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此，在战后欧洲，棘手的一点在于：几乎各方都有自己的“创伤性体验”，加害者也可能变成受害者，受害者在得到机会时又迅速复仇而变身为加害者。各国都建构起自己在战争中所受不公的神话，正如书中所说：“真相是，战争造成的道德困境谁都不能幸免。所有民族群体、所有政治信念，尽管有着天壤之别，但都兼具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双重身份。”只有德国人和犹太人中，讨论这些问题是禁忌。然而在战争结束50多年后，关于德国战争受害者的议题仍一度成为德国社会的焦点——关于当时德国城市遭受到的针对性轰炸、关于战后被强制迁移的1500万德国人，以及盟军在德国的种种暴行，以至于出现了某种“受害者崇拜”。其实，每个参战国都不缺这种记忆，就像日本也会突出自己受原子弹轰炸的受害一面，而极力淡化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加害者形象。德国人令人可敬之处也在于此：他们并未沉浸在“我也是战争受害者”的自怜中，而是迅速有人站出来批评“这种新出现的把德国看作受害者的危险倾向”（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语），更不用说德国所受的磨难并不能抵消它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罪孽。
因此，人们不仅在那些年里在战场上厮杀，在战争结束之后，仍在历史叙述和记忆上撕扯。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曾说：“内战的创伤性特征之一是，敌人即使被打败，但他还在；只要他在，冲突的记忆就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二战”的欧洲战场，对欧洲人而言也是一场至今未消散的欧洲内战。彼此不相容的记忆、无法妥协的叙述，足以使历史学家成为一个既丰富又痛苦的职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是有史以来被谈论得最多的一次战争，有关它的书籍、资料早已多到穷尽一个人的一生也看不完的地步。它继续充斥在书店、媒体版面、荧幕和电视屏上，在这里，历史并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成为历史，它是活生生的当下的一部分，并继续搅扰着现在。
法国学者米歇尔·德塞都曾说过，被压抑的过去终将会作祟于现在。的确，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和解，那人们只会记住那些有毒的历史或对自己有利的记忆，而正如本书所言：“试图忘记过去只会引起愤恨，最终引起对事实的危险歪曲。歪曲事实比事实本身要危险得多。”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历史著作并不只是提供“无害的历史知识”或“有用的历史教训”，还在于它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一部分。1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说得明白：“我们把什么作为未来的目标，取决于对往昔的意义的制定。”从这一点上说，现在之所以能够这样坦率地谈论那段令人难堪的历史，是因为如今已有了一个决心走出这一历史困境的全新欧洲。
（《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基思·罗威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文 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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