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星术，无疑来自阿拉伯。元代朝廷曾数次下令收集、编纂阿拉伯文航海技术书籍（回回文喇那麻），而在明廷定都北京后，亦继承了这批宝贵的典籍，并借用了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术：在15世纪阿拉伯航海家西迪·阿里的《印度洋航海记》中，就详细介绍了牵星版的形制与使用方法，而在其航海记附带的海图中，其牵星记录，以及所记录确定方位的方位星，与郑和航海图基本吻合，差异之处仅有灯笼星、七星、水平星三星。在郑和首次下西洋之前的永乐元年，明成祖亦派遣李恺、杨敏等人率领小规模船队前往西洋诸国航路进行小规模试航，以校正手中原有的罗盘针路与牵星图样。在郑和船队中，亦有不少阿拉伯与西域血统人士，担任航海专业人员、翻译专使等，例如蒲寿庚之后人，加封泉州卫镇抚使的蒲日和，而其他担任番火长等船员的阿拉伯血统人士，数量更多。
在晚明至清代早期，以福建、广东等各中国东南港口与日本长崎港之间的“唐船贸易”亦进入高潮。由于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海外贸易只限制在长崎一港，中国沿海倭患断绝后，两国贸易逐渐恢复正常。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统计，每年入港中国商船最多可达70艘以上，中国大宗输出货物为生丝与糖，获利丰厚。福建巡抚陈子贞曾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上奏，称“贩于日本之利，倍于吕宋”。中国内地生丝价格百斤在银百两左右，而长崎港口收购价格最高可达500两之多；同样重量砂糖价格为1.5两，而长崎到埠收购价亦高达3两以上，一艘中国“唐船”载货量就可以换银数十万两。例如崇祯十三年（1624），当年日本全年进口生丝36万斤，而来自中国者就超过四分之一，勃兴的贸易促使大批沿海居民移居日本，万历年间福建巡抚南居益曾上奏朝廷称，闽、越、三吴百姓，流寓长崎港从事贸易翻译者有数百家之多。
同样，中国对于日本舶来货物的需求，在明末清初亦持续上升。首先由于辽东对女真满洲战事以及各地农民起义的镇压，日本所出产的腰刀、鸟铳、盔甲与制造火药弹丸之硝石与铅，为明廷所急需；然后还有铸币所急需的铜，以及被称为俵物的海产品，明代覆亡后，盘踞东南沿海的南明，以及郑成功，都“每岁发船渡长崎，货殖以厚军备之利”。
就在此时，一向平静而繁荣的海上丝路上终于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帆影：1573年春，两艘西班牙加利安大帆船（Galleon），满载着来自美洲、用于购买中国丝绸瓷器以及东南亚香料的白银，在菲律宾马尼拉港靠岸，这一事件正式标志着中国被纳入了西方航海强国的环球大贸易体系。1571年，西班牙商船队在明都洛外海营救了一艘中国遇险商船，遇救的明朝商客在回到福建漳州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殖民强国的富裕和在东南亚进行贸易的迫切愿望便迅速流传开来。从1572年开始，运载香料、丝绸、瓷器以及水果等货物的中国商船便逐渐前往马尼拉。最后，这两艘满载中国商品，包括712件丝绸品、2.23万件瓷器的西班牙大帆船，于当年底驶抵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至1576年，从漳州至马尼拉、马尼拉至阿卡普尔科的固定帆船贸易已经完全确定，平均每年有50艘左右的中国商船抵达马尼拉，运载的货物总价从20万比索上涨至16世纪末的百万比索。而从马尼拉到墨西哥的西班牙大帆船单艘吨位也突破700吨。至18世纪中期，墨西哥进口商品总值中的60%以上，都来自中国丝绸与瓷器。在如雪崩般涌入的中国纺织物面前，西班牙本土纺织业急剧衰落，1600年，急于改变局面的西班牙王室宣布禁止在西属美洲种植桑树，然而来自中国的生丝却使墨西哥纺织工业得以延续。
除了丝绸与瓷器，另一种中国本土的独特出产引发了欧洲的兴趣：1559年，意大利人拉木学（Ramusio）在《航海与旅行》一书中引述波斯人哈扎·马和木的叙述，称在遥远的中国，于Kuangfu（广州）种植着一种神奇的植物，不论鲜湿或者风干，都可用这种神奇植物熬成饮料，如果空腹饮下，能够祛除热证、头疼、胃疼。这是欧洲关于中国茶叶有史可考的最早记载。不久，葡萄牙多明我会传教士加斯帕·达·克路士来到中国广州传教，1570年病逝后，他编纂的《中国志》出版，书中说，任何中国人拜访会客，主人都会向客人奉上这种神秘的热饮，装在精致的瓷杯和瓷盘之中。16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将少量中国与日本出产的茶叶贩运至荷兰本土，并逐渐扩散到整个欧洲。到了1735年，仅仅从荷兰进口的亚洲茶叶已经达到835万磅，而新兴的海上贸易强国英国更是后来居上，在18世纪后半夜，每年从亚洲输入的茶叶达到3000万磅。起初茶价昂贵，伦敦每磅绿茶到港价格为10～19先令，武夷茶为13～19先令，然而普通工人日薪只有3～4便士，于是茶成了上流社会炫耀专有之物，著名剧作家与诗人威廉·柯伯，亦写诗赞颂这种来自东方的神奇植物：“佳茗，佳茗，令我愉悦，宁我心灵。”
很快，欧洲对茶叶的强烈需求，使得其商船队无惧惊涛骇浪，争相前往遥远的远东：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法案，将茶叶进口税从100%下调至12.5%，制定对华茶叶贸易特许权，并只授予英属东印度公司，并促使英国几乎垄断了欧洲在广州的茶叶贸易。从1778至1784年，英属东印度公司每年从广州进口的茶叶在5.8万担左右，占据欧洲总额的三分之一强，而到了鸦片战争前夕，这一数字又暴涨至30万担，每年赢利达100万英镑，几乎等于英国每年政府国库收入的10%。自1700至1823年，“茶叶是驱使欧洲人来到广东的主要诱惑力，其他中国商品只不过是点缀。”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坦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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