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多边框架内的尝试，则以加入SDR为中心。这一倡议在2010年就已提出，随后围绕人民币是否符合“可自由使用货币”的定义，进行了长达5年的博弈，最终在2015年“过线”。假如加入SDR的申请最终获得通过，人民币自然也将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去充当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三联生活周刊：谈到SDR的问题，IMF近期就将审议是否将人民币正式纳入SDR储备货币篮子。能否请你再进一步分析一下此举的意义和实效？
周小康：首先来看SDR的缘起。1969年欧洲主要大国以及日本在和美国协商建立该体系时，初衷是解决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因此建立了一套新的核算标准，试图用虚拟的SDR来取代美元执行平衡国际收支逆差、充当储备资产等职能。但因为整个体系过于复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SDR并没有如IMF当初所预期的那样，取代美元成为国际通货。目前SDR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也只占不到4%的份额。
但SDR也绝非毫无价值。“可自由使用货币”这个重要的资质名义，对投资者的心理显然是有影响的。一旦人民币获准纳入SDR，根据中国目前的贸易规模，其在储备货币篮子中的权重可能超过日元，此举对国际储备市场部分转向以人民币存储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对中国提升在IMF的话语权也会有帮助。
另一项不可不提的问题是加入SDR对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的意义。在历史上，任何一种货币意图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都须满足经济总量可观、宏观经济稳定、政府政策支持、金融市场发达并高度开放等一系列条件。长期以来，IMF对中国的经济体量以及商品和服务的出口都持认可态度，但在金融市场的开放性，特别是汇率开放程度以及直接融资市场的管理方面，双方的标准存在一定歧异。此次为争取加入SDR，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包括央行在今年8月一次性纠偏人民币汇率，以及“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关于在2020年实现资本账户全面开放的目标，这些都在向国际社会释放积极信号。当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同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需要国际支持的时候，提升开放程度、完善法律规则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凸显。包括监管水平和信息开放程度，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标准。只有在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和全球性金融市场对接之后，人民币国际化才能获得更大的空间和机遇。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了SDR没能取代美元作为基本国际通货。那么美元作为货币锚的职能，是否会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周小康：货币锚职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项新情况值得格外关注。当我们在2009年提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大目标时，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美元处于弱势，中国需要采取措施来减少美元外汇储备的增加，以规避风险。但到了2015年，情况发生了惊人的逆转：自2014年7月以来，美元开启了新一轮的升值周期，创下2003年以来的新高。页岩油革命的爆发不仅使美国由能源进口国变为出口国（到2020年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生产国），而且给能源市场带来了结构性冲击，推动了资金回流。欧洲和日本央行采取的量化宽松措施，也在间接托高美元。尽管美元升值可能给出口带来负面影响，但美国经济的增长率目前仍处于高位。
换言之，与2009年时欠发达国家乐于将美元资产置换为其他币种资产的情形不同，今天的中国在布局人民币国际化时，遭遇的可能是强势美元的挑战。以复苏态势明显的美国经济，配合华盛顿在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巨大影响力，美元在世界相当一部分地区将比人民币更受欢迎。而在中国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的同时，政府是否有足够的金融资源对冲离岸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将是非常现实的挑战。客观而言，与五六年前相比，当前的国际金融格局对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出的挑战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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