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独特的女性视角、对人情世故的细致洞察，以及苍凉的人生况味，与桑弧导演朴素淡雅的风格相得益彰，可说是一对黄金搭档。携《不了情》的成功，二人再度合作推出了最负盛名、也备受争议的《太太万岁》（1947），影片的主人公是上海里弄的“普通人的太太”，她“在一个半大不小的家庭里周旋着，处处委屈自己，顾全大局”，尽管遭遇重重危机，都被她一一化解，包括让出轨的丈夫回心转意。次年公映的《哀乐中年》（1948，张爱玲未挂名），表现的是步入中年的主人公的一段出人意料的“黄昏恋”，被批评家刘成汉称为“内容和技巧都接近完美的中国电影，亦是40年代光芒四射的一部作品”。此后，张爱玲一度有改编《金锁记》的计划，仍拟由桑弧导演、“文华”出品，可惜因为时局的变化而未能完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文艺界的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张爱玲的声望和影响力得到了夏衍等上海文艺界决策者的关注（她被“上海文艺作家协会”接纳为会员，并获邀参加了首届上海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但她还是决计离开她钟爱的上海。1952年，张爱玲以“继续学业”为由迁居香港。初到香港，张爱玲一度靠翻译英美文学作品维生，她显然对这个差事并不感兴趣：“我逼着自己译爱默生，实在是没办法。即便是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在应征翻译海明威名作《老人与海》的过程中，张爱玲结识了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新闻处任职的宋淇，在后者的记述中，张爱玲在众多应征者中显得卓尔不群，她“英文有英国腔，说得很慢，很得体，遂决定交由她翻译”。应当说，与宋淇夫妇的结识，是张爱玲创作和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正是经由宋淇的引介，她在离开上海后与电影再续前缘，并在战后香港国语片的发展中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此时的香港国语片界也正在经历一次重要的重组和洗牌。自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大量上海资本涌入和人才加盟，香港电影业获得了发展，大有取代上海成为新的“东方好莱坞”之势。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朝鲜战争的爆发、“冷战”的波及等），战后初期一度兴旺的香港国语片遭到挤压，到50年代中后期，以上海资本为基础建立的主要制片机构，如“大中华”、“永华”、“长城”等，大都面临停产或改组的压力。与此同时，来自东南亚的资本登陆香港电影业，成为未来数十年香港电影工业的主导力量，最有代表性的事件，便是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即“电懋”）和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先后成立。
“电懋”的母公司是新加坡的“国泰机构”，这家资本雄厚的东南亚家族企业自20世纪40年代末便开始涉足电影业，由院线、发行起家，并最终拓展至电影制作领域。1955年，“电懋”的前身——国际影片发行公司接管了濒临破产的“永华”片厂，并在翌年改组为“电懋”，逐渐发展成一家现代化的跨区/国电影企业，它以“垂直整合”的模式将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统合在一起，并效仿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制度，以流水线方式制作影片。执掌“电懋”的，是风度翩翩而又学识过人的陆运涛，他在欧洲接受了高等教育，兴趣广泛而且作风洋化。在“电懋”成立前后，陆运涛延揽了一批人才，其中就包括宋淇——他担任“电懋”制片部经理，负责剧本审定和统筹。
受宋淇之邀，张爱玲加入了“电懋”的剧本编审委员会，开始为这家雄心勃勃的制片厂撰写剧本。在1955赴美定居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写作剧本成了张爱玲主要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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