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九的眼泪在飞，年轻的海关首长动了恻隐之心。“花与蓟”形式的贪污现象，在中国遍地开花。不知是想起了阿七“在其他方面是一个好的重要雇员”，还是总税务司的人道主义精神使然，反正赫德似乎找到了原谅唐阿七的理由：“惩罚的目的在于儆戒他人，而阿七作为一名通事，惩罚他的目的在于儆戒其他通事不得营私舞弊。就他的犯法行为而言，他受到的惩罚已经完全够了！”
赫德当时有没有答应阿九的诉求，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经过一天的思考后，在满满当当全是唐阿七案件记载的第二天日记结尾，赫德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必须设法让他获释。”
未遂
洋人出手相救，这个案子是不是就柳暗花明了呢？事情远非这么简单。但赫德的求情函件多少还有些用处，至少，“他们已停止对阿七严刑拷问。”
一周后，丁日昌登门回访。他首先向赫德致歉，为阿七被虐感到遗憾。并解释他上次确实“下令叫人们不要骚扰阿七”，可狱卒摆明了没有执行，以至于阿七遭了大罪。这导致丁 “大怒不已”，而相关责任人也受到鞭挞100下的惩治。
丁日昌告诉赫德，他所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因为另有大人物也介入了此案。而且据说“已将阿七一案转交北京审理，但是不知道是交总理衙门，还是交刑部。”
这个大人物，就是赫德的老相识，丁日昌的庇护人——江苏巡抚李鸿章李抚台。丁日昌之所以来到上海，便是拜李所赐。而李鸿章举荐丁日昌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不仅仅因为丁是一个吏治能手，他或许更看重其另一个身份——军工专家！“在兵工制造方面，丁更具专长，非当时任何大吏所能及”。
原来，李鸿章自 1862年率淮军自安庆雇英轮抵沪后，深感洋人船炮之坚利，“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他坚信，“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便会敛手”。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他在上海创办了洋炮局，即从广东催调“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的丁日昌来沪主持局务。丁到上海后，主持炮弹一局工作，但这里清一色中国工匠，使用中国式泥炉与磨、锉、旋等手工具，只能制造一些短炮与炮弹，与李鸿章的期望值差距太大。
年5月，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慷慨陈词：“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这个建立“制器之器”工厂的艰巨任务，理所当然便落到了上海新道台丁日昌的身上。于是，丁道台在沪上除了致力于革除海关陋规，整顿社会不良风气外，还时刻“留心访购各种制造机器之器”。神奇的是，为了解决李鸿章要求的“立时兴造”难题，唐阿七也“被”卷入其中，此乃后话。
既然营救未遂，多说也是无益。赫德结束了在上海的工作，继续他巡视条约口岸的艰辛之旅。每去一个地方，赫德不仅指导当地海关事务，也“设法在口岸地区道台和其他中国官员中树立起他个人的威望和信誉。”当然，他也时刻挂念着阿七的命运。
转机
赫德再次获悉阿七的消息，已是在来年的广州。粤海关监督毓清在新年饭局上告诉赫德，李鸿章专门致函询问他，“要查明此处通事是否在接受商人礼品等方面干了些什么”，并且李“已奏请摘除唐阿七顶戴，以便可以给他更为严厉的处理”。
粤海关监督向由皇帝简派，带有钦差色彩。既管理“天子南库”这一巨大税源，又可谓皇帝派在广东的耳目，其地位在广东的省级官员序列里差不多居于中游。李鸿章亲自向毓清函询，充分体现了他对此案的高度重视。可是，他为什么要问“广州的通事是否获允接受送礼”？莫非阿七招供说收受节礼是全国海关的通行做法？赫德清楚，毓大人的回复关乎阿七的命运，但他怎么可能说真话呢？要知道，“粤海关书吏专以隐匿漏税为长技，终无实数可以稽查，家丁则通同舞弊，以分其肥，遂至彼此勾串，牢不可破。历任监督但只求其正额无亏。”看来，阿七又要有大苦头吃了。彼时，“具有官阶的人享有特殊的法律豁免权”，李鸿章之所以褫夺阿七功名，“奏请摘除唐的体现其官阶的顶戴”，正是行将严重处罚的第一步啊！
2月25日，赫德离开广州去香港，27日便“从那里乘‘北京’号沿海岸航行”，厦门—汕头—厦门—打狗（今台湾高雄）—淡水—厦门—福州—厦门—汕头—香港—上海，他马不停蹄地在这些口岸逡巡，平均每5天便换一个地方，其南巡工作进入加速提档期。密集的航行也险些带来意外，在厦门附近的一个海滩上，赫德遭遇海难，死里逃生。直至4月31日到达上海，搬进一所“对于一个单身汉说来已够舒适”的新居，才总算安定下来。
这两个多月的日记也因此中断，不过，在开始写作新一卷日记时，赫德除了记下他“访问各地离开和抵达日期”，还将“值得回忆的任何事情”都一一补齐。如此，我们又能知道赫总税司仍在惦记着他的老部下——原江海关通事阿七。
“我曾致函李抚台，尽力为唐阿七获释做些事。他承受的苦楚骇人听闻：我要注意勿让任何不应受到严酷处理的人再落入当局手中。”
落入当局手中，那还能有个好？！或许是阿七命不该绝，他的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只是我们无法得知他是主动扼住命运的咽喉，还是身不由己地入了一个“局”。
赎身
话说丁日昌为完成李鸿章尽快办厂的指示，一直在留心出卖铁厂机器的对象。经人介绍，终于看中设在上海虹口的一家美商旗记铁厂，据称是当时洋泾浜“外国厂中之机器最大者，能修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各件”。这家厂的老板是美国人T. J. Falls，因其曾为清军制造大炮之类军器，为其他外人所排斥，故想将该厂出售。丁日昌派人问价，不料老板狮子大开口，“该洋商索值在十万洋以外 ， 是以未经议妥”。面对这样一个天文数字，李、丁二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在押的唐阿七，这个“历游外国多年，熟悉洋匠”的待决犯，不正可利用他谙熟英语、通晓业务的优势，前去洽谈戴罪立功？果然，备受凌辱的阿七却不辱使命，几经谈判，终以4折成交。
丁日昌不愁阿七不卖命，因为省下来的钱，都是阿七自己的！何出此言？这中间的曲折我们虽已无从考证，但看看李鸿章后来给朝廷奏折里的表述便明白其中究竟。“（唐阿七）因案革究，赎罪情急，与同案已革之扦手张灿、秦吉等愿共集资四万两 ，购成此座铁厂，以赎前愆。”
这桩号称自愿的“交易”正是在赫德巡视期间达成的，而他得知“谜底”，却是在这年的5月24日——女王诞辰。这一天，赫德抵达苏州，与“看上去羸瘦，像患了痨病似的”李鸿章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晤，在谈及唐阿七案件时，李告诉赫德，“阿七的事，他会尽力。账一确定，他们就能够立即决定阿七能否出钱摆脱困境，并说他在此期间不会受到虐待。”很显然，白花花的银子要比赫德的求情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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