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是中国手工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仅以位于湖南长沙附近一个不甚知名的瓷器制造中心为例，在18世纪的时候保持着该地瓷器生产的最高纪录，其产品与日俱增地流向菲律宾、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甚至自明代起，在佛山逐渐聚集形成了小五金的制造基地，整个五金制品是面向东南亚出口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认为，中国18世纪的工业繁荣在于尽最大可能成功运用了中国在前工业时代积累的技术。但这些沿海省份的工业大发展不是孤立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这三个领域的巧妙结合也值得强调，东南亚在农业需求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地理和农业的角度看，东亚的一些平原和三角洲，比如中国北方的中央大平原，长江下游，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中国南方和爪哇的沿海平原，都有非常高的人口密度，很高的生殖率和很落后的工业技术，被认为是这些地区固有的恶性循环，普遍的贫穷化在19和20世纪又因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入更加剧了不平等性。但在18世纪，当中国凭借前工业时代的技术积累，开始一轮手工业制造和贸易的繁荣时，这些地区的农业被纳入了一个更大的经济区域版图，为工业发展提供着农业生产力上的补充。
从18世纪开始，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和暹罗）的大米大量进入中国。大米被输往中国南部沿海省份——因为那里主要是依靠贸易和手工业，其农业生产却入不敷出，东南亚的农产品输入弥补了这块短板，为18世纪的工业繁荣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动力。“数千艘可装千吨货物和180名船组人员的大帆船每年都在厦门停泊，厦门和广州与越南和柬埔寨海岸，吕宋岛，马六甲，暹罗的宋卡，马来半岛的柔佛均有关系。”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一书中写道，中国18世纪商业潮流的规模和某些商会控制地域的辽阔不仅局限在国内，蒙古、西域和东南亚等地，都被纳入了整个中国的商业网。
但在历史学者的眼里，这些沿海省份的经济新方向，背后却隐含着明显的人口过剩危机。中国在18世纪的另一个特征是人口增长，人口发展的速度在当时世界各国中绝无仅有。欧洲的人口从1750年的1.44亿增加到1800年的1.93亿，而中国的人口却从1741年的1.43亿增长到1812年的3.6亿。循着工业产品和商会的流向，大批中国南方移民向东南亚迁移，尤其在婆罗洲，有客家人血统的中国移民集团统治了不少行业的贸易。在那里，来自同一个乡镇的移民都精通同一种职业：开发金沙，农业，饲养业，捕捞业或者贸易……在位于婆罗洲西海岸的坤甸苏丹国的一个重要移民区，甚至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这个“兰芳共和国”是由一位名叫罗芳柏的客家人创立的，一直存续到了1884年。仅在18世纪末，就有20万中国移民聚居在此。虽然名为“共和国”，但它始终与其故乡——广东东北的潮州地区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
拉铁摩尔的同质边疆和异质边疆概念里，在大量移民的融合下，中国南部与东南亚的边疆关系显然更倾向于前者，获得了同质发展最为宝贵的文化认同，“以其古老的居民、语言和文化而与东南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华南与东南亚至今还留存着很多相同的文化标示：流动的农业，吊脚楼住宅，饲养水牛，酿制帮助消化和发酵的腌鱼，使用蒌叶，运用背篓，使用口吹羽管琴（老挝的羽琴和中国的笙），使用铜鼓，创造人类和洪水的神话，此外还有崇拜蛇、龙、犬、虎……这些文化特点在中国南部和印度支那半岛的民族中也非常广泛地传播着。“18世纪是最能揭示发展差距的历史时代。”《中国社会史》中写道，“考虑到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这一时段表现出持续积累的技术发展和人口繁衍，远东的社会不会长久地落后于西方社会，只不过它们走了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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