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婷
作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学生代表，傅斯年后来一生致力于学术体系的研究和建设。而这一切都始于1917年的那场思想震动以及辉煌一时的《新潮》杂志。
1935年，傅斯年（左）前往河南安阳视察殷墟第11次发掘情况，梁思永（左三）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左二）同在现场
初入北大
1916年夏天，傅斯年读完了三年北大预科班的课程，正式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
这个选择在大家的意料之外。傅斯年预科阶段成绩优秀，所有人文学科都排名第一，但数学和英文也极为突出。若具备了这样的成绩，多数人会选择更时髦的科学或法学科。傅斯年偏不走寻常路，不仅自己选了国文科，还凭他过人的口才和煽动力，劝服了另外几个同学，和他一起选了国文科。
对于傅斯年来说，这个选择其实是心仪已久的。他出生在山东聊城一个典型的书香世家。七世祖父傅以渐曾是清朝第一位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傅以渐之后，傅氏家族就成了典型的官宦世家，代代以读圣贤书、参加科举考试为志向。因家学深厚，傅家人成了科举考试里的常胜军，清朝年间，中举人、进士、为庠生、太学生的傅氏子孙不下百人。
传至傅斯年祖父傅笠泉一代，傅家大宅已日渐凋敝，但家学依然薪火相传。因为父亲傅晓麓英年早逝，傅斯年的教育几乎是在祖父的严格规划下进行的。他6岁开始接受古典教育，虽然10岁时转去新式学堂读书，但祖父一直担心科举制会卷土重来，不肯放松对傅斯年的国学教育。他日夜苦读，再加上记忆力惊人，10岁时就几乎读完了“十三经”，中国古典文化在童年阶段就融入了他的血液。
傅斯年正式进入北大那年，正是保守主义运动的高潮期。袁世凯登基做了皇帝，不久后去世。张勋等人扬言复辟清朝，激怒了一大批受过新派教育的北大同学，学校里一度浮躁混乱。
但这一现象在大半年后就发生了历史性转折。1917年1月，蔡元培入主北大，成为新任校长。他坚持大学是研究学术的地方，主张兼容并包，教师自由授课，学生自由讨论。整顿学风的同时，蔡元培也请来了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教师，延聘了辜鸿铭等人，新学、旧学都不排斥。
这样宽松的校园氛围让傅斯年如鱼得水。初入北大时他住在西斋4号宿舍，同屋的有后来的史学大师顾颉刚、研究辞章的秋君武和对佛经情有独钟的周亚烈。私底下，他与顾颉刚、罗家伦、毛子水、徐彥之等人关系密切，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
1.1950年傅斯年在台大图书馆前欢迎美国参议员诺兰来访（山东聊城傅斯年陈列馆藏）
2.民国时期，傅斯年与周恩来在延安
3.《新潮》第一卷第五号，1919年北京大学出版
4.傅斯年与夫人在寓所前合影（山东聊城傅斯年陈列馆藏）
5.位于北京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是一座不平凡的历史建筑，1918年落成，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李大钊、毛泽东都曾在这里工作过
除了上课，傅斯年把大多数时间都贡献给了图书馆。即便在人才济济的北大校园里，他的国学功底也是无人能及的，这让他在入校之初就受到了中文系师生的关注。同班同学伍淑曾在《忆孟真》中回忆：“我认识孟真，是在民国五年下半年，在北大上课的第一天。大约在一个上午，上什么历史，一位长胡子的教员来了，分到三张讲义，仿佛都是四个字一句。上课半小时，黑板上写满了讲义校勘记，感觉到乏味，于是开始注意班上的同学。发现第二排当中一位大胖子有点特别，因为教员的眼睛，老是注意他的身上。退了课，这位胖子同一位像阿拉伯马一样的同学在课堂的角落谈起天来了，围起一班同学来听，议论风生，夹杂些笑声。我就很欣赏他的风度，到他台子上一看，放了几本《检论》，上面有了红色的批点，却没有仔细去看他，下了课，回到宿舍，才打听到他就是山东傅斯年。”
当时的北大中文系，传统国学章太炎学派势力强大，章太炎系的教师刘师培、黄侃等人一早就相中了傅斯年，黄侃视他为最得意的门生，希望这位天资过人的年轻人有朝一日继承章学衣钵，把传统国学发扬光大。
同学中的领袖
与温和的室友江南才子顾颉刚相比，山东人傅斯年性格外放，是个锋芒毕露的人物。在当年读预科时，他就是学校里各种活动的积极分子，小小年纪就发起成立了“文学会”，还创办过一本名为《劝学》的杂志。他从来不是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喜好口舌之辩。预科时还参加了“雄辩会”，口才和思辨能力令对手叹服。
他向来喜欢挑战权威，这脾气秉性和蔡元培主持的北大很是相称。同乡、同学聂湘溪曾回忆傅斯年的张扬个性：“在北大读书时（傅斯年）是全校闻名的高才生，得到校长蔡元培的器重和全校师生的赞扬。其间，据我了解他很少上课，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当时有些教授就怕上他的课，往往在课堂上，他提出来的问题，老师答不来。使教师更难为情的是，他会当面指责教师讲错了，并有根据地说：这个问题某某书是怎么讲的，某某先生是怎么说的，我认为该怎样理解。经常把老师弄得张口结舌，下不了台。”
这样一位学问好、口才好，又争强好胜的年轻人很快就成了北大学生中的领袖和权威，他本人虽张扬，但治学严谨，刻苦起来也是那些死读书的同学比不过的。因此，大家在学问上有拿不准或需要出头的事，常常找傅斯年定夺。
傅斯年的同学好友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中回忆：“就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是要举发这些错误，学生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是他不信这是由学生们自己发觉的，并且似乎要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诘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那时候，同学们也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孟真一人担负这个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每人分任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起来了，分担的人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鞠躬鱼贯退出。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1917年夏天，胡适应蔡元培之邀，到北大任教。那年，他只有26岁，却是北大教师中第一个博士（1927年，胡适才真正拿到博士学位）。胡适在北大主讲中国哲学史。他的教学方法和传统的哲学史讲授方式很有出入，传统讲法从三皇五帝讲起，胡适不同，他绕过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且尝试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古典哲学。
当年的北大学生大多有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并不好糊弄。对于这位洋派青年教师，大家很不服气。同学们私下对胡适意见很大，但忌惮于他的背景和摸不透的研究方法，大家只是讨论，并不敢公开反对。
顾颉刚选修了胡适这门课。他一直佩服傅斯年的见识和学识，相信他的判断，因此，他怂恿傅斯年去听听胡适的课，也好帮大家评估一下，这个老师是不是真该被赶下台。傅斯年也好奇这位只比自己年长五岁的新教员，跟着室友去旁听了几次。他越听越觉得其中有门道：“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经傅斯年鉴定后，同学们放过了胡适，再不提弹劾老师的事，都乖乖去上课了。很多年后胡适才知道，自己能在北大站稳脚跟，学生傅斯年功不可没。
傅斯年与胡适的缘分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在胡适任教北大之前，英文水平很好的傅斯年已经开始阅读大量英文书籍、报刊，了解新信息和新思想。但因为师从章太炎一派，又国学思想深入骨髓，他对西学只是学习和研究，并未真正用于实践，也不曾带来决定性的思想震动。但胡适的课和他们之间亦师亦友的交往却彻底改变了傅斯年，让他走上了后来的学术改造之路。
《新潮》杂志
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书中，顾颉刚曾回忆由他促成的傅斯年与胡适的历史性见面：“傅斯年本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黄侃教授的高足，而黄侃则是北大里有力的守旧派，一向为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话文而引起他的痛骂的。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在胡适的影响下，傅斯年开始认真阅读当时由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杂志。不仅读，他还投了稿。
他写给《新青年》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1918年1月15日出刊的杂志上，题为《文学革新申义》。这篇文章是为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而做的。“处女作”之后，傅斯年一发不可收拾，又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言合一草议》《中国学术思想之基本误谬》《白话文与心理的改革》《中国文艺界之病根》等文章。
当年，《新青年》是有全国影响力的刊物，作为一个学生，傅斯年能在老师们办的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这本就是惊世骇俗的，再加上他的文章观点新颖，思想犀利，备受读者好评，他在北大师生中的影响力就更大了，连校长蔡元培都对这位公认的才子很是印象深刻。
以傅斯年的性格，他当然不甘心在老师们的地盘寄居。他希望有属于自己的阵地，属于学生们的阵地，与老师遥相呼应。他把这想法与平日一起学习、玩乐的好友分享，得到了热烈响应。很快，毛子水、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等人就承诺入伙。
傅斯年执行力极强。他先找到胡适和陈独秀，逐条陈述办刊宗旨，希望得到老师们的声援和实际帮助。胡适向来支持傅斯年，陈独秀起初不太上心，甚至略有偏见，怕傅斯年是要拆《新青年》的台。但经胡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陈独秀也开始支持傅斯年了。
傅斯年又斗胆去找校长蔡元培。没想到，蔡元培不仅精神上支持，物质上也做出了承诺：每月从北京大学的经费中拨款2000元作为办刊经费。时任兼职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也用行动支持，他从图书馆腾出了一个房间，作为傅斯年和创刊成员的办公室。李辛白帮他们解决了印刷和发行等事宜，而好先生胡适将无偿担任这本新刊物的顾问。
1918年10月13日，新潮社召开了第一次预备会。这次会议最大的意义是确定了刊物的名字《新潮》。刊名是罗家伦起的，英文译名是“TheRenaissance”，文艺复兴的意思。
1918年12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新潮》杂志社启示，公布了新潮社21名成员名单和组织章程，并宣告新潮社正式成立。
1919年的第一天，《新潮》雜志第一卷第一号正式面世。在刊首的《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傅斯年阐述了杂志宗旨：“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
《旨趣书》中也明确了《新潮》杂志致力于传播和研究的问题：“同人等以为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趣向而行？第三，中国情况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
除了亲自撰写《旨趣书》，高产的傅斯年还在首期《新潮》杂志上发表了《人生问题发端》《万恶之源》《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等共计六篇文章，涉及文学、思想、政治变革等不同方面，足见他当时的知识面之广。
《新潮》一炮打响，首期杂志发行量就在1.3万份左右，此后两年，杂志的印刷数量基本维持在1.5万份左右。
很长一段时间里，《新潮》的风头甚至盖过了《新青年》。和老师们相比，学生的文章语言更浅显，但探讨的问题更学术。老师们喜欢提出问题，学生们更愿意分析和解决问题，这种新的文章范式在当时很具先锋性，直接助长了学术改革在学生群体中的普及。
傅斯年早期的思想几乎都体现在《新潮》杂志的文章和编辑工作中，五四运动之后，傅斯年和多数新潮社骨干成员都选择出国留学深造，有志于以更扎实的中西学造诣改造中国。
后记
傅斯年（1896～1950）在1919年远渡英国，开始了他为期七年的留学生活。留学阶段，傅斯年博览群书，广泛涉猎文、理多个学科，虽未取得任何学位，却对整个西方教育体系和学科设置了解很多。1926年，傅斯年带着建立新学术界的雄心回国，组织建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是当时最先进的科研机构，网罗了一大批傅斯年一代最优秀的科研人才，建立了科学、高效的学术体系。“史语所”在考古、历史研究等领域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是世界级的。
抗日战争时期，傅斯年曾撰写大量文章为中国发声。抗战结束后，他短暂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开展了一场驱逐“伪北大教职人员”的肃清运动，在文化界引起轰动，褒贬不一。
傅斯年一生不曾入政界做官，但也并非只关注学术，士大夫的心态和处事风格一直影响着他。1949年，他随国民党退居台湾，任台湾大学校长，组织建立了台湾大学的现代学术体系。“史语所”也同期迁到台湾，继续在傅斯年的主持下进行科学研究。1950年末，傅斯年被高强度的工作和日益严重的高血压症击倒。12月20日，他突发脑溢血，倒在了会议大厅，经抢救无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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