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大势所趋，作为中国民族产业标杆的福新也完成了公私合营。1966年之前，王家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孩子们穿戴挺括，都是上只角的人。“文革”爆发后，这些“资本家”都被赶出了洋房。曹可凡回忆：“‘文革’期间我们家没人挨揍伤亡，只是家里被掘地三尺，地板墙壁都撬开来，生怕你把黄金藏在里面，我爸说那时黄金确实都是一捆一捆的，很多金条、钞票被抄掉，银行里十几个人都跑到我们家里来收国债。那时候红卫兵走掉了，我妈就在废纸堆里很急地找她心爱的猫儿眼，狼藉满地，但也没找到。”
曹可凡的父亲曹涵祥是家中长子，毕业于教会学校。“父亲一介书生，一辈子清贫，未留下丰厚财产，却留给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曹可凡的印象中，祖父曹启东向来“沉默寡言”，直到他考进大学后才和老人家有了些交流。“我祖父应该很有钱，但他没分多少钱给后代，大多都捐给了政府。我在他那儿经常看到各种发票，宋庆龄基金会捐一万，这边捐一万，那边捐一万。上世纪80年代，一万块就是吓死人的数目了，他还拿出50万捐给普陀区政府建造图书馆，人家给他发票，他就往台底下面一塞。我说，你又捐钱啦？”
曹启东去世后留下一个保险箱，令后代颇为好奇，他们找来锁匠将其打开。“打开后发现里面只有一包蓬蓬松松的东西，解开后全是一堆我小时候的照片！我祖父这人一辈子就是个谜，他一生百分之八十的事情都烂在肚子里。据说我曾外叔公王禹卿晚年最后和他通过一封信，两人对话就像密语一样无法破解，信里王老爷子就跟我祖父交代了一句：一切都还按老规则办！”
采访前两天，曹可凡从七十多岁的表叔那里又听来一些祖父的故事。“我表叔1980年离开上海前去见过我祖父一面，请他给自己的人生指点迷津，祖父就说了两点：第一，只有靠自己赚来的钱才是安心的，上面传下来的总是不可靠的；第二，当一屋子的人坐那儿说话，每个人的话我都在听，但我不会听任何人的话。”
曹可凡的祖母三十多年前已辞世，十多年前他父亲也去世了。修家史前健在的长辈便是在美国的两位叔叔，他们1948年离开中国，多年来只回过中国两次。修家史的过程有道不尽的心痛与遗憾。初稿完成时，曹可凡的三叔离开了人世；拿到样书当天，他的二叔也去世了；此前提供重要史料的堂姑，曹可凡再与之联系时，老人家已完全记不清事了。“做口述史就是跟时间赛跑啊！”他感慨道。
曹可凡说，许多市民家庭不一定像名门世家那样风云变幻，但每个家庭一定有最感人的故事，把这些写下来，若干年后就会成为时代的印记。“中国历史是注重宏大的历史，我们对个人史和家庭史是忽略的，其实，每个普通家庭的历史，也都是宏大时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感谢实习记者王珏、冉莹协助整理录音）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 编辑 郑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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