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楚舟
作为“学衡派”的中心人物之一，梅光迪的立场通常被理解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实际上，梅光迪对文学革命未必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考不过的拉丁文
梅光迪的1917年，一多半都花在哈佛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学位申请上，尤其用来应付拉丁文考试。
在攻读学位这一点上，梅光迪不及老友胡适那么好运。1910年两人同考庚子赔款留美考试，胡适一击便中，梅光迪复考了一年才获得出国资格。到美国后，他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和西北大学就读，1915年来到哈佛读硕士，却在拿学位的关口卡在了拉丁文考试上，而胡适这一年已经学成归国。以至于他后来半公半私地攻击胡适是“假博士”，也是有原因的。
位于纽约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摄于1920年）
从1月到9月，梅光迪都挣扎在申请学位的路上。4月份，哈佛研究生院致信梅光迪，通知他6月或9月要参加拉丁文考试，若成绩低于C就无法通过学位考试，即使通过，当年学位委员会也无法看到他的成绩，学位授予最早也要等到次年2月。
正是这门考试拖住了梅光迪归国的步伐。其实头一年袁世凯去世，远隔重洋的梅光迪就已经按捺不住关注国内时局的兴奋，在《波士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是谈袁世凯去世后，留美的中国学生如何有望将国家变成“真正的美国”。而在这个被拉丁文考试淹没的1917年的夏天，眼看着亦敌亦友的故交胡适已经应蔡元培邀请回国任教，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自己却整夏都在为学位筹谋，梅光迪不免丧气。
“胡梅之争”
将时光回拨两年，当时正在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学士学位的梅光迪，在一次与R.S.克莱恩（R.S.Crane）的交谈中偶然接触到了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思想，顿觉有望找到弥合中国新旧文化断层的方向。正是这次精神上的偶遇指引梅光迪于1915年秋天来到哈佛拜会恩师，此后一生深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说影响。自1915到1917年，他与胡适激烈的新文化论争，也是由这个关键的选择而起。
按照胡适的自述，将他“逼上梁山”，不得不发起文学革命运动的，正是梅光迪。
实际上，梅光迪最初以文学革命的“我辈”自称，是胡适的同盟者，但他对于文学革命始终抱有审慎的态度。在他1916年写给胡适的信中就说：“欲得新文学或须俟百年或二百年以后耳。”在梅光迪看来，文学革命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不可急于求成。胡适要完全革除旧文字，尤其是拿白话文作诗的提法，令他难以接受。
1916年夏天胡适去克利夫兰城参加学术会议，归途中在绮色佳（今伊萨卡）停留半日，适逢梅光迪也在那里的康奈尔大学修暑期课程。在绮色佳的短短半天时间里，胡梅两人再次因新诗新文学问题争论起来。几天后，胡适答复任叔永作的一首《泛湖即事诗》，说诗中几句套用陈言陈语，其他地方又有文白夹杂的嫌疑。梅光迪听闻此事，再次与胡适争辩，胡适这次干脆写了一首百余行的白话诗打趣梅光迪，开头就说：“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梅光迪气得说他这是唱的“莲花落”，“革盡古今中外诗人之命”。
因这首打油诗而起的纷争，一直持续到8月。难得的是二人并未因此绝交，梅光迪还在信中澄清自己关于新文学潮流的态度：“窃谓弟主持破坏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观念，亦不让足下。弟所以对于多数之‘新潮流持怀疑态度者，正以自负过高（请恕之）不轻附和他人之故耳。”但胡适对于梅光迪的“冥顽不化”，似是有些心灰意冷了，10月之后，梅光迪去的长信，胡适都“以病故，未即答之”。
到1917年胡适回国之前，两人已经到了“辩无可辩”的地步。4月梅光迪到纽约游玩，依然日日与胡适辩论文学改良问题，胡适在日记中颇为负气地写道：“觐庄别后似仍不曾有何进益，其固执守旧之态仍不稍改。夫友朋讨论，本期收观摩之益也，若固执而不肯细察他人之观点，则又何必辩也。”可以说此时，两人关于文学改良的分歧已经没有太多调和的余地。
“招兵买马”
1917年夏天，胡适通过哲学博士学位考试，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对胡适的文学改良观不敢苟同的梅光迪，在美国也没有闲着，这一年，他发表了三篇关键的文章，将救国、文学改革和新时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三个话题联系在了一起。
1917年1月，梅光迪在《留美学生月刊》发表了《我们这一代的任务》一文，在文中阐述了他对于新时代知识分子使命的认识：“我们必须了解、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然后才能应付当前与未来的生活。”换言之，传统文化固然有腐朽之处，但其中也有一些超越时代的价值。也是在此文中，梅光迪提出“中庸之道”的重要性，这篇几乎和《文学改良刍议》同时发表的文章，有直指胡适的文学改良观“过激”的意味。
1917年5月，仍在埋头学习拉丁文的梅光迪发表了《新的中国学者》一文，同年晚些时候，又作《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一文。他满怀希望地认为在新的教育体系和世界局势下，中国学者能够超越一己、一国的局限，继承传统文化精髓，促成“孔子学说的新纪元”。梅光迪始终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不可摈弃的宝贵遗产，这也成了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被诟病为因循守旧者的主要原因。
次年夏天，梅光迪通过清华校友施济元得知吴宓在弗吉尼亚大学就读，听说他颇有学问，便有意结识。这也是梅光迪在美国“招兵买马”，打算和胡适对抗的第一步。
吴宓对1918年的8月记忆深刻。当时住在哈佛大学神学院宿舍的梅光迪，邀请吴宓到自己宿舍，屡次竟日畅谈。两人的谈话内容可想而知：梅光迪言胡适和陈独秀推进所谓“新文化运动”，“声势烜赫、不可一世”，又言中国文化之宝贵、历代圣贤思想之高深，说到动情处甚至“慷慨流涕”。吴宓闻之不胜感动，当即表示“勉励追随，愿效驰骋”。后来吴宓也转学到哈佛，拜在白璧德门下，三年后随梅光迪创建“学衡派”。回看这一幕“宿舍诉衷肠”，竟有些“桃园结义”的味道。
1918年是梅光迪在美国搜求同志、准备回国和胡适来一场全盘大战的年份。第二年10月，梅光迪应南开大学邀请回国，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展开了“正面斗争”。
梅光迪（1890～1945）1919年10月应南开大学邀请回国，1920年到陶行知倡办的南京高等师范暑期学校任教，教授《西洋戏剧》《文学概论》《近世欧美文学趋势》三门课。如今流传下来的《文学概论讲义》便是当时的课堂记录，也是中国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学概论著作之一。1921年他出任东南大学洋文系主任，并催促吴宓归国，二人与胡先骕等人创办《学衡》杂志，标志着“学衡派”的形成，这本杂志成为聚合新文化运动反对者的中心。1924年经刘半农推荐，梅光迪前往哈佛任汉文讲师，此后在哈佛任教近10年。1936年他回国在浙江大学工作，战乱中离开杭州，辗转数地至贵州，1945年因心脏病在贵阳去世。
（参考书目：《梅光迪文存》，《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吴宓日记》，《胡适留学日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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