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20世纪70年代，南斯拉夫是巴尔干地区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到1976年，全国36%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汽车，每1.8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每2.1个家庭拥有一台电冰箱。肉类、蛋类和乳制品的消费量猛增，而家庭收入中用于购买食品的开支从1952年时的54%下降到了1976年时的32%。人均寿命从1939年时的48岁提高到了1976年时的67岁，文盲率则从1939年时的75%下降到了1980年时的9%。对科索沃地区的100余万阿族人来说，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生活——远高于邻国阿尔巴尼亚的生活水平，较高的社会自由度，不断改善的民族权利。但它的基础也是脆弱的：只是由于铁托本人的威望和手腕，大塞尔维亚主义的阴魂才在70年代较短的一段时间里偃旗息鼓。随着他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不稳定因素正在从魔瓶里重新释放出来。
“大塞尔维亚主义”还魂
1980年5月4日，88岁的铁托病逝于卢布尔雅那，结束了南联邦的领袖时代。南斯拉夫自此取消了共和国总统一职，改以1971年创立的联邦主席团行使集体元首职责。主席团由9人组成，分别为6个共和国的总统、2个自治省的领导人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主席（1988年取消资格），每人轮流担任联邦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任期一年。这种更替频仍的制度削弱了国家领导层的稳定性，为极端思想的兴起制造了机会。
另一方面，从70年代中期开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滞涨和美元贬值的影响开始蔓延到东欧国家，长期在“铁幕”两侧左右逢源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首当其冲，陷入了债务危机。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依靠“大棒政策”暂时稳住了阵脚，但中央权力较小的南斯拉夫无法效仿，失业率和物价出现了大幅增长。从1979到1985年，全国人均收入下降了25%，失业人口多达150万。为平衡马其顿、黑山、波黑等贫困地区的呼声，政府不得不要求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较富裕的共和国上缴更多税收，引起了更广泛的矛盾。极端民族主义者乘机在各共和国造势，为通过选举上台制造舆论，联邦的基石开始遭遇挑战。
1981年3月，5万名科索沃阿族人再度在首府普里什蒂纳发起示威，又一次提出了将自治省升格为共和国的主张。没有了铁托担当仲裁，塞尔维亚共和国当局对其进行了强硬的镇压，打死平民9人、打伤350余人。随后开始了对“民族主义分子”的大搜捕，有数千名阿族公民被捕，2000人被判有罪，300人被判处1～15年徒刑，大部分是学生和知识分子。紧接着，科索沃省党政领导层也遭到了突然清洗，南共盟省委主席巴卡尔里、南联邦主席团代表尼曼尼、省政府主席奥普西尔，5个县委书记以及普里什蒂纳大学校长全部被撤职查办。南联邦政坛重新回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
与这种气氛相适应，1986年，塞尔维亚共和国最高学术机构——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发表了一份影响深远的备忘录，正式宣告了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归来。备忘录的第二部分《塞尔维亚与塞尔维亚人国家的现状》煽动性地宣称：尽管塞族是南斯拉夫人口最多的民族，塞尔维亚共和国是南斯拉夫最大的共和国，但它的地位从1945年开始就一直被铁托故意贬低。阿尔巴尼亚族正在科索沃省对塞族实施种族灭绝，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则从经济上剥削塞尔维亚，塞族人正面临“民族毁灭、强制同化、强迫改宗和文化灭绝”的危险。唯一的选择是修改现有版图，使全联邦境内的塞族人重新团结在一个单一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周围，挫败异族的阴谋;一旦南联邦解体，塞尔维亚人应当揭竿而起，为自己“收复”50年来丧失的全部“天然利益”。
换言之，与科索沃阿族在联邦框架内争取自治权利的斗争不同，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企图瓦解联邦，而只保留一个单一民族的塞尔维亚国家，也从未打算给予其他民族以平等地位。这当中的一位健将，便是1986年出任塞尔维亚共和国共盟主席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evi～）。米氏以富有煽动性的演讲和个人魅力著称，大不同于谨小慎微的旧式南共官僚;他的做法也恰恰是越过党的组织纪律，通过直接煽动群众来达成政治目标。1987年冬天，当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调解阿族和塞族的冲突时，竟赤裸裸地宣称“塞尔维亚人再也不会被别人打败，他们将打败别人”，表示要发动全联邦的塞族人来打击阿族的气焰。随后的一年里，在米氏煽动下集结起来的数万名克族极端分子先后涌入伏伊伏丁那、黑山和科索沃，举行“抗议阿族迫害”的示威，迫使当地党和政府领导人辞职。南联邦的前途变得岌岌可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