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北京冬奥申委飞赴吉隆坡的前两天，陈述团的演练还在继续。然而也许是过度的疲劳，陈述人的整体状态都出现了起伏。作为陈述人之一的中国奥委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就直言：“这天下午的演练是不成功的。”所幸到达吉隆坡后，演练越来越顺利，在7月29日最后一次演练结束后，整个陈述团终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互有所求
事实上，吉隆坡的最后陈述是对此前洛桑陈述的补充。6月9日上午11点，北京冬奥申委在位于瑞士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与国际奥委会委员进行了长达90分钟的陈述交流，这是吉隆坡陈述前的最后一次陈述。“如果说吉隆坡陈述更需要付诸情感和打动人，那么洛桑陈述就更注重技术层面的解释，注重实实在在的数字和详细措施。”在魏纪中看来，很多国际奥委会委员在洛桑陈述中就基本有自己的倾向了。
实际上，现在世界上有能力办好一届奥运会的国家并不多，因此国际奥委会在《国际奥林匹克2020议程》中改变了申办办法，由以前的公开申办变成邀请。早在2012年10月3日，这次冬奥会的申办工作就开始了。一共有6个城市入选，分别是中国的北京、波兰的克拉科夫、挪威的奥斯陆、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乌克兰的利沃夫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但在接下来的申冬奥过程中，欧洲国家却一个接一个相继退出了。由于市议会投票反对，斯德哥尔摩退出；70%市民投票反对，克拉科夫退出；持续的政治和安全危机，利沃夫退出；政府拒绝提供财政支持，奥斯陆也退出了。这使得北京和阿拉木图成为仅剩的两个竞争对手。
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由于仅剩两座城市申办，因此投票只进行一轮，只要得票为简单多数，即可胜出。如果双方票数相同，则重新投票。若最终仍未分出高下，那么原本不参与投票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将投出自己具有决定性的一票。
“我们的申办本身就是对国际奥委会的支持。”在魏纪中看来，过去是有求于人，现在却是互有所求。“1993年第一次申办没有成功，当时的国际环境对我们不利，我们实际上想通过参与‘申奥’来实现突破。2001年第二次申办时，我们想通过奥运会来促进改革发展的期待。而这次的申办，却是我们对自己的改革开放很有信心，请你来分享我们的改革红利。”
在三种不同的申办基调下，自然而然，相应的心态也完全不一样。杨澜对此感触颇深，1993年她以央视记者的身份见证了北京第一次“申奥”。“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存在巨大鸿沟，这给我带来了很大冲击，也正是这件事促使我做出出国留学的决定。”
到2001年，杨澜作为“申奥”形象大使站在了陈述台上。“当时我们面对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那时的心情是很急切的，特别渴望得到世界的认可。”在那次陈述中，杨澜特意以这样一个故事作为结尾，邀请全世界到中国来看一看。“几百年前，当人们问马可·波罗的游记内容是否真实时，马可·波罗回答：我告诉你们的还不足我看到的一半。”
但这一次，杨澜明显感觉到了心态上的变化。“一个更加成熟更有实力的中国，让我们在面对申冬奥时变得更加成熟与平和。在2001年之前我们说到奥运，更多想到的是为国争光，这是运动员的事。而今天，奥运更可能带动体育产业和休闲旅游业的发展，体育正在变成老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才是奥运带给我们的最大遗产。”正如魏纪中在最终的投票环节中所说：“我们现在就是在等待好消息。”（感谢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陈述揭密》摄制组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