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曹禺为人艺院长，焦菊隐为剧院总导演，剧院提倡“真实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艺术思想，在话剧《龙须沟》大获成功之后，剧院决定排《雷雨》。朱琳在里头扮演鲁侍萍。为了扮演好这个角色，除去案头工作，朱琳还到了当时住在东四六条的朱启钤先生家中体验生活。朱家是世家，1949年后仍在一段时间内保留了若干过去的生活形态。朱琳每天去他家找一位年龄小的姨太太聊天，她原来是家里的丫鬟，后来被收了房，这种经历跟《雷雨》中的鲁侍萍非常相近。
朱琳在《创作札记——我所扮演的鲁侍萍》里写，为演这个角色她流了不少泪。《雷雨》一共演了300场，有观众问她：“一个戏，你演了那么多场，总说一样的台词，演同样的情节，不觉得腻烦吗？”也有青年演员疑惑：“一个戏，连续演很多场，如何保持新鲜感？”朱琳从来不会对这种所谓的“重复”感到厌倦——只要在舞台上一丝不苟，就能尝到认真甜头。比如在《雷雨》第二幕中，当鲁侍萍看到30年前的旧照片时，内心震动却又要竭力掩饰，为了不让站在身边的女儿四凤察觉自己的异常。有一回，朱琳突然回头看了一眼四凤，下意识、即兴的，但这一眼却使朱琳产生了一个内心独白：“凤儿多像我年轻的时候啊……”眼前的四凤和年轻的自己交织，巨大的痛苦和恐惧扑面而来。这一真实的感受，使得心里活动更细腻了。
“郭派青衣”与外国老妇
人艺里每个老演员都有自己的独特气质。男演员里，蓝天野被公认比较明星范儿，而朱琳在女演员里是有贵族气质的——她1.65米的身高，身材匀称，额头饱满，鼻梁挺直，明眸皓齿，再加上本身嗓音条件的优势，具备了成为“好角儿”的全部条件。
1959年焦菊隐先生排《蔡文姬》，是人艺50年代开始探索中国话剧民族化的一个延续。话剧民族化，按照焦虑菊隐先生的话来说，是要让“话剧艺术试着学习戏曲的形式与程式”，两者融会贯通。在尝试之初，“有大批人反对，不愿意干，但是朱琳转过来了，而且找了一些戏曲大师跟着学”。郑榕始终觉得，这是朱琳身上非常突出的特质，敢于尝试新事物，“总能比别人先走一步”。
在蓝天野的印象里，郭沫若用了7天时间就把《蔡文姬》的初稿写出来了。他完成后便迫不及待地跑到人艺，为大家朗读剧本，焦菊隐听完异常兴奋，马上决定开排。朱琳扮演的蔡文姬在当中戏份很重，她的表演关系到整部戏成败。不过郭沫若早在3年前看过《虎符》后就对朱琳大加赞赏，在创作《蔡文姬》时，朱琳已经是他心目中的最佳人选。最考验演员功底的，是开场时蔡文姬归汉途中吟诵的诗篇《胡笳十八拍》。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朱琳几经周折找到中国古琴大师查阜西学习古曲弹奏，最后自弹自唱，演绎了气势磅礴的《胡笳十八拍》，吐字清晰而音韵绵长，因此赢得了“台词专家”的美名。戏剧评论家黄宗江曾在《胡笳十九拍思朱琳》中把朱琳称作“郭（郭沫若）派青衣”，觉得朱琳的台词“有郭老吟诵的味道，不尽天然”。但是十几年过去后，黄宗江反而听着这调越来越有味儿：“像是她故乡淮阴湖水所酿制的一种陈年女儿红”。
朱琳是人艺女演员里演艺生命最长久的。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依然能容光焕发地重新站回舞台上。从1982年起，朱琳先后在《贵妇还乡》、《洋麻将》、《推销员之死》三部不同流派的世界名剧中塑造了三个性情迥异的外国老妇形象。
上世纪80年代，北京人艺排演《推销员之死》，特意请来剧作者阿瑟·米勒来京担任指导。阿瑟·米勒是公认的美国当代现实主义大师之一，他来华排演前，甚至还担心这部戏在中国不能被观众所理解，因为中国没有推销员这一行业。朱琳饰演的琳达是一位表面柔弱内心却豁达的女性，在试装前，米勒看到琳达就说：“啊，威利（丈夫）娶了一个漂亮的演员！”随即对朱琳耳语：“你不要把自己化得那么漂亮，因为你演得很好，太漂亮就不是这个人了。”朱琳立即去改装。米勒又补充告诉她说：“第二幕你可以漂亮，因为是你们全家欢乐的顶点，氢气球飘起来了，家庭充满阳光，这时你就要漂亮一点。”米勒对人物的深刻理解帮助朱琳更快地进入了角色，以至于后来朱琳觉得米勒是最能带给她启发的导演。
《推销员之死》去了香港、新加坡等地巡回演出，成为当年香港艺术节里最受欢迎的戏剧。新加坡“剧场之父”郭宝昆在香港寿臣剧场看完人艺这版《推销员之死》后大受感动。郭宝昆当时在后台遇到了特意留下来看演出的美国剧团演员沃恩·麦克布赖德（Vaughn McBride），他问：“朱琳演的母亲真动人，你是不是觉得她塑造的人物很中国化？”对方回答说：“她根本就是一个美国母亲，从她身上我看见了我妈妈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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