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世俗哲人”们

时间:2016-12-05 15: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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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哲学家

我1995年参加高考,分数下来之前,每个考生自己估分报志愿。为了给家里省学费,我重点大学志愿填的全是师范院校,第一志愿还选了哲学专业;一本填的全是商学院,因为觉得读这类学校毕业后好找工作,也能挣到许多钱,可以很快地减轻家里的负担。结果造化弄人,我有幸过了重点线,被哲学系录取,但不幸的是哲学系那年变成了非师范专业,要交学费,所幸学费不是很高。

现在想来,我的重点和一本志愿看上去是两个极端,一个是超凡脱俗的哲学,一个是经世致用的商学。但读了哲学系之后,我并未与经济学或商学绝缘。除了必修的政治经济学,哲学下面有一个二级学科叫伦理学,在我读书的时候,伦理学在国内兴起了一个分支叫经济伦理,哲学教师们开始思考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说、研读他的《道德情操论》。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主要的阅览室是文科阅览室,座位不太够用。后来新开了一个经济学阅览室,去的人不多,我有时就带着自己的书跑到那里去自习。休息的时候就去书架上找书看。我能看懂的不多,但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本可读的书并很快就读了大半。书名很不起眼,还有些长、有些怪异,叫《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是美国的罗伯特·海尔布隆纳。全书各章分别写了亚当·斯密、马尔萨斯、马克思、凡勃伦、凯恩斯等著名经济学家,文字非常生动,如它章节的标题:“亚当·斯密的奇妙世界”、“维多利亚时代和经济学的地下世界”。

我说书名怪异是因为里面有个约数——“几位”,译者和编者就不能劳烦数数到底是几位吗?如果数的话他们会发现,作者写的不是几位而是十几位经济思想家。这样的书名不能怪作者,因为原来的书名叫“世俗哲人”,中文版扔掉主标题,把副标题“伟大经济思想家的生活、时代和思想”用作了书名。

想来作者的本意是说,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都达到了哲学的高度,只不过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比较世俗的经济活动。商务印书馆的译本没有保留这个书名,因为是旧书,虽然我特别喜欢,一时也买不到。现在它有了新的中文版,但初看上去,几乎认不出来,因为书名成了《经济学统治世界》。

为什么出版社都不尊重作者的意思、回避“俗世哲学家”这一书名呢?连在美国也是如此。1998年,这本书出到了第七版,海尔布隆纳在新版序言中说,他本来想把这本书命名为“金钱哲学家”,但觉得“金钱”这个词不是很恰当。后来《哈泼斯》杂志一位编辑说,他想用“金钱”表达的是“俗世”的意思,海尔布隆纳很感激他。他说:“我对俗世哲学家这个标题很满意,但出版者们却不这么想。或许他们以为,人们对‘世俗的’(worldly)一词并不熟悉。”而我觉得,是出版社怕“哲学”一词把读者给吓跑了。

海尔布隆纳用“哲学”来形容这些经济学家理论的宏大。他写道:“假如今日的经济学欠缺魅力而又无趣,自然是经济学家的错。大经济学家不会只在学术圈里小题大做,他们以整个世界为研究主题。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他们的人格、他们的生涯、他们的偏见,也不是他们的观念,而是他们共有的好奇心。这个世界十分复杂,而又看似混乱无序;在虚假的虔诚之下隐藏着残酷,却又有着不为人知的成功之处,这些都让他们目眩神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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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布隆纳在书中解释说,他之所以把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称为“俗世哲学家”,是因为“他们信仰的哲学系统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世俗的一种——赚钱的机制。或许这不是最优雅的哲学,却是最让人感兴趣或最重要的一种哲学。谁会在一户穷人家,以及一个屏息等待某个能让他进场捡便宜的灾难降临的投机商人之间寻找秩序和规律,或是在一群游街乱民与一位笑脸迎客的卖菜小贩间寻找一致的法则和原理呢?然而这些大经济学家就是相信,能将这些看似不相干的线头织成一张挂毯。只要在一定的距离外观看,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就会呈现出井然有序的进程,喧嚣的杂音也会变得和谐。”

人们常说,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活的,是变化多端的人,所以发现规律的难度更大。“这个社会不像一部经过精心设计、每部分皆有助于发挥整体功能的机器,反而像詹姆斯·瓦特发明的奇怪的蒸汽机:漆黑,嘈杂,效率低而又危险。斯密博士声称能在其中看见秩序、设计与目的,真是奇哉怪哉也!”亚当·斯密揭示了市场的奇妙机制:“我们能够有东西吃,不是出于屠夫、酿酒人或面包师的善心,而是他们的自利心。我们不要诉诸他们的仁爱之心,而要诉诸他们的自爱心。不要和他们谈论我们的需要,而要谈论他们的利益。”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是一部原创性的著作,他在书中提到的作者超过100人。“然而,其他人只是在某处钓鱼,斯密却撒下了天罗地网;他人厘清了个别议题,斯密却阐明了全貌。”

疯子、贵族和股票经纪人

海尔布隆纳说,他写到的经济学家中“有哲学家和疯子,有教士和股票经纪人,有革命家和贵族,也有唯美主义者、怀疑论者和流浪汉。他们之中至少有三个人赚到了大钱,但是另有许多人连基本理财都做不好。一人主张绅士只不过是经过伪装的野蛮人,另一人则认为只要不是绅士,就是野蛮人。一位曾经非常有钱的学者主张消灭富裕阶级,另一位颇为贫穷的学者则反对慈善事业”。疯子是凡勃伦,贵族是熊彼特,股票经纪人是凯恩斯。

凡勃伦从小就性情古怪、懒惰。他藐视常规,不论学生表现如何他都给一样的分数。他早熟而聪颖,1884年以优异成绩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康奈尔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他学识渊博,“他平静的话语可能在这一分钟还灵巧地运用当前的俚语或打油诗,在下一分钟却一节接一节地引述中世纪的拉丁文赞美诗”。他在芝加哥待了14年,1903年时年薪高达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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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的研究也很特别,跟亚当·斯密不同,他要钻研的不是作为一个经济人的性质和他的经济上的礼仪风俗,他的研究几乎是人类学的研究,他认为重要的是,应注意到绅士为什么要携带手杖,以及以社会上叫作地租为收入的地主,为什么要有做礼拜等等现象。

他写的《有闲阶级论》遣词琢句非常雅驯,例如:“法国某国王,据说由于遵守礼节,不失尊严传统,拘泥过甚,竟因此丧失了生命。这位国王在烤火,火势越来越旺,而专管为他搬移座位那个仆人刚巧不在身边,他就硬坐在炉边,不移一步,终于被熏灼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但是他虽然牺牲了,却保全了最高贵的基督教陛下玉体的圣洁,没有被贱役所玷污。”

凡勃伦在随后的一篇文章里说:“未开化生活方式的经历是最富有持久性的,在一切民族生活史的精神文明的任何方面,也许是最坚韧的,因此,历代相传下来的粗野的人类性格,现在仍然,以后也必然要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凡勃伦从现代生活中看到了过去的传统。有闲阶级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方法上已经有所改进,但目标仍然相同——以掠夺手段占有财物,而不从事工作。当然,在具体做法上不再采取杀人夺货或掳掠妇女的手段,那种未开化方式是没有了。但是它需要猎取金钱,“昔日风行的是以战利品高悬帐篷以示勇武,今日则代之以金钱的积累和挥霍以及种种微妙的炫耀方式。每个人,工人、中产阶级以及资本家,他们想的只是通过金钱的讲排场消费——实际是通过明显的浪费来表示他们掠夺性的英勇力量”。

凡勃伦的著作有时让人不知所云,马歇尔著名的《经济学原理》则结合了精确的数学头脑和悠闲散漫的风格,穿插着家常事例,非常明晰易懂,即使商人也能理解这种经济学,因为所有艰难的逻辑证明都被体贴地放在脚注里,因此凯恩斯不敬地说,经济学家应该抛下正文,只读其注脚。

马歇尔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需求和供给就像剪刀的两片刀锋,要问控制价格的究竟是供给还是需求,就像问剪刀中的哪一个刀锋在剪裁一样无聊。以钻石为例,在极短期内,钻石在心理上的效用,也就是对它们的需求,对市场价格发挥更直接的影响;但就长期而言,循环的供给流量会受到消费者需要的调节,这时生产成本就再居上风。

约瑟夫·熊彼特1883年生于奥地利,4岁丧父,7年后他母亲嫁给一位地位甚高的将军,熊彼特便被送到专门为贵族子弟所设的特蕾莎学堂就读。他很快适应了同学们的举止和品位,也养成了持续终身的贵族气息。他后来在不止一所大学里因为骑马进入教务会议室的习惯,让同事们不悦。他喜欢说他一直都有三个愿望:成为一位了不起的情人、一位了不起的骑士和一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结果他只实现了其中两个(另一种说法是,熊彼特希望成为维也纳最了不起的情人、欧洲最优秀的骑士和全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从没说他实现了其中哪两个,但据说他说过,欧洲优秀的骑手太多,他实现不了这个愿望)。

凯恩斯4岁半就自行想出了利息的经济意义,6岁时想知道自己的脑子是如何运作的。一次,他与数学天才普朗克一起进餐,普朗克对凯恩斯说,他曾考虑研究经济学,但因为它太难而作罢。凯恩斯加油添醋地把这件事告诉一位从剑桥回来的朋友,后者说:“啊,这就怪了。罗素也曾告诉我,他考虑研究经济学,但因为它太简单而作罢。”凯恩斯说:“研究经济学似乎不需要特别超凡的天赋。就理智而言,它不是比哲学或纯科学较高级的分支要容易得多吗?这门学科虽容易,却很少人能专精!或许这种矛盾现象,是因为杰出的经济学家必须将多种天赋结合,而这很难能可贵。他必须在普遍性中思量特殊性,同时虑及抽象面与具体面。他必须依照过去,研究现在,放眼未来,人类的本性与制度都不该完全置之度外。他必须同时胸怀定见而又不偏不倚,像个艺术家那样超然脱俗,但有时也像个政治家那样涉足红尘。”

海尔布隆纳说,凯恩斯《货币通论》的结论让人惊讶又沮丧:“经济不会像自我修正的跷跷板,而是像电梯可以上升下降,也可以完全停住不动。它可以停在底层,也可以停在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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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在描述经济学家的时代背景时,选取了一些传奇性的故事。1929年10月,崩盘终于到来。完全精疲力竭的经纪人泪流满面地撕开他们的衣领,呆若木鸡地看着庞大财富像棉花糖一样融化了。那时关于他们的灰色笑话是这样的:据说每一单位的高盛股票都附赠一把左轮手枪,而当你向旅馆订房时,柜台人员会问:“要睡觉还是跳楼?”

海尔布隆纳认为,美国人的赚钱游戏比海外的竞争更粗野,没有绅士风度。下的赌注比较大,成功机会比较多,于是公平竞争的精神也比较差。在争夺从奥尔巴尼到萨斯奎哈纳一条铁路的控制时,双方各自在路轨的终点站上安放一个火车头,就像庞大的玩具一样,彼此对撞着开。结果即使失败的一方也没有认输,只是尽最大的努力离开现场,离开时拆毁了轨道和高架桥。

1881年,一场特大的暴风雪把纽约的电报线路刮断,当时金融市场上一个手段凶狠的权威杰伊·古尔德,不得不派专人把他的交易通知单去送给经纪人,他的敌手发觉有机可乘,就绑架了这个使者,用另一个容貌相似的自己人来代替,这人成了卧底,使古尔德在几个星期之间,觉得对手对他的意图好像是具有先见之明的,弄得他莫名其妙。

文 薛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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