立大学之一）附属的国际学院修读预科，接着接受了为期一年的地质学基础进修。1958年，他由政府公费资助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在工程学名校理海大学修读地质学学位，1962年毕业。接着他又转往斯坦福大学，取得了水文学和矿床学的双硕士学位。这一轨迹与大多数沙特能源官僚并无不同：美国的学术背景不仅能确保纳伊米的专业技术水准，也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了他的政治倾向，避免了出现另一个阿卜杜拉·塔里基（左倾的纳赛尔主义者，1960～1962年任沙特石油大臣）。这在利雅得-华盛顿特殊关系处于蜜月期的年代无疑相当重要。
结束学业后，纳伊米于1957年归国，旋即被阿美公司派赴家乡东部省负责当地油田的开发和管理。1969年，他晋升为阿布盖格油田生产部总监。1972～1975年，纳伊米又被派往北部地区，担任阿拉伯中立区内归属沙特的那部分油田的生产总监。中立区是1922年伊拉克与内志王国（沙特阿拉伯的前身）划定的一块界限模糊的边界地带，在1981年之前并无固定国界，在该地区从事采油必须经历复杂的外事谈判和纵横捭阖。委派纳伊米主管这一地区，显然是阿美公司为培养未来高管而有意为之的。1975年，40岁的纳伊米升任阿美公司负责生产业务的副总裁，三年后转任总揽石油业务的副总裁。1980年，他进入公司董事会，一年后出任新设置的执行副总裁（主管油气业务）一职，最终于1984年成为阿美公司历史上第一位沙特籍总裁。
这一时期，作为石油大臣亚马尼和阿美公司CEO约翰·卡尔贝雷尔的主要助手，纳伊米亲身经历了1973年石油禁运的决策和实施流程。这次行动名义上是为了惩戒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支援以色列的欧美大国，实质则是产油国在谋求一次性抬高油价未果的情况下，对消费国实施的大规模报复。战争爆发前夕，OPEC方面曾在维也纳与美国、日本以及西欧6国政府的代表展开谈判，要求一次性将油价上浮100%，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OPEC代表随即单方面宣布提价70%，并开始以每月5%的速度减少产量。1973年10月20日，在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给予以色列22亿美元军事援助的第二天，OPEC中的阿拉伯国家全面切断了对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原油出口。这意味着全球石油贸易额的14%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西方世界的能源供给出现了9%的缺口。到当年12月禁运结束时，美国的GNP下滑了整整6%，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1973年12月阿拉伯国家与八国集团达成的新协议，将实时油价由当年6月的每桶2.9美元直接提升到了11.65美元，上涨300%，这对OPEC成员国是一场辉煌的胜利。1972年时海湾各国出口原油的总收入不过230亿美元，到5年后已经剧增至1400亿美元。这次禁运也是1945年阿美协议达成以来，利雅得与华盛顿之间影响最大的一次分裂。它显然暗示了纳伊米：在必要时，沙特可以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对手。
份额，还是利润？
禁运危机收场之后的几年里，欧美人士逐步从阿美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中退出，由沙特本国专家接手。继1984年出任阿美总裁之后，纳伊米又在1988年接过了CEO大权，成为公司的实际决策者。但在他进入最高决策层之后不久，沙特能源产业即发生重大动荡：由于全球油价自1980年起即以疯狂的速度暴跌，在任25年的“随机应变先生”亚马尼被解职，由前经济规划大臣纳扎尔继任。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后，油价一度出现相当规模的反弹，但仅相当于1980年巅峰价格的40%，再未能恢复到黄金时代。
80年代能源市场低谷的出现，核心矛盾在于OPEC内部围绕定价策略产生的对立：当油价节节攀升、“牛市”已现端倪时，海湾国家是应当尽可能多地扩大生产，以赚取短期红利，还是维持相对稳健的定价策略，以实现收益长期化？利雅得给出的是后一种答案。作为OPEC创始成员国和1973年禁运行动的实际领导者，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产量长期维持在日均1000万桶的水平，一度占据OPEC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利雅得坐拥全球探明储量最大的加瓦尔油田，仅这一处的储量就超过700亿桶，平均开采成本为全球最低；1945年与美国的《大苦湖协议》则换来了华盛顿的长期军事保护和军火出售便利，使沙特完全不必担心遭受外部入侵。在这种情况下，亚马尼更倾向于控制OPEC国家的原油总产量，使价格上涨的幅度与欧美国家的平均通胀率大致相当。如此一来，大多数国家将继续维持现有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会迅速推进以新能源（太阳能、风能、水力、核电）取代化石燃料的变革，产油国的长期收入增长自可获得妥善确保。沙特作为此际的头号原油出口国以及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支点，亦可维持对OPEC的实际控制。
但伊拉克、利比亚等较小的产油国不愿放弃看似诱人的机会。1979年伊朗革命政权宣布中止原油出口后，全球能源消费市场出现了9%的缺口；欧美买家出于恐慌心理和投机需求，在短期内不惜一切代价抢购原油，使得国家油价在不到两年里暴涨了100%。对深陷两伊战争泥潭的巴格达当局和正在与乍得进行边境战争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来说，错过伊朗危机带来的“牛市”机会乃是无法容忍的犯罪，他们执意要实施全面增产。按照亚马尼的既往策略，此时沙特应当启动减产，以维持原油供给总量的平衡。但减产意味着沙特本身的收益将大幅度缩水，已经上马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和国内福利将遭受严重冲击，1982年登基的新国王法赫德同样无法容忍这一切。四面楚歌声中，亚马尼被迫放弃传统路线，责成纳伊米启动大规模增产。
从1980到1986年，原油市场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伊朗、伊拉克等国的增产和抬价使沙特根本无法统一OPEC的政策方向，也无法稳定石油供应量；北海和苏联原油产量的增长则压缩了中东产油国的市场份额，使OPEC成员国在世界原油生产版图中的比重第一次滑落至50%以下。而在需求方面，欧美发达国家在1973年禁运期间启动的能源结构调整效果逐步显现，伊朗危机期间因恐慌而过度囤积的库存亦开始流入市场。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油价在1985年重新崩盘：由于OPEC彻底分裂，产油国不得不自行压低价格以换取买家的订单，实时油价在1986年的前6个月暴跌了49.5%，最终稳定在了每桶18美元的位置，造成20世纪幅度最惊人的一次油价波动。亚马尼在当年10月遭到解职，由纳扎尔接手残局。
从1987到1995年，沙特能源产业大致呈现纳扎尔-纳伊米两巨头领导的格局。亚马尼的前车之鉴使他们越发确信：在与买家进行博弈时，OPEC内部必须保持立场一致，以沙特为领袖展开定价谈判；产量增幅方面，各国也须严格执行配额制度，以维持一个“完美”的油价区间。第一次海湾战争末期，科威特境内的油田遭到伊拉克占领军有组织的破坏，出口中断近三年之久；加上伊拉克本身的原油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进入国际市场，沙特迅速启动了增产措施，从而部分弥补了80年代后期的损失。但由于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缓慢、石油业长期投资不足，沙特阿拉伯在整个90年代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3%，国家财政长期处于赤字状态。1995年阿卜杜拉王储就任摄政后，最终解除了纳扎尔的职务，由纳伊米出任石油、工业和矿产资源大臣。
尽管纳伊米拥有极为丰富的经验，但在需求曲线增长平缓的90年代后期，这位“大师”同样缺乏改善经济状况的灵丹妙药。由于在80年代前期制订了过于宽松的税收政策（个人所得税为1%，关税为5%），沙特阿拉伯除去占GDP近四成的能源收入外几乎没有其他财源，电力、通讯、交通、农业等垄断行业则效率极为低下。而在城市化程度急速飙升（1970～2003年沙特的城市人口比例由25%激增到了85%）的背景下，阿卜杜拉王储被迫举借各种内外债务以应付公共开支，最多时竟占到GDP总量的60%。某种意义上，90年代后期大批沙特青年出走苏丹和阿富汗、投奔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也是对经济低迷的一种变相反应。
1999年，受东南亚和俄罗斯经济危机拖累，全球油价再度跌入谷底，沙特阿拉伯经济增长率已滑落至零点。纳伊米被迫建议阿卜杜拉部分向美国资本开放电信业、航空业和金融领域，以换取华盛顿的经济和政治回报。鉴于《大苦湖协议》在2005年就将到期，沙特从90年代末开始将总额超过3500亿美元的公募和私募资金投放到美国市场，以换取华盛顿的两项承诺：在协议到期后，默认两国间的特殊关系继续存在；在伊朗和伊拉克遭受欧美长期封锁的背景下，继续以沙特作为美国本土原油消费的第一供应商。
所幸忍辱负重的举措只维持了两年。2001年，“9·11”事件爆发，国际油价止跌回升。尽管本·拉登的沙特国籍一度给利雅得-华盛顿关系造成了某些隔阂，但纳伊米明智地断定恐怖袭击的发生将加剧市场对中东能源安全稳定性的担忧，因之油价的回升将成为长期趋势，沙特阿美有必要启动大规模增产。2003年，这一判断同时被四个事件所验证：美国入侵伊拉克，伊拉克原油开采能力遭受重大破坏，在5～6年内都无法彻底恢复；委内瑞拉石油业爆发大罢工，查韦斯总统的地位再度遭遇挑战，南美原油输出总量出现波动；尼日利亚内战在大选后重新出现升级，这个OPEC第七大产油国的前景再度陷入黯淡；“卡特里娜”飓风席卷墨西哥湾沿岸，美国本土采油业遭受重大挫折。四项因素的累加，使得消费市场对沙特原油的依赖迅速上升。
纳伊米始终坚持的增产措施，在这个时候终于结出了硕果：从2003年初到2008年7月，全球油价经历了超过60个月的持续增长，一度飙升至每桶147美元的历史峰值，较1998年时疯涨了400%。随后经过一年多的金融危机冲击，自2009年起再度进入上升区间，并于2011年1月“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再度登顶历史新高。沙特国家财政不仅得以破天荒地实现零赤字，经济增长率更是一度达到了空前的7.2%。2008年，在全球油价第一次攀升至1980年以来的新高之后，美国《时代》周刊将纳伊米评选为年度最有影响力人物，阿卜杜拉国王甚至承诺由“大师”本人提名自己的继任者。这也是这位石油官僚个人事业的巅峰。
从“牛市”到“熊市”
一项并非纳伊米的责任、但需要由他来承担后果的政策是：在2003至2014年的油价“牛市”期间，沙特政府并未妥善利用好原油出口带来的收益，以完善经济结构、提升抗冲击能力。巨额的石油红利被漫不经心地分配到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部门，形形色色的基础建设项目皆以高油价作为预设前提，似乎从来没有人想到油价有一天会重回低谷。近期利雅得当局公布的报告披露：按照传统做法，所有超过1亿沙特里亚尔（约合267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都须由国王亲自批准；但在2010～2014年那些疯狂的日子里，这项限制被一路放宽到了2亿、3亿甚至5亿沙特里亚尔，最后干脆彻底取消了审批手续。本土劳动力人口的三分之二受雇于效率低下的国企，福利远远高于外籍劳工，创造的经济价值却少得可怜；耗资100亿美元的阿卜杜拉国王金融实验区在2006年投入运营，但在10年后的今天依然有大量闲置单位尚未租出。除去石油产能外，沙特阿拉伯对海外资本没有任何吸引力——宗教警察权力巨大，妇女无法正常就业，行政部门腐败横行，缺乏完善的市场经济规则。
今年4月底，穆罕默德副王储罕见地对彭博社记者承认：2010～2014年，沙特平均每年的低效率财政开支高达800亿美元以上，占预算额的25%以上。这类开支使利雅得的财政状况比国际观察家的估计更接近谷底。在2015年损失了120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度认为沙特政府的剩余资金还够维持5年；但副王储的首席经济顾问、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穆罕默德·阿尔-谢赫亲口承认，假如国际油价在2016年内无法回升至每桶50美元以上，且政府的开支继续维持在2015年4月时的水平（平均每个月300亿美元），沙特阿拉伯的国家财政在2017年2月以前就会彻底破产，这将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灭顶之灾。
不仅如此，政府开支的增加也没能降低青年人口急剧增长造成的压力。从1994到2002年，沙特全国人口由700万急剧增加到1700万，随后在12年里又翻了将近一番，达到3000万以上的规模，并以每年超过3%的速度继续增长。目前，有40%的沙特人口在15周岁以下，青年男子的失业率超过40%。就业已经饱和的国有企业无法吸纳如此之多的劳动力，私营企业则宁可雇用外籍劳工：后者不仅在工资和福利待遇上逊于本国人，而且比常年研习伊斯兰教法的沙特青年具备更强的专业技能。如果这种状况继续维持5到10年，沙特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将和内战爆发前的叙利亚、利比亚以及伊拉克别无二致。
更重要的是，作为能源产业的掌舵者，纳伊米突然发现他已经无法像40年前的亚马尼那样操纵整个市场行情。这首先是因为OPEC国家的石油产能在全球能源生产版图中的失势：2009年，沙特的原油开采总额首次为俄罗斯所超越，两国全年石油出口额的差距已不足2%。尽管加瓦尔油田的开采成本极低，但西伯利亚萨莫特洛尔油田的地质条件并不逊色，这使得俄罗斯同样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原油。而莫斯科在能源出口策略上有着更精明的战略地理算计，其在欧洲占据的传统市场份额几乎无法为沙特所撼动。尤为特殊的是，俄罗斯甚至也不惮于承受油价“雪崩”带来的冲击——俄罗斯央行在2014年放开卢布汇率的决定虽然给国内经济带来了巨大伤害，但生产成本以卢布计价、销售收入以美元计价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却因祸得福，未曾遭遇“跳水”。在中东原油与俄罗斯石油竞争最激烈的中国市场，莫斯科甚至已经开始蚕食沙特的份额：2015年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规模净增28%，沙特仅为2.1%，后劲明显不足。
另一个为沙特低估的新角色则是经历了“页岩革命”的美国。随着水力压裂技术广泛用于页岩油气生产，美国能源自给率迅速由2005年的30.1%上升至2012年的60%，并将在2021年突破80%。而在2015年，美国日均原油产量已接近1000万桶，超越沙特成为全球第一大产油国。尽管北美页岩油的出口规模仍较有限，但丧失美国这个全球第二大单一能源消费市场将从根本上重塑利雅得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沙特传统的产量调节策略，也被证明对页岩油难收成效——从2014年底开始，利雅得即号召海湾国家稳步增产，试图使方兴未艾的美国页岩油工业因开发成本过高而破产。但美国页岩油生产商选择控制油井总数，将资金集中投入到储量最丰富、开采成本最低的区块，成功压低了成本，也使沙特代价重大的增产策略以事倍功半而告终。
同样出乎纳伊米估计的还有市场需求的急剧萎缩。2003年以后长达10余年的油价“牛市”，除去供给波动的刺激外，根本原因在于亚洲国家经济崛起带来的需求增长。2004～2008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1.6%，印度则是8%；受其影响，2003～2006年全球日均原油需求增量高达490万桶。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能源市场的迅速复苏，与中国政府的刺激政策同样不无关联。但在2014年以后的“熊市”期间，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先后进入结构调整期，短期内难于产生巨大需求；而美元恰好在此际启动新一轮升值周期，推动了海外游资向美国本土回流，直接导致本币汇率紧盯美元的沙特元气大伤。据国际能源署（IEA）估计，2016年全球原油市场的需求增幅将由2015年时的日均170万桶缩水至120万桶；与此同时，全球库存原油还将继续增加2.85亿桶。需求持续不振、供给严重溢出，纳伊米在此时依然固守增产策略，无疑是雪上加霜。
进入2016年春天，持续约一年半的增产策略已经使沙特政府42%的财政收入遭遇蒸发。纳伊米不得不愿赌服输，号召OPEC国家与同样处境艰难的俄罗斯携起手来。2月16日，沙特、俄罗斯、卡塔尔和委内瑞拉四国代表在多哈签署临时协议，呼吁将原油产量冻结在今年1月时的水平。此举回到了传统的限产路径，试图通过限制原油供给来拉动油价回升。问题在于，OPEC内部无法就限产达成一致：70年代末，伊拉克、沙特等国正是利用伊朗退出市场的机会，一举瓜分了后者的出口份额；而在今天，刚刚恢复原油出口的伊朗正迫不及待地增加产能，以图改善困顿的经济状况。穆罕默德副王储否定4月多哈谈判的预案，便是基于这一原因：正如2015年的增产行动未能有效打压美国页岩油的强势，倘若2016年的冻产行动不包括伊朗，同样无法迅速化解沙特的困境。在OPEC陷入内讧之后，纳伊米重演1973年奇迹的企图不过是一厢情愿。
穆罕默德的挑战
和白发苍苍的纳伊米相比，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亲王完全是个新人类。这位出生于1985年的年轻人推崇乔布斯、扎克伯格和比尔·盖茨，曾经公开拒绝加入纳伊米的老上司阿卜杜拉国王的内阁：“我可以创造像苹果公司那样的传奇，而未必要去当别人的雇员。”从沙特国王大学获得法学士学位后，亲王一直在协助自己的父亲萨勒曼王储——也就是2015年1月正式继承王位的萨勒曼国王——修订全国公司法和商业监管条例。2011年10月，这位莽撞的年轻人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在利雅得省政府任职期间企图精简办公流程，并排除当地部落酋长的干扰，一批自觉受辱的王室亲贵在阿卜杜拉面前对穆罕默德进行了攻讦。国王随即下令：将萨勒曼提拔为国防大臣，但不允许穆罕默德再出入父亲的办公室，也不许他在政府机关任职。
26岁的亲王重新恢复了自由身。接下来的6个月里，他在父亲创办的一家私人基金会工作，任务是为解决国内住房问题提供经济和法务建议，他还创办了一家基金会，培养沙特年轻人的创新和领导能力。私营经济的巨大潜力与效率低下的国企之间的巨大反差，令这个年轻人感到既惊讶又兴奋。2012年6月，阿卜杜拉国王与自己的侄子和解，萨勒曼亲王成为王位第一继承人，穆罕默德重新成为父亲的办公室主任。国王还责成他从速制订一项改革国防部办事流程和采购体制的方案，并在当年年底正式付诸实施。
改革国防部的行动见证了穆罕默德亲王的新思维和执行力：他重新强化了法务部门，对所有执行中的采购合同进行再审核和修改，并聘用了博思艾伦和波士顿咨询两家国际咨询巨头为他重建在军火采购、承包、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整个运作流程。借由这一系列工作，他也和军方建立起了密切关系，这对过去80多年间沙特的实权亲王都是一条必由之路。结束在国防部的业务后，穆罕默德还担任过不到一年的东部省省长。2015年1月萨勒曼正式即位后，立即委任这个儿子为国防大臣、宫内省秘书长兼国务大臣，同时下令组建由穆罕默德领导的经济发展委员会。这位亲王同时还是沙特王位的第二顺位继承人（副王储）。
副王储以沙特王室的改造者自居：就任国防大臣之后不久，他发起了干预也门内战的“关键风暴行动”，并公开表态沙特应当在稳定叙利亚局势中发挥作用。和那些深居简出、保持神秘感的老王公们不同，副王储从不惮于通过《经济学人》《彭博商业周刊》等西方媒体展示沙特正在发生的变化。2015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戴维营会见了穆罕默德，称赞其“学识渊博，非常聪明，有着远超过其年龄的智慧”。另一位参议员林赛·格拉汉姆更是认为：“亲王显然懂得，在沙特这样一个国家里，让多数人得到更多的时候已经来临了。”
而这位亲王改造他的国家的终极方案，便是今年4月底公布的“2030年远景规划”；外界普遍认为，这份规划参考了麦肯锡公司去年为沙特政府起草的报告《石油之后》。因为规划中包含大量私有化内容，所以也被称为“沙特的撒切尔计划”。它的主要内容为：（1）未来两年之内，沙特阿美公司不超过5%的股权将被包装公开上市，这部分收入和对其他行业进行私有化的所得将组成一支总额2万亿美元以上的主权财富基金，在境外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以在能源收入之外每年为利雅得多创造1000亿美元的收入；（2）沙特将全面开放旅游业，并允许外国人在境内拥有不动产；（3）政府鼓励国民创办中小型企业，目标是到2030年为止，将经济活动的35%交由私营企业来运行；（4）逐步取消对成品油、水和电力的补贴，并在部分省份试行公共设施运营企业的私有化；（5）允许女性单独外出和驾车旅行，强化国内职业教育，将失业率降低至7%；（6）允许外资进入石油化工、制造业和金融业，简化国外企业在沙特境内的投资审批程序；（7）在政府机关尤其是军队内部发起大规模反腐，同时提升国内军工业的水平，最终使50%的现役装备可以在国内制造。
与此前那些带有浓厚中东风格的发展方案相比，“2030年远景规划”更像是典型的欧美国家的全面改革纲要，它的第一阶段影响已经开始浮现：为了填补石油收入下降带来的2000亿美元预算缺口，副王储在2016年初宣布下调对汽油、电力和水的政府补贴，导致水价在两个月内上涨了10倍。成千上万的沙特人登录推特（Twitter），对这项政策表示不满。资深能源问题专家、伦敦国王学院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尼克·巴特勒更是公然讥讽称：“这项休克疗法不过是梦呓般的乌托邦，他们根本不知道完全实施所有措施要遭遇多大的阻力。”“这位副王储属于那种可以让莎士比亚写出一部伟大剧本的人物，但该剧本绝不会以圆满的结局收场。”
无论如何，在罢黜了“石油大师”纳伊米之后，穆罕默德副王储已经走向了规划的第二步：以石油收入为基础，尝试发展一种不依赖石油的新经济。没有多少人看好他的前景——除去经济改革本身需要的法律和制度基础外，目前最大的困境在于，包括俄罗斯、伊朗、沙特、伊拉克、美国五大产油国以及作为主要进口商的欧盟正深深陷入前途未卜的叙利亚冲突当中，并且已经像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那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权势倾轧关系。沙特在原油市场要劝阻伊朗的增产倾向，在军事上则要平息德黑兰支持下的也门胡塞武装的进攻，同时还在继续要求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更换领导人。伊朗则力图借助沙特焦头烂额的机会，将影响力渗透到整个黎凡特地区，形成横跨阿拉伯半岛的“什叶派新月”。而各国希图谋求最大利益的这个区块，却是过去40年间全球宗教、安全和经济对立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理政治“黑洞”。
年轻的副王储看到的是沙特存在的变化机会，但甚少回顾历史。他没有意识到：“9·11”事件后10余年中东乱局的渊源，来自1979～1989年阿富汗战争在中亚“阿富巴”地区形成的冲突反应炉；它借由阿拉伯世界过剩的青年人口、极端教派和管理松散的武器，重新进入了高潮。而2011年以降的大中东政争，则是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高潮期对中东调控失能的结果。叙利亚内战的持续和各方力量的卷入，已经孕育出今后5～10年一切大国领导人都无法回避的“全球巴尔干”。在人口、资金和物料流动极为频繁，本身又缺乏危机控制和调节能力的欧亚大陆交界地带，一地一国的动荡很容易沿自然地理方向朝周边国家扩散。而沙特企图关起门来、争取15年左右的时间平稳地完成经济转型，这根本就是缺乏现实感的奢望。
过去70年间三位“石油大师”领导沙特能源产业取得的经济和政治收益，不仅因为阿拉伯半岛本身的自然禀赋，更是美国暗中支持和庇护的产物。而21世纪的全球格局将是某种“新维多利亚时代”（New Victorian era）——和19世纪后半叶维多利亚女王统治英国时一样，昔日的霸权国家虽仍居于领导地位，但正在丧失绝对优势；多个次级经济和军事中心相继崛起，数种储备货币共存；保护全球军事和经济“公地”的职责正在由一国扩散到多国，竞争和动荡将成为新常态。在能源自给率大幅提升之后，美国无须再将波斯湾石油视为维持经济运转的“生命线”；即使不会对中东彻底撒手，承担安全责任的意愿和力度也会下降，这将对利雅得的命运构成根本性转折。美国无意再保护沙特，沙特无力继续领导OPEC，OPEC对油价的基础性控制能力彻底丧失，这都是“2030年远景规划”必须面对的挑战。如同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所言，2016年的全球经济和安全形势比8年前多了稍许稳定，但仍是一个大病初愈、虚弱而焦虑的病人。而穆罕默德亲王的这剂猛药会对这个虚弱的病人产生何种影响，或许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会显露出来。
文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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