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到这一步为止，库特布的思想还与“二战”后西方知识界反思现代性的相当一部分观点不谋而合，那么《里程碑》接下来的部分就显得惊世骇俗了。库特布宣称，真正的穆斯林并不以种族和形式上的信仰作为标准，那些为世俗国家效力之人已经被施以Takfir（阿拉伯语“放逐叛教者”，《古兰经》中所载的伊斯兰刑律之一），自动归入了Jahiliyyah的阵营，可以随意斩杀。真正的穆斯林应当严格遵守最初的伊斯兰教义，首先以中东地区的Jahiliyyah政权为目标、发动“圣战”，最后在一场决战中消灭整个西方文明，使现实世界与伊斯兰教法最终合而为一。今日“伊斯兰国”的政治蓝图，可以说和《里程碑》的构想几无二致。
由于《里程碑》的煽动性和穆斯林兄弟会多次发起武装暴动的图谋，库特布多次被纳赛尔政权逮捕。1966年，他被处以绞刑，成为“殉教者”，并直接引发了埃及“圣战者”组织的蓬勃兴起。而当初在法庭上为库特布辩护的那位律师马赫福兹·阿扎姆，就是后来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艾曼·扎瓦赫里的舅舅。在这些反对世俗化、抵制泛阿拉伯主义理想（不管其领袖是纳赛尔还是萨达姆·侯赛因）的激进分子看来，基督教―犹太人联盟摧毁伊斯兰世界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世俗主义者则是其同谋。穆斯林要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彻底弃绝源自西方的现代性，按照库特布的训诫对“Jahiliyyah阵营”发动“圣战”。
恰恰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一场改变“圣战者”命运的战争在遥远的中亚国家阿富汗爆发了。在世俗化的阿拉伯世界无法找到位置的一切政治失意者，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激进派、被叙利亚政府驱逐的政治流亡者、苏丹哈桑·图拉比派的余党到不甘成为沙特王室附庸的奥萨马·本·拉登，相继飞往阿富汗和巴勒斯坦边境准备参加“圣战”。本·拉登与巴勒斯坦流亡学者阿卜杜拉·阿扎姆合作组建了白沙瓦“圣战者服务局”，由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教官对“圣战者”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还开设了神学图书馆，印行自己的报纸和宣传品，甚至办了一所“圣战大学”。
自1984年起，越来越多身份不明的“圣战者”从世界各个角落涌入白沙瓦的独立王国。这些人绝非通常意义上的社会边缘人，他们大多出身富裕的地主或官僚家庭，受过大学以上教育，有些还是在欧美国家出生的第二代阿裔移民，对现代科技和自然科学极为熟悉。他们对库特布主义的精髓理解得最透彻，浑身上下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但这类激情在常态的国家里往往超出现实政治的藩篱，这使得他们或者沦为异见分子，或者成为不受欢迎的少数派。只有在白沙瓦，这些人才能无拘无束地发泄自己的情感，探讨“圣战”的前景，并且找到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
从1984到1986年，抵达白沙瓦营地的各路“圣战者”总数超过3000人，其中真正进入阿富汗作战的还不到1/10，其余则长期滞留在此，成为“职业圣战者”。同一时期，还有上百万阿富汗难民越境进入巴基斯坦东北边疆省份。近乎无限的资金来源、专业的军事训练、狂热的政治气氛使白沙瓦变成了库特布主义的“反应炉”。这一切随着扎瓦赫里在1986年的到来达到了高潮——阿扎姆是天才的政治吹鼓手，本·拉登是慷慨的资金赞助者，但这两个人都缺少从事秘密政治活动的经验和组织才能。而扎瓦赫里把整个埃及“圣战者”集团的核心人物都带到了白沙瓦，这些人在监狱中几进几出、经验丰富。只有当这个埃及人集团担负起领导职责后，“圣战”运动才能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要素。
1988年春，苏联开始自阿富汗分阶段撤军。尽管这场战争的胜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阿拉伯人值得怀疑，但白沙瓦的“圣战者”们由衷地相信，正是他们的斗争挫败了无神论者灭亡伊斯兰世界的阴谋。当年8月，围绕着“圣战往何处去”的问题，阿扎姆、本·拉登、法德勒等七名“服务局”首脑在白沙瓦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本·拉登在会上发表了决定性提议：成立一个新组织，在苏军撤出阿富汗后继续进行全世界范围内的“圣战”，这个组织将承担对职业圣战者的训练工作，目标是“训练年轻人与压迫民众、不敬真主、奉行恐怖手段的国家战斗”。这一提议随后以6∶1的多数获得了通过。8月20日，新组织被正式命名为“基地”（Al-Qaeda），其政治目标被以一种库特布式的语言被发表出来：“树立真理，祛除邪恶，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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