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主席萨姆·斯道兹
三联生活周刊：介绍文字里面频繁出现了两个法国人的名字——安托万·德－布普雷和谢尔日·文森蒂。展览基本都是他们两人的收藏吗？
萨姆·斯道兹：是的，他们都生活在巴黎，是最主要的借展人。安托万·德－布普雷是摄影领域专家，也是摄影书籍、珍版古籍的著名经销商，他本人拥有很多珍贵的摄影书收藏。谢尔日·文森蒂是一位唱片收藏家，开一个唱片店，他非常了解音乐，有7万张黑胶唱片收藏。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工作了一年，最后用29个小故事组成了这个展览。除了唱片封面之外，我们还补入一些关于拍摄背景的介绍。例如，其中有一张“披头士”的《艾比路》唱片封面（Abbey Road，又译《阿比大街》），是摄影师伊恩·麦克米伦在1969年拍摄的。乐队成员保罗·麦卡特尼的妻子也是位摄影师，当年她在现场帮着配合《艾比路》的拍摄，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下了一些幕后场景。这些作品也借给我们展示了。
三联生活周刊：在展览里几乎可以看到20世纪每一代摄影大师的名字。以你所知，这其中有谁是因为拍摄了某张唱片封面而从此成名的？
萨姆·斯道兹：我所知道的是，寇班（Corbjin）因很多东西而著名，但他仍以U2的音乐摄影最为出名。让·保罗·古德（Jean Paul Goude）以拍广告成名，却是由于那些为格蕾丝·琼斯拍摄的唱片封面而被人熟知。其他摄影师也一样，大多数都因为拍摄唱片封面带来了一些惊喜。
三联生活周刊：像贝歇夫妇、安妮·莱茨维尼这样的摄影师也愿意为唱片公司做商业拍摄。为什么唱片封面摄影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萨姆·斯道兹：当然这是商业行为而并非纯粹艺术，拍封面的目的就是为了卖掉唱片。但是仍有很多摄影家愿意尝试，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拍摄一张唱片封面是有很多限制的，比如它的尺寸必须固定为30厘米×30厘米，但对摄影家而言，诱惑在于，如何从局限里做出一些足够吸引人的东西。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在封面上把唱片和乐队的名字放得很大，到后来，又有很多人甚至连一个字都不想出现，封面只是一张图片，画面却很吸引人。每个摄影师都有自己的想法。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喜欢唱片封面，可能也因为除了音乐表达之外，它们往往跟一个社会的时尚史、政治史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你能介绍几件在这方面特别典型的作品吗？
萨姆·斯道兹：我认为这些唱片都非常有代表性，代表了20世纪和它的音乐，尤其是想到这些很快就要彻底消失了。现在所有的音乐都可以变成网络文件，没有实物能再拿在手里，让我们面对。不再是这种时代了，像安迪·沃霍尔这样的艺术家都给滚石乐队做唱片封面，如果你收藏了唱片，也就是同时收藏了安迪·沃霍尔的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些摄影师里面，我也看到了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创始人吕西安的名字。他对法国唱片摄影有过什么影响？
萨姆·斯道兹：首先我给你介绍一下阿尔勒摄影节的由来。1970年，吕西安·克雷尔格（Lucien Clergue）创办了它，马上就要47周年了。它不仅是世界上最老的摄影节，也是最大的。阿尔勒是法国南部普罗旺斯－阿尔卑斯大区的一个小镇，摄影节上，所有展览都放在当地不同的历史建筑里面，教堂、古罗马剧场等等。它不只展示照片，还展示历史建筑，并跟环境对话，所以它在今天已经吸引了所有对图片感兴趣的人。在吕西安·克雷尔格的时代它没有这么大规模，那时候他们的概念就是把朋友聚集过来，展示一些当时很难看到的摄影作品。吕西安本人是毕加索的挚友，作为一个摄影家，他一生都在为艺术做贡献。他一生亲密接触吉普赛音乐，为吉普赛音乐家马尼塔斯制作了所有唱片的封面。
阿尔勒这座城市和吉普赛国王乐队也有渊源。这支乐队是从阿尔勒走出去的，最早他们在街边、在咖啡馆里演奏，是街头艺人，后来变成世界著名的乐团。但是多年前他们解散了。2014年我们刚刚又把乐队成员集合起来，在阿尔勒做了一个音乐会。
三联生活周刊：你纯粹从一个摄影师的角度来看，这里面哪几件封面作品堪称伟大？
萨姆·斯道兹：第一张，不知道你是否记得《Tutu》那个唱片封面？是欧文·潘（Irving Penn）1986年拍摄的黑人歌手、爵士乐鼻祖“老迈”（Miles Davis），只有大面部特写，真的是很美。第二张我选安迪·沃霍尔的“香蕉”，他给地下丝绒乐队设计的唱片封面。第三张我选“披头士”穿越马路的那张《艾比路》，上面不着一字。
三联生活周刊：展览基本上没有展示2000年以后的唱片封面作品。
萨姆·斯道兹：对，因为唱片工业的衰落。现在看似有点回升的趋势，因为很多老牌乐队要出一两张黑胶唱片。
但现在大部分都是CD了，封面也有照片，但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小小一张，缺失了唱片封面摄影传达给我们的那种力量。
（感谢实习记者付婷婷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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