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的成长不仅需要各种各样的玩具，更需要方向感和规则
“男孩对立所”
当我的孩子——一个7岁的男孩上小学不到一年的时候，我和老师有一次对他“未来”的谈话。这次谈话是严肃而且颇有些焦虑的。老师说，他在学校有很多明显无法控制自己、无法遵守学校规则的行为。比如他会在体育课排队时扭头和同学说话，会在不允许奔跑的教室走廊里奔跑，会在上课举手回答问题时，还没得到老师的允许，就自顾自地站起来说出答案。所有同学整齐列队前进时，他会冲出队伍，按照自己想象的轨迹跑一个小圈。他对自己的自由行为表现出不愿控制，也无力控制的感觉。
老师的眼里有一种真实的忧虑和不解。眼前这个小男孩看起来在学业上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可多年的经验已经让她警惕他的未来，她以一位老师的责任感向我提出忠告：如果不能将孩子的行为纳入一个有规则的轨道，让他有一个符合学校秩序规范的行为习惯，“可能到三年级以后，随着学业压力的增加，他的成绩会垮下来”。
我相信这不是老师的危言耸听。已经有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男孩子在教育这个最重要的社会通道上表现堪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运用国际学生评估计划，针对全世界范围内15岁青少年的知识和技能进行了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该评估计划主要衡量青少年对语文、数学和科学知识的掌握以及运用能力。对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等35个发达国家的研究结果显示，女孩在所有教育评分上胜过男孩，而偏离总体统计数值最为严重的男孩测验结果出现在阅读和写作这两个基础科目上。
学业危机不代表生活的全部，但学校是几乎所有孩子长大成人的第一步。哈佛研究员丹·金德伦和学校心理学家迈克尔·汤普森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从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男孩平均每年要在学校度过1000多个小时。在入学初期，男孩们普遍面对的特殊挣扎，会延展进他们漫长的学习和社会生活。美国教育部的研究表明，在对更高年级（八年级和十二年级学生）进行的职业期望调查中，两个年级的女孩均比男孩抱有更高的职业期望。
很多研究案例表明，男孩在学业上的落后并不是在一开始就发生的。虽然在生理构造上，以语言文字以及安静坐在座位上学习的教育方式更适合于女生的生物属性，但大部分男孩可以在几乎所有环境中学习，他们有足够的智力天赋在拼字比赛和辩论赛中获胜，他们看起来在阅读上也没有什么天然的障碍，很多受测试的男孩可以在一周内读完一整本《哈利·波特》。但有不少在学习能力上并没有问题的男孩也不幸沦为学业失败的一员。他们大多因为无法严格遵守学校的秩序，被行为不断冲撞规则过程中获得的负面评价压倒，不被认可的“失败感”可能会“封闭”他们的心智，对学校中的一切都毫无兴趣，结果常常对社会也丧失兴趣。有些男孩会把对学校和生活的愤怒转化为暴力，成为“问题男孩”出手伤人。还有些被诊断为有学习障碍，带着“失败者”或者“特殊学生”的灰暗烙印，接受药物治疗。在美国，服用扶他林——一种情绪控制药物的男孩比例远高过女孩。
在很多理论里，学校被认为应该对男孩的成长危机负责。著名的男孩研究专家迈克尔·古里德也曾是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失败者，多年后他做男孩性别教育时反躬自问，有这样一个论断：无论男孩的学习成绩优劣，他都面临着一个有可能认为他有缺陷，不了解如何引导男孩或修正自身的体系，以及在这个体系下接受教育、管理和指导的风险。工业化时代的学校原本是技术革命后的一个社会福利，让绝大多数孩子得以在幼年时离开戕害他们身体的繁重劳动，而获得了在课堂里受教育的权利。但学校设立的工业化模式存在着某种与统领社会的工业生产相似的逻辑。杜克大学美国天才儿童协会的执行理事玛格丽特·盖尔与教育顾问休·奥斯本为《洛杉矶时报》曾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让我们消除学习工厂》，他们描述了当前“工业化教育”发展的基本原理：“由企业工业家们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帮助我们设计了我们的学校，其目的是让孩子们为工厂生活做准备。孩子们伴着铃声穿梭在学校里，好似生活在传送带上一样，特别是他们要学习遵循指令，以便能够在正迅速并不断扩散的工厂中工作。”因此，学校被一些研究者称为是“男孩对立所”——“拉低平均测验分数的主要是男孩，抨击教育体制的主要是男孩，我们的老师感觉难以驯服的还是那些男孩。”
但简单地把学校作为男孩的“天敌”是有失公允的。迈克尔·古里德认为，教育体系并非对男孩心怀恶意，实际上这里确实拥有着一些孩子能遇到的最好的人，但它对每个孩子的成功并不负有生物社会学上的责任，它也并非是为了密切关注每一个个体的成功而设立的。当我们关注到男孩在其中的困境时，比抨击指责环境更重要的是，如何帮助这些精力充沛的个体找到一条与环境的共处之道。毕竟，对绝大多数男孩来说，“男孩对立所”就是他们无可避免的社会化的第一步。
男孩精力
《不怀好意：男孩子的恶劣游戏》是一本由四五十岁的男人们对他们少年时代学习经历的回忆而构成的趣闻集锦。其中最有启发性的一则故事来自查理，一名1960年生于纽约的男人，他回忆了自己13岁时和男孩同伴们玩过的一个游戏：“我们先下到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室，随后每个人都找个地方藏好。当有人打开灯时，游戏便开始了，我们会向其他人扔飞镖。如果你听到有人发出声响，即便你很害怕可能会成为别人的攻击目标，也还是会从藏身之处跑出来用飞镖打他。然后地下室又恢复了平静，但过不了一会儿你就会听到有人喊哎哟，这说明有人被打中了。有一次我们开灯时看到一个伙伴的脸颊上正挂着一支飞镖，而它就在眼睛下面。从那以后，我们再玩这个游戏时，都会戴上护目镜。”
每次男孩研究专家迈克尔·古里德在给家长或者老师的性别培训研讨会上讲出这则趣事时，都常常将这个游戏看作是理解男孩特性的好例子，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颇带点危险的游戏：“这难道不是一种典型的男孩的创新之举吗？”
如果我们近距离地观察男孩一些让成人世界匪夷所思的创举时，我们可以看到某种在男孩身体、行动和运动知觉中体现出来的“东西”。这种“东西”无时无刻不在支配男孩的行动，即使他们在读书时，也常常不自觉地用脚打着拍子，用笔在课桌上有节奏地敲击，或是眼睛不时瞟来瞟去，查看周围的事物。甚至就在我和老师充满焦虑地谈论孩子种种不守规则的举止时，被谈论的孩子在一旁一刻不停地和另一个男孩玩相互追逐的游戏，他们围着柱子一圈一圈乐此不疲地跑着。迈克尔·古里德将这种“东西”命名为“男孩精力”。
不仅仅是好动，充满男孩精力的男孩更倾向于以冒险等创新方式学习，比如戴上护目镜继续玩危险的飞镖游戏。“这种精力包含大量的身体运动和身体目标的控制。这是一种非常具有竞争力的精力。有时这种精力不需要言语，而更倾向于秘密行动和沉默。这种精力让男孩更偏爱空间挑战和工具的运用，促使男孩时常寻求一种在有力遏制混乱的过程中成长的学习经验。如在黑暗中扔飞镖的游戏，这一过程通常很少失败并有一个不被打扰，可以他自己做主的空间，比如一片田地，或者查理故事中的地下室等等，这种精力通常以单一任务为中心。”
我第一次明确地感受到这种“男孩精力”，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四个家庭的男孩聚集到山间一个小小的营地里，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个男孩很快成为孩子军团的领袖。他整日带领“军团”做一些在成人看来毫无意义，甚至匪夷所思的活动。比如用推车、手捧的方式，将路边一堆用来铺设庭院的砂石搬去道路的另一边，或者分成两个阵营进行激烈的阵地争夺战。那个不大也相当简陋的营地，被他们的想象力和行为支配着，时而是可以随意建设的王国，时而是需要捍卫和争夺的战场。整个营地整日充斥着电子枪发出的突突声，男孩们的喊叫声，还有楼道房间里窜来窜去、倏忽而逝的男孩身影，让一旁的成年人看得既心烦又心惊。直到这个男孩子和父母提前离开了营地，我突然感到营地沉入一种异样的安静。当一个充满男孩精力的孩子存在时，他在破坏着成人世界定义的平静的安全感。但当他离开后，又带走了另一种安全感，我想这或许是关于生命的安全感——生活正在生机勃勃地展开着。
迈克尔·古里德认为，“男孩精力”是文明社会最伟大的资产之一，推动人类社会的改革与创新。它不仅存在于孔武有力、充满传统男性气概的孩子身上，几乎所有的母亲都能注意到，她们的儿子天生具有一种从爬墙、疯狂喧闹中学习和了解世界的方式。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通向一个同样的目的——渴望无拘无束地让自己不成熟的天性自由发展，在黑暗中独自摸索前进。诗人马克·斯特兰德对男孩的内心世界做了精彩的描述：男孩子们打碎东西无须四处走动，他们这样是要保持东西完整。
但这种以外在行动，甚至是破坏外在环境的方式呈现的“男孩精力”，遭遇到以秩序规则作为基础的现实世界，男孩所遭受的挫败感是不言而喻的。如何排解这些挫败感，并从中获得成长的力量，是男孩心灵深处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游戏：男孩的自我救赎
“老麦”是一名“90后”游戏玩家。在他的描述里，当他第一次陷入游戏时，自己是同龄孩子中的失败者：学习不好，没有朋友，常常被欺负。直到有一天，一个常常欺负他的大孩子组队玩《魔兽世界》时，团队中缺少足够的玩家，于是“老麦”加入了这个团队。双方就这样在游戏中从敌人变成了朋友。“老麦”说，是游戏救了他，让他找到了一条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做到的与他人的连接之道。
电子游戏是很多男孩子都曾寻求过的精神“救赎”之道。它能在相当程度上提供男孩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情感需求。首先是成就感。游戏的阶段性设置任务，以及其中对某些身体能力的高度需求，能不断满足一个男孩的成就感。一个7岁的小男孩就这么头头是道地向我讲述了他最喜欢的几款游戏中隐藏的情感密码：“《愤怒的小鸟》是考验动手力和瞄准力。最开始的关卡最简单，外太空里会有一些金币，相当于一条路线，你用手指控制金币变成一些弯道和直道，去打败猪猪。到后来，游戏要求的瞄准力越来越强，只给你几条路线让你来思考，最后的关卡还会有一些会动的东西，让你很难打到它，你必须发现它的规律才行。比如有两座山中间有条很细的缝，缝里有只猪，只有一只鸟能打到，差一毫米都不行。还有一种游戏，关键是要动脑力。比如《乐高星球大战》就没有输赢，但这里面有些关卡需要动脑力。有一次我看到一条飞船挡在路上，怎么都绕不过去。有一天终于想到办法，飞船旁边有个高台，让桥上的东西掉下来，山洞就打开了，我就能绕过飞船了。”
一个7岁男孩无法细腻地描述游戏世界给予他的情感馈赠，但听者也能从这些略显混乱的叙述中感受到些许他在那个虚拟世界中感受到的丰富情感：“一开始是兴奋，冲关的时候紧张，打赢了会有成就感，没打过会有失败感，但是会一直想办法去怎么打。那个飞船挡路上那关我想了好多天，最后是在体育课排队的时候突然想到的。”迈克尔·古里德在解释“男孩精力”时提道：“男孩天生具有一种从游戏小组和学习小组中学习、关联和了解世界的方式。如果失败，男孩们会放下自尊再次尝试，而当得到对其创举的些许称赞时则会开心一笑。”游戏世界里，男孩子可以无数次地为一个单一的目标试错，失败，再重头来，自由地体验这无数过程中包含的丰富且完整的情感撞击：紧张，兴奋，成就感和失败感……
以“自由看待教育”著称的语文老师蔡朝阳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为什么不反对孩子玩电子游戏》，总结了游戏的一些特点：“1.自主，实际是自由的。2.游戏不是平常的或者真实的生活，可以说它走出了真实生活而进入一个暂时的别具一格的活动领域。3.游戏具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复杂形式，一旦开创，游戏的长期举办恰是心灵的一种崭新创造，一种被记忆保留下来的财富，它是可传达的。4.游戏中也有秩序，它把一种暂时而有限的完美带入了不完善的世界和混乱的生活中。”与现实世界中的秩序不同，游戏中的秩序是玩游戏的同龄人参与建立起来的，男孩在其中不仅可以获得创造自己世界的成就感，还能跟同好建立起纽带。“如果我们在一款游戏里跟一大群玩家玩足够时间，会感觉自己成了宏伟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史诗故事，一个重要项目或者一个全球化社区的一环。”对时刻需要挑战和成就感作为成长燃料的男孩来说，这是多么难以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存在感。
甚至有时候游戏还能让男孩寻找到一些类似生活使命感的更为深刻的东西。资深游戏“思想家”洪韵曾在一个演讲中如此谈到游戏对他成长的影响：“我想引用我非常喜欢的一部游戏结尾的一段话，就是《潜龙谍影2：自由之子》的一段话：生命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将我们的基因传给下一代。除了DNA外，我们可以流传给后世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通过文学、语言、音乐、电影，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听到的一切，感受到的一切，愤怒、喜悦、悲伤，都是我们可以传达给后世的东西，这就是我生存的目的，我们必须将这把火炬传递下去，让我们的后代可以照着它的光，阅读这一页凌乱而令人感伤的历史。”而对男孩来说，游戏就是这些复杂情感最特殊的载体，“是完成这些复杂传承的魔法”。
但能像洪韵这样从游戏中找到现实使命感的男孩并不多。游戏中的确包含很多男孩成长中需要体验的情感，但相比现实世界，虚拟世界中的情感体验来得相对容易，太过于随心所欲，很多男孩因此沦陷在自己天性的快速满足中，而不愿意再抬头面对现实的世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说，他们做过的调查里，患网瘾的孩子中，男孩与女孩的比例是10∶1。
男孩的自然保护区
唐海岩把电子游戏称为“毒害男孩的毒药”——在救赎男孩的同时，产生新的更严重的成长问题。他认为运动才是男孩成长最恰当的方式，并为此办了一个俱乐部，专门做男孩教育。作为曾经的美式橄榄球教练，唐海岩带领的队伍曾获得过北京市冠军和两次全国冠军。除了做教练，唐海岩还曾是北京一所中学的老师，担任一个“问题班”的班主任。班级里大多数是男生，他看过有各式各样“症状”的“问题男孩”。“有的有自杀倾向，有的有暴力倾向，有的是非常虚伪。老师在的时候很殷勤地扫地擦桌子，表现得非常勤快，老师不在的时候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这个问题班或许是唐海岩后来建立男孩教育俱乐部的一个精神基础，他发现已经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出现行为问题，大多在幼年期就已经种下了问题的“种子”。虽然他尽了很大力量希望能纠正这些孩子的行为，将他们引到一个向上的人生轨道，但遗憾地发现，很多在幼年期犯下的教育错误是很难在青春期弥补的。
2004和2007年，唐海岩两次带领团队去参加国际比赛，在加拿大温哥华市参加比赛期间，他对男孩成长有了更深的感触。“我发现外国男孩子的自理能力很强，根本不需要教练在一旁叮嘱就自己做好了赛前准备，而且很坚强，骨折、身上带伤都不是什么事儿。”2006年，他作为中国的三个教练之一，前往美国橄榄球大联盟观摩。这次行程持续了14天，他记得最震撼自己的是6岁左右的外国男孩，在训练中表现出的勇敢无畏的“野生劲头”。他认为橄榄球是很好的一个帮助男孩成长的工具，这次观摩回国后，唐海岩萌生了在男孩中普及橄榄球的念头。2014年，他建立了自己的装备橄榄球队。
这个装备橄榄球队只是唐海岩男孩教育计划的一个分支。他的男孩教育俱乐部里，还有腰旗橄榄球队、户外训练营、寒暑假的男子汉训练营。唐海岩把自己的俱乐部称为“男孩的自然保护区”——既不是圈养的动物园，也不是一个纯粹野生的环境。这里接纳男孩的天性，设计了很多男孩子喜欢的户外挑战项目，和以身体对抗为主的橄榄球训练。“让他们觉得自己行”，但同时又要教给他们必要的规则，唐海岩将此称为对男孩天性的“半野生驯化过程”。
队长是“半野生驯化”中最重要的角色。“我的诀窍是培养队长，先带出一个队长。”唐海岩说。队长负责带领队员完成任务，也会在必要的时候用男性特有的粗暴方式惩罚破坏规矩的队员。唐海岩认为这是男孩成长中的“大自然法则”：如果你不懂规则，那你就需要训诫，带点暴力的教训是在帮你懂得规则。如果你是因为不够强大而在群体中受到压制或者感觉到“受欺负”，那么你要做的就是尽快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唐海岩的成长中有两次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记忆，让他坚定地相信，男孩的成长中既需要理解，也需要严厉的规训。“一次是上初中时，有一年开始走下坡路，不想上学，沉迷于打游戏。”唐海岩把这段时间称为自己的一个“堕落期”。直到有一天，父亲从老师那里知道了他的近况。“父亲问我，这是不是真的。我说是真的，我不想上学了。父亲给了我一个大耳光。”唐海岩说自己的第一次“堕落”因为父亲的这记耳光戛然而止，“这记耳光打醒了我，第二天我乖乖背着书包上学去了。”
第二次的经历也跟父亲的“暴力”相关。“男孩子最怕的是唠叨，这是一种母亲的暴力。”唐海岩记得，有一次因为对母亲的唠叨不满，他冲回自己房间，狠狠摔上房门，巨大的震动力震坏了房间窗户的玻璃。“这一次我的父亲把我从房间里抓出来，打翻在地上，用脚狠狠地踢。”唐海岩多年后回忆起这两次颇有暴力意味的父亲训诫，却满怀赞许和感激。“就像是当头棒喝一样，我被打怕了，但也让我没有再继续堕落下去。我明白了，男孩成长是不能没有畏惧的。”在唐海岩看来，父亲是这种畏惧最合适的提供者。“他平时对我的行为很宽容，也不多说什么。”在长时间沉默的宽容下，这种“暴力”的爆发，才对一个男孩的心理有如此强大的震撼力。唐海岩在自己俱乐部应用的队长训诫模式，就是利用父性精神对男孩天性的管教和回应：“当男孩是天使时，我们就是天神。当男孩是魔鬼时，我们就是钟馗。”
父性的缺失和弥补
日本教育家河合隼雄的著作里曾专门论述过男孩成长中需要的“父性精神”。“无论你有什么不好，都是我的孩子”；“胡作非为也不要紧，你永远是我最喜欢的孩子”——这是母性原理，其根本功能是“包容”与“守护”。而父性，其根本功能是“断绝”与“分割”。父亲要足够严厉。极端地说，就是要有如果不听话，就算是我儿子也照“杀”不误的态度。
儿童沙盘游戏治疗师单文告诉我，如果一个男孩3～6岁时父亲多参与养育，这个孩子成长的方向感和对规则的认同都要好一些，这也是帮助男孩子进入社会最重要的一种素质。“接受到足够父性管教，有更多的规则意识的男孩，进入社会时，可以很快找到社会规则。反之男孩的安全感会受到影响，因为当他进入一个家庭以外的社会环境时，他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因此不知如何才能很自如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待下去。”“男孩的特性和精力决定了，他需要更大的空间。他是在把社会的正常要求和自己天性的不断碰撞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但无论如何，社会规则与个性之间都是有区别的，父性能帮助他建立起规则感，这是保护他少受到情感伤害的弹性屏障。”
所以我们在苦恼困惑于男孩成长中看起来无解的社会环境问题时，家庭教育提供了另一条路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告诉我，如果算上所有的节假日，男孩在家庭中待的时间超过学校，因此家庭教育的作用弥足珍贵。亲人对孩子天性的认可、理解，可以让孩子在外部世界的挫败感中获得安慰。而父性角色可以帮助孩子在家庭中建立良好的规则感，这是他进入社会最好的情感资源。
在传统的社会里，孩子的养育是由一个家族来完成的。如果回顾家庭的久远过去，就会注意到不论祖先是源自维京、日耳曼、非洲、罗马、东印度、日本还是中国，在所有大洲，不分种族，人类祖先都曾依赖大家族族群，他们与孩子的关系密切，并传授生活与工作的技术与价值观。无论他们居住在何地，祖先们都要依靠其父母、女家长、部族中的男族长等自认为对男孩学习负有最终责任的教育小组。在孩子3～5岁的幼儿阶段，在男孩教育中很少出现陌生人，因为孩子被视为父母、祖父母和部族的延续，他的教育是血亲关系的延续。在这样的家族喂养体系中，即便父亲缺位，家族中依然有父性精神存在，足以给男孩子成长所必须的方向感和规则感。
进入工业社会后，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实际上相比传统社会有明显增加，但孩子成长环境中的父性却在减少。一方面是大家族养育的生物人类学模式，已经被工业革命的社会潮流冲垮。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大家族和共同体已经消亡，家庭小型化成为主流，能够多方位实践“父性”精神的角色在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在现代文明的规范下，父亲训诫孩子的方式，在现代文明中常常受到“暴力”的指责。这让小家庭中的喂养方式，更多被母性原理所统治。河合隼雄曾提到，现代小家庭的养育中，一个最常见的问题是“对孩子的养育很容易就陷入封闭的母子关系”。唐海岩将此称为“母亲剥夺了父亲养育孩子的权利”。
如何弥补男孩成长中重要但又不足的“父性精神”，迈克尔·古里德提出了重拾并更新家长领导小组的建议，小组成员由父母、祖父母、亲戚、朋友、教练等一系列更为宽广的人际网络组成：“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祖辈们小部族式的成长教育时代，我们的孩子也的确需要最好的工业化教育模式，但这要求他可以在一个更开放的环境中习得‘父性’的角色。而且无论他面临何种危机，他被其挫败的概率都显著降低。因为他现在拥有10个左右值得信赖，能够在学校体系之外帮助他的人。”
文 李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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