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看见一张入场券，是一个什幺协会请了一位什幺先生去演说，另外还有许多节目。这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可是他们在那位先生的姓名上面，加上了“前国务总理”五个大字，却引起我许多感想了。
人的价值，在于其人的学识和平日行一事如何，与官职没有什幺关系。不要说是“前国务总理”，就是“现任国务总理”又怎样呢？国务总理四个字，到了社会事业上，能值得几个钱？像我们这样简单的脑筋是不能置答的。中国人所以深中官迷，固然是在做官时容易发财，尤其是到不做官时还可在社会上取得优越的地位。所以只要做过一任什幺官的人，就到了无官可做的时候，也还要背着那个官衔来吓人。这种恶习气不除，中国人的官迷决不会醒；官迷不醒，中国人决无可救药。我从前看见林长民、梁启超、汪大燮这些人，到了民国八年在北京、巴黎间电报往来，还相互地称着总长，便大骂他们无耻。现在这一个协会虽然在“国务总理”四个字上还放着一个“前”字，似乎比他们直称总长的有些不同，但社会事业的一团一体而染此官迷，援责备贤者之义，我还是要进忠告，以后不要再这样罢！
再有一层，在那位先生的姓名上面，加上“前国务总理”的头衔，那便不是恭维那位先生，是有意替那位先生出丑了。因为那位先生做国务总理时，只有一件“政绩”可以称述。这一件“政绩”是什幺？就是敢于违叛《约法》副署那蹂一躏国会的伪令。但这一件“政绩’’只有袁世凯在地下或者称赞他，我们做中华国民的却想起来便非常痛心咧。
（原载1922年3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