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个月内上涨160%的大蒜价格，若情势扭转，种植者赔起本来，会比以往任何一次滞销的损失要巨大得多。蒜农们深知这一点，所以高兴之余，难免会对不确定性有些担忧。
收割
5月8日，各地大货车挤满了大理西湖与214国道之间的一条不知名的马路。这条被当地人称为西湖线的不到两公里的路，因蒜而兴，经销商及仓库云集于此。
向西不远就是大理西湖，西湖村家家种蒜。我们去的时候，收获的时节已近尾声，蒜农们抓紧最后的几天时间，张罗着各自地里的蒜。这些蒜很快便归拢到西湖线经销商处，进行分级、打包、过磅、装车，一片热闹的收获景象。一车车的蒜，不消三天，便上了各地的餐桌。
西湖村隶属于大理州洱源县右所镇，这里的西湖，不像杭州的西湖，船仅是一种点缀。洱源的西湖，船是生活的工具。家家户户门口几乎都停泊着小船，这些小船古朴而粗粝，仿佛就停在明清。西湖村有六个自然村：张家登、清水塘、东登、中登、南登、海塘。它们和像七巧板一般的湖中七座小岛构成汀港相连的景观，舟楫往来，湖中有岛，岛上有村，村落相连，汊港相通。岛上的土地基本都用来种蒜，勤劳的人家或是提起竹篙，或是带上两桨，驾着小船来到岛上劳作。驾着载满大蒜的小船回家的时候，吃水很深的小船悠悠而去，似从画中来。
进入南登村的路很窄，仅能容一辆车通过。杜国治的那三分蒜田就守在南登村口，紧邻路边，“漂浮”于西湖之上。杜、李是西湖村的大姓，他告诉我，白族人恋家，不愿意离开家乡，种蒜20多年来，经历了2008年每斤两毛钱的悲伤，也尝到了连续5年好年景的喜悦。但无论蒜价如何波动，村里的人大多始终居于祖辈生活的地方，不愿远行。所以西湖村，外出打工者极少，自然也就鲜有打拼者回乡务农继而发家致富的传奇故事。
大理州是南方紫皮大蒜的主要产区，其独头蒜是农产品地理标志。州辖区内有5个县市是主产区，其中洱源县出产的可能是全国最贵的蒜，年产值超过4亿元。洱源县种植大蒜有20余年的历史，作物的耕种随着市场的需求在水稻、玉米、烤烟中流变、摇摆，最近的这5年，大蒜种植已成为全县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性”产业。西湖村一带因特殊的种植地理条件，产量高、质量优、个头大，大蒜素含量均比平原地区高出2～3倍，更能卖得上价。
“今年又是好光景。”杜国治说，经济作物不愁销路，坐在家中就能完成销售，在自己20多年的耕种生涯中，只有种烤烟统购统销时出现过。趁着这几年的蒜不愁卖，西湖村的蒜农多有包地种蒜，距离西湖30公里的喜洲镇通常是首选。毕竟本村土地有限且租金较贵，距离大理20多公里的喜洲以旅游业为主，本地人历来对耕种缺乏动力，镇上土地此前也未有规模化种蒜的传统。这为种蒜“好把式”的西湖村人扩大种蒜规模、增加收入提供了机会，租用耕地的价格也远比在本村租种田地要便宜得多。
问起杜国治村里的收入状况，他指着不远处的一排排民居，说这家不错，那家还行，说到谁家收入多时，他的声音会明显升高地强调：“他家在喜洲包地。”包地，少的十几亩，多的数百亩，对应的是西湖村人家庭收入增长的多寡，这在村民之间成了一个简单的“家产”判断标准。娶媳妇、孩子上学、房子翻新，或者直接对某个数字有追求，这些顺理成章的欲望驱动着村民。
2200米海拔地区的阳光，总要比中原地区炙热许多。这并不能成为蒜农或收蒜人停下脚步的理由，尤其对于后者来说，不过忙碌两个月，一年的生计便有了殷实的保障。收蒜人的利润依附于大的经销商，后者以每公斤两三毛钱的报酬支付于收蒜个体，报酬因收购蒜品的成色不同而定。独头蒜多、个头大，报酬较多，丫蒜（北方称为瓣蒜）则报酬较低。杜国治告诉我，在高峰期，收蒜人能保证每天收一车，利润600～800元，有的时候能收到两车。
收蒜的季节，村里基本上看不到人，劳动力要么在地里挖蒜，要么在家中分拣。村里能见到的多是开着四轮后驱动农用车的收蒜人，他们头戴草帽穿行于村里的街巷。农用车的噪音响起，有销售需求的蒜农便会打开自家大门。
虽然每天的收购价格是浮动的，上午和下午亦常不一致，但价格肯定是透明的。收蒜人多数是本地人，本乡声誉在熟人社会中更易如鱼得水，即便是异乡客，也断然是不敢在价格中捣鬼的。村子里的居民祖祖辈辈都世居于此，彼此间很熟悉，闲话家常中难免会聊起最近的蒜价。倘若哪家的蒜比别家低几毛钱，收蒜人的“声誉”定会大打折扣，接下来的买卖自然就难以为继了。
谈起今年的收购价格，杜国治很乐意与我分享他的喜悦：独头蒜每公斤12～14元、丫蒜每公斤8元左右，蒜薹每公斤稳定在12元左右。“我也不知道好卖的情况会持续多久，但我知道不会总是这样。”他一边挖蒜一边说。我告别的时候，他仍在收割着明天的希望。
包地
40岁出头的李树珍，家里劳动力不够，她索性把自己家的3亩多地包给了邻居种蒜，自己开办了南登村唯一的一家农家乐，提供住宿、餐饮和泛舟三个项目。大理西湖虽然名气很大，但因为距离大理古城60公里的路程以及公共交通的不便，游人如织的场面很少出现。对于每年9000块钱的场地成本，她虽然有些担心，但一年下来，总还是有说得过去的收入。
一些文学作品给了乡村很多想象的空间，人们对独门独院赋予了很多期许，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幻想成美妙的画面，投以羡慕的目光，但真正乡村的生活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煎熬。
对于李树珍来说，牺牲持续好年景的蒜的溢价收入，一方面能旱涝保收，另一方面，也省去了耕种的辛苦。户外的劳作由田间转向了水上，有客人的时候撑撑船，每小时能赚100块，大多数时候还是在农家乐的餐厅操持客人的饭菜。白族的女人是出了名的任劳任怨，李树珍也不例外，加上她的厨艺在西湖村备受乡亲们推崇，所以她对自己经营的农家乐是希望大于担忧的。
杜丕明的老婆是李树珍老公的妹妹，他家的田在西湖东面的小岛上，李树珍撑着船带着我和摄影记者老关，因为她的介绍，杜丕明直接翻过了初次见面会局促的那一页，也省去了说辞上的习惯性的保守。
“每亩蒜能挣多少钱？”我问。
杜丕明答：“3000多块的纯利算不错啦。”
“小兄弟和你同年，都属马的，你跟他讲实话嘛。”李树珍催促道。
“岸上的田每亩一般有4000块以上的利润，湖田产量高些，收成好的时候能有六七千块，特别好的时候，上万块也有可能，不过很少见。”
“现在挣得多，也要承受赔得多的风险。”杜丕明补充说。
按照他的印象，蒜是从2010年开始涨价，农民增收的同时，成本也在连年上涨。蒜种、包田、人工、肥料是种蒜成本排序，蒜种买来要在冷库里冷冻一个多月，这样更易出独头蒜，冷库费用也是一项成本。
其中光蒜种，每袋就要800多块，每亩蒜需要7袋种。利润的高低取决于独头蒜的产出的比例，产量、个头的大小。独头蒜与丫蒜，每公斤价格差了三四块，没有一项是可以完美控制的，都要看天。人控制不了独头蒜，同一蒜种，种在不同地方，去年种和今年种，出独头蒜的量都不一样。“每个蒜种商都说自己的货种出来独头蒜产量高，种了以后不理想，找他埋怨几句，他就会说，是你没种好。”
“每亩蒜成本近9000块，以前蒜卖不掉的时候，成本2000多块，也没有包田，赔起来不心疼。现在一旦赔起来……”杜丕明摇了摇头，后面的话没说下去，表示不敢想象。
西湖村人均拥有耕地三四亩地的水平，奔小康的腾挪空间有限。只有包地，才有经济效益了。但常年的耕种经验告诉他们，包地确实是一个“铤而走险”的决策。李树珍的哥哥在邻近的喜洲镇包了16亩地，当地人认为这是包地种蒜面积的“黄金比例”。西湖分湖田岸田，杜丕明在镇上靠山的岸田包了15亩地，虽然比喜洲的地租贵，但产量要大。“地包多了遇到市场不好的时候，风险太大。另外，地太多自己也管不过来，人工用多了不划算。”要在稳妥的情况下去实现收益的最大化，15亩左右，是一个刚好能平衡并说服自己的数字。
看天
快到午饭的时候，李树珍去她的农家院准备中午几桌客人的饭菜，杜丕明则邀请我去他家小坐，我欣然答应。我们先上了船，杜丕明60岁的母亲撑着船，我们身披金光，满脸红光，穿梭于芦苇荡中。船上载的，除了装好袋后的500多斤新割的蒜，兴许还有唐朝的诗意，明朝的优游。
杜丕明的家在东登村，是典型的传统农耕家庭，房前屋后种点菜，院子里养鸡，平日取蛋，过年吃肉，一个小型的自给自足“闭环”。房子是2013年盖的，几乎是拆了重建的，上下两层，花了30万元。“不包地，哪里有钱？”新房子里里外外都尽量将白族人的审美元素用齐，门楼、照壁、石屏、斗拱、飞檐、串角、凸花砖，能用的装饰也尽量用上，绘画、雕刻、诗文等各种“软装”也招呼上。
修房、娶媳妇、教育，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开支。李树珍的哥哥因为包地每年也能赚超过13万元，前年把朝东的房子装修了，去年又把朝南的一栋也装修了。追求美轮美奂的家，想必也是对人生最大的奖励。
摆设、家具、电器也在逐步更新，去年春节新买的54英寸的电视机就坐在客厅正中间。“半亩蒜没了。”杜丕明一边说着一边领我参观他的家。家里人口少，楼上全用作生产，地上摊着梁上挂着，全是蒜。晾一部分的好处是，农闲的时候去市场做零售，利润更高。白族房子二层正中间的墙壁上，必然是要供奉祖宗牌位的，按照老规矩，牌位下方不能住人，对应一楼的正好是客厅的电视。“祖上看到蒜收得好也会开心的。”
村里的生活并没有太多农闲的时刻。蒜的收入占到了家庭收入的60%以上，9、10月种下去，第二年3、4月收割，半年的生长期。蒜收完了种水稻，每亩产1000多斤大米，卖2500多块，赚700多块，收成相对稳定。有的也种蔬菜，蔬菜种得好，利润能高一些。以前还能打鱼，贴补家用。“习总书记去年来大理，提出要保护洱海，打不了鱼了。”
洱源西湖地处洱海源头，属澜沧江水系，为高原断陷湖泊，是大理及周边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必然要承担净化水质的任务。针对西湖6村7岛内群众种植污染问题，政府正在对岛内约500亩菜地和园地逐步进行一次性征用，用于恢复水面或湿地。
这个被史籍反复提及的“烟渚渔村”，渔的部分已成为历史。半年蒜、半年水稻或菜，将是西湖村完美的务农组合，但前提是风调雨顺。种蒜土要松软，土盖厚了，长出来个头小，土盖薄了，干脆就长不出来了。今年雨水多，水漫到湖田，土不够松软，影响了蒜的大小和产量。
“往年挖蒜的时候，土层是干的，是灰色的；今年土是黑色的，站着都有水。”杜丕明说起有一年夏天湖田全给淹了，“船在田上走”。所以他计划今年的湖田，收完蒜以后什么都不种了，后来又喃喃自语地说，还是种点萝卜好了。耕种的人，永远都在不种可惜和种什么之间犹豫不决，他们权衡风险，依靠经验盘算天气，往往又不能遂人意。
而对于土地的征收，是令人惆怅的，虽然每亩有4.8万元补偿，只是，“这是一次性的，土地在手上是一辈子的”。说这话的时候，杜丕明正望着9岁女儿上学出门的背影。关键时刻，还是媳妇的话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放心吧，我家在弥渡还有地呢。”
村里的人非常淳朴，一起挖挖蒜，剪剪蒜叶，休息的时候一起抽根烟，在一个碗里喝一口有劲的下关沱茶水，很快就有了因劳作而生的认同感。这个时候，村里的谈资、八卦，一股脑地都倒了出来：谁家修了新房子，谁家电鱼被罚款，谁家待字闺中的闺女被谁家小子惦记，谁家男人打老婆，谁家女人总打扮得妖里妖气……村里人的娱乐生活除了看电视就是八卦，人们对带有点“颜色”的八卦是喜闻乐见的，通常当天便能从村头传到村尾。
离开西湖村的时候，有的田地已经开始插秧放水。蒜季一结束，人们的心境一下子缓和得多了，插秧固然劳累，但却少了抢收的那份焦躁，隐隐的担忧已甩到了来年。一把绿油油的秧苗抓在手里，卷起裤脚踩进泥里，几个村妇暗暗攀比，看谁手快眼尖，有些厉害的小媳妇儿，一路插下来，一条直线直得不行。
谁家小孩放了假，也嚷嚷着要插秧，奶奶便和蔼地教她，插了两行低头一看，歪了，再低头一看，蚂蟥吸腿上了。“不插了，不插了。”拽了蚂蟥就摔，逃荒一样跑上田埂，赤脚走到田头，喝着奶奶用大水壶带来的水，美滋滋地倚在大青树旁，如童年的温床。若干年后细数内心最安宁的时刻，总有这天的一席之地。关于蒜的细节，都该忘了吧。
记者 程磊 摄影 关海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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