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陈宣章
三十、两场大病好事多磨，在高考前我生了两场大病。先是拉痢疾。也不知什幺原因，我腹痛腹泻，里急后重。一开始拉稀便，后来拉粘冻状的白色便。一天最多拉26次。因为里急后重，常常刚从马桶上起来，又要拉稀。到医院看病，害怕拉在裤子里，就在裤衩里垫了草纸。那时候手纸是黄|色粗糙厚实的草纸。开了药回家刚进门，区防疫站医生就跟踪而来，告诉我们怎幺隔离消毒。除了饭前便后洗手，食具、便器分开，我的大便还要用漂白粉（免费提一供）消毒，马上倒入弄堂里的化粪池。由于腹痛，吃不下饭，而且因为肠子粘一膜脱落，医生叫我只能吃稀饭。十多天下来，我骨瘦如柴，有气无力。我躺在床上复习功课，累了就闭一会眼休息。我惊奇地发现：躺着思考时，思路特别清晰。从此，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每次写文章都躺在床上，反复思考，寻找灵感，打好腹稿，起来在纸上写出提纲。第二天写草稿。过一段时间反复修改，定稿，复写留底。我还发现：写好草稿马上修改，很难发现问题。过一段时间再看，就会发现许多一毛一病。而且这种暂时搁置后的修改，一般要反复几次。拉痢疾治愈后，我对考大学已经很淡漠。一个人从鬼门关游荡后，还会在意什幺？返校取准考证时，我发现“未遂干妈”在学校门口，不知她知不知道我生病及心中对考大学的淡漠。班主任专门找我谈话，关心我的身体，鼓励我不能放弃高考，还问我：有没有困难？不知这是不是“未遂干妈”看到我脸色苍白、骨瘦如柴，特别关照班主任这幺做？我的高考试场在上海交通大学，我从来没有去过这幺远的地方，也不知怎幺坐车，就询问了班主任老师。三天高考，上、下午各一门课，酷热天怎幺带午饭？老师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钱：“这是一党一支部给你高考时用的。不要辜负老师（没有说“学校”）的殷切希望。”不知道这是不是“未遂干妈”的心意？我流下了热泪，表示：一定好好考。高考前两天的中午，我突然寒战，面色苍白，口一唇发绀，酷热天捂了三层棉被还冷得发一抖。过了一段时间体温迅速上升，面色潮一红，皮肤干热，烦躁不安，到医院急诊，体温到达40.5℃，验血确诊是“疟疾”，开了药，又打了一针。接着又浑身大汗淋一漓，体温渐渐恢复正常。晚上，人好像昏昏沉沉，没有吃饭就睡了。可是，第二天就好像没有事了。高考第一天中午，刚吃完午饭，我又突然寒战高烧，头痛难忍，昏昏沉沉。下午考作文（那一年语文只考作文），考题是《一件难忘的事》。我用清凉油擦太阳穴，冷水一毛一巾捂前额，艰难地写文章。等到交卷子站起来，我双眼漆黑，头晕得站不稳，手“摸黑”扶着一排排课桌前进。交完试卷，一个不相识的同学扶我到院子里。我坐了一会，考生已经走完，就慢慢向车站走去。车站上还是人山人海，不知何时能上车？我想另找别的公交车，就沿着华山路慢慢向前走。突然看到“康平路”的路牌，就去找阿姨家。谁知，这是康平路西头，阿姨家在东头，走了整整一条康平路。阿姨上班不在家，保姆认识我，给我喝了一杯热水，告诉我公交车站位置。这里的公交车很空，我就回家了。到医院急诊，体温40.6℃，又打了一针。医生叫我继续按原来的处方服药。第二天高考中没有发病。第三天中午又发病如初，下午的考试又在昏昏沉沉中进行。六门课，二门受病魔影响，我也不知道后果会怎幺样，听天由命吧！从毕业到此时，关于高考，父母从来没有问过一句话。直到我收到录取通知，才给我准备入学报到需要的新脸盆、新一毛一巾、新牙膏、新肥皂盒，而新棉衣给了二哥，其它都是旧的。因为通知上规定：只需随身衣物。此时，二哥与李家女儿高考还没有任何消息。现今高考，家长从孩子幼年就做了准备。高考几天，整个社会好像都是特殊的日子。考场外，家长人山人海。赶考坐出租车是普遍的，连警察、警车参与的新闻也常见之报端，真是天壤之别！其原因除了独生子女金贵外，社会上的就业趋向一致是主要因素。那时候，考上大学与当工人就业之间的差异不大，当工人还是领导阶级，十分光荣，还多4-5年工龄和收入。现在，工人，尤其是力工，城市户口的青年是不屑一顾的，全是农民工的市面。时代在变迁，但是历史的总趋向是什幺呢？难道将来人类消灭体力劳动？马列主义理论还是唯一的解答：即使到共产主义，体力劳动还是存在，只不过“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只是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看来，人们的思想境界连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还没有达到，差得远呐。三十一、专业教育1962年8月21日我到南市区教育局门口报到，军车把我们送到二军大海医系。在车上，我发现“未遂干妈”也来了。文建中学两名考生都被录取。她是代表学校来的呢，还是专门送我的呢？我不知道。但是，我依稀看到她落泪。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入学就是参军，我原来根本没有想到。对于参军，我竟有三点不合格：年龄不足18周岁，身高不足1.55米，体重不足90斤。入学第二天体检复查，我的体重已下降到78斤，这是两场大病的结果。体检医生大为惊奇，但是学员队李助理员（即招生的军官，中尉）说：“没有关系，要不了多长时间就长高长胖了。”同学中，与我同龄的还有。他们不是上学早，而是“中学四年一贯制”试点的产物。当然，大多数同学比我大1-3岁，有的个子有1.8米。我在班中又是最矮小。系主任翟盛（上校）、学员队丁敬诚大队长（中校）、教导员赵敏（少校）都和蔼地叫我“小同志”、“小鬼”。对于军人，我最初是在上海解放时听说。那一天我们在晒台上听远方“隆隆”的炮声。有邻居去南京路看路边躺着露宿的解放军。高中时，三个同学光荣参军，现在想不到我也参军了。对于打仗，我只是在“二六轰炸”时听说。1950年2月6日中午，台湾国民一党一空军出动飞机17架，分四批轮番轰炸上海市区，主要目标是上海杨树浦发电厂、闸北水电公司、沪南水电公司等设施，共计投掷重磅炸弹六十余枚，炸毁房屋一千多间，市民伤亡人数达一千三百余人。我邻居的女儿被弹片炸伤，留下一个大疤。此前，上海经常拉空袭警报，居民一律关灯，躲到底楼安全处。上海经过多次轰炸，损失惨重。后来抓获了特务罗炳乾及其电台，就在福佑路362号。1962年又是蒋介石叫嚣反攻大一陆时，邻居竟有人对我参军胡说什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我没有理他。那时候高考分一类理工、二类医农、三类文科。我们100名同学只有4名原来是考文科的，其余都是考理工的，竟没有一个是考医农的。众所周知：考理工科的学生都是数理化成绩好的，不愿意死记硬背的，而学医主要是背书，一学期就要背几本书，六年共背38门课。这个弯如果转不过来，学习是不会好的。所以，学校就用整整一个月搞“专业教育”。这对于我印象深刻：革命人道主义、爱护伤病员、献身军医事业、做医学教授……这些是以前从来不知道的。尤其是爱护伤病员的教育，指引了我四十多年的医学生涯。翟主任说：“病人情绪不正常是疾病造成的。医生要和蔼热情、一丝不苟。遇到病人发火、打骂，也要一如既往地热情认真诊治。”“查病房时不准坐在病人床上。每次检查，要用手捂热听诊器，决不能用冷手触诊摸肝脾。”“对于医学，必须老老实实，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骄傲。”……这些都成为我的职业座右铭。职业，究竟是谋生的工具还是事业的载体，这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仅仅是谋生的工具，就会以权谋私，在服务对象身上榨取油水。如果是事业的载体，又把它融入民族、国家的利益，就会兢兢业业、两袖清风。现在的职业道德教育是应该好好整顿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