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阳
三联生活周刊：梁漱溟有没有对你们总结过他在北大的这七年？他与同代学者的人际关系怎样？
梁钦宁：他觉得“是北京大学培养了我”，虽然他是在教书，但是北大的交往環境促使了他的成长。应该说那时新派不带他玩，甚至把他当作对立，旧派也跟他没有交集，因为他是没有教学基础的。他在中学里就因为一个叫郭晓峰的同学跟李大钊是老乡，所以他去北大前就认识李大钊了，应该说他在北大文科系统里也就跟李大钊和熊十力私交最好，后者还是他介绍来教书的。
梁钦宁
他曾给胡适写信说在北大七年“独与守常（李大钊）好”，他是一个佛教徒，对人对事都是包容和谦和的态度，所以不会跟其他激进的左派起什么正面交锋，他对陈独秀是非常谨慎的。熊十力和他同为儒家，但是观点相左，但他说他俩“等从不离”，我父亲还当了熊的干儿子。1924年离开北大后，熊十力主动跟他辞职，虽然后来又回到北大，但是30年代我祖父在重庆北碚办学，熊与人发生龃龉又想来投奔我祖父，所以祖父给他特地开了个学堂叫勉仁书院，讲师就熊一个，当时他的工资还是北大出的。
三联生活周刊：他离开北大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是不是在《中西文化与哲学》出版后引来很多非议？
梁钦宁：北大的教学理念已经不能符合他的想法了，他要办一个自己的学校，他没有旧学经验，也就没有条条框框，加上什么都自学成才，就在北大显得特立独行。《中西文化与哲学》这本书应该说是正式奠定了他在社会上的声名，因为这本书是从北大和济南的两拨演讲整理来的，所以在听讲的过程中支持和反对者都增多了。他当时中断了印度哲学的常规课程，要求在课外设这么一个系列演讲，还自费请了两个学生来做记录整理才有了书。
其实新文化运动的左右之争多数还是停留在北大知识分子之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打倒孔家店”那么激烈，从新派吴虞口里说出的是“打孔家店”，和五四运动在性质上也没有多大关联。我只记得他跟胡适在一些问题上有些交锋，胡适在《努力周刊》上批驳他和张君劢，他也发表文章说是胡适没看懂他的意思，他说：“我不认为他们反对我就是我的敌人。”这本书让他在学界以外也声名鹊起，认识了很多民国要员，包括阎锡山和冯玉祥。
三联生活周刊：他在晚年有没有经常跟你们回忆北大的时光？对同代的那些学者后来的著作还关心吗？
梁钦宁：从未见主动给我们讲什么，你不问他不说，我们问的话他才娓娓道来，他是很沉静的一个人。他80年代后基本不看书了，也就看报纸和杂志，《新华月刊》《参考消息》《人民日报》家里都订。同代人的书基本不会主动看，除非学生们送上来，虽然他对冯友兰批孔非常不满意，但冯后来也给他送过自己的《三送堂自序》。他这人从没什么雅好，不搞书画不收藏，家里的字画都是社会人士送来的，他唯一喜欢在电视里看看京剧，或者经过公园见有人唱戏会停下来听一会儿，倒是每天晚上会诵《金刚经》。
三联生活周刊：他对佛教一直没有放弃吗？
梁钦宁：有人说他弃佛入儒，这是错误的，他一生没有放弃佛学。他亲口跟我讲过，佛家有大乘和小乘之说，他信的是大乘，匡时济世的。他进庙从来不烧香磕头，因为他不有求于佛。他从18岁吃素到去世，生活很简单，他在桂林时有时去学生家吃饭，只要给他素食就可以。他是思想要归于行动，但那些来来往往的人都是治学术的，他觉得自己的时间都不够用，所以他就没有雅号，也没有圈子。
三联生活周刊：他在晚年，特别是毛泽东过世后，会不会再对时事政治再发表些什么意见？
梁钦宁：他后来得到消息的渠道就是政协的文件、大陆及香港的报刊。境外刊物还动不动就收到海关的扣条，他写信去政协反映说自己都那么大岁数了还能怎样。他对社会的认知和想法都还是从自己出发的，比如1978年修订宪法，他就在政协发言时把毛泽东说得很尖锐，认为毛泽东的人治时代过去了，现在法治时代开始了，甚至指责阶级斗争论，当时遭到了批判，很多人都是不敢说的。他在晚年有很多法学观点，如今还是个研究的冷门，他不是法学家，但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说他是最高明的法学家。
三联生活周刊：他在子女教育上有没有希望过你们能继承他些什么？你觉得他的思想哪一块最重要？
梁钦宁：他从来没有对子孙有过什么规定和条框，我爸初中时有一次地理考试不及格，他看后说也不说就把考卷递给我爸。也就是我叔叔让他有点头疼，从美术跨越到学开飞机，但他也就急在心头，写信给我爸问怎么办。他对于子女的宽容是受我曾祖父梁济影响的。
他的理论中，对如今中国最有意义的还是乡村治理和建设，这是当下中国最迫切的。我爷爷的核心思想是尊重中国人的人伦和中国社会的规律，他一直希望中国人能过团体的生活，那就是民主的生活，这点在当下是不会过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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