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石黑一雄出生在日本长崎，6岁时他跟随家人移民到英国，接受教育，并以英语作为母语写作。1989年，35岁的他就凭借长篇小说《长日留痕》获得了英语小说界最高奖项布克奖，由此享誉世界文坛，并与奈保尔、萨曼·鲁西迪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实际上，这个称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石黑一雄的认识，并不如以单纯的英语作家身份来看待他的写作，因为他并不乐于像大部分移民作家那样，在写作中强调自己的移民身份，更不会执著于探讨身份认同的焦虑，也不去明显地展示个人经历与成长挣扎。相反，他善于利用写作跨越种族之别。
2005年，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别让我走》出版，此后用了10年时间，他才又推出了另一长篇《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所谓十年磨一剑。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6世纪的英格兰，本土不列颠人与撒克逊入侵者之间的战争停歇，此战，撒克逊人虽没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却成功留下大批移民，从此两个族群比邻而居，相安无事地共同生活了数十年。和平笼罩着这片土地，一如一片“遗忘之雾”充盈着那里的山谷，村民们的记忆被浓雾吞噬，今天不再记得昨日。年迈的不列颠夫妇想要寻找还依稀存在于记忆中的儿子，于是奔赴艰辛的远途。在途中，他们发现，浓雾来自一条恶龙的吐息，是不列颠亚瑟王的手段，他试图用“遗忘”中止仇恨、杀戮，操控部族，于是，记忆成了“被掩埋的巨人”。
是否应该屠杀恶龙，驱散浓雾，唤醒记忆？换句话说，面对历史，是应该选择记住还是遗忘？一旦浓雾散去，虚伪的和平将不堪一击，亚瑟王所制造的有关两族融洽相处的一系列历史遗迹都将被拆穿为假象，不列颠人通过杀戮撒克逊人维持统治权的事实将会被血淋淋地曝光。聚焦到个体，寻找儿子的埃克索夫妇曾有着不堪回首的过往，一旦记忆恢复，爱情是否经得起拷问？于是，支持、反对、犹豫不决，故事中的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立场和选择。
石黑一雄曾在接受《赫芬顿邮报》的采访时说，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来源于上世纪90年代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以及南斯拉夫解体时他在欧洲的所见所闻，他一直希望以它们作为创作背景。“它们既骇人听闻，又令人困惑：同在一个小村庄里比邻而居了整整一代人的两个民族，一度亲昵地将自己的宝宝托付给对方照料，怎么会突然在一夜之间举起屠刀彼此相向？”在他看来，这就像是某种埋藏的记忆被人刻意地唤醒了，人们这才对彼此心生这般的仇恨。
“记忆”是贯穿在石黑一雄创作始终的主题，只不过此前的《远山淡影》、《长日留痕》、《上海孤儿》、《别让我走》等等都聚焦于个体记忆，而在《被掩埋的巨人》中，他第一次将写作的主题设立在社会记忆与集体遗忘的问题之上，“我希望人们能够领会到记忆与欲望是何等难以把握的问题”，“我希望强调人类所身处之困局的复杂性”。他并不希望将这部小说写成纪实性质的历史作品以至于读者仅仅看到书中的事件，而是想要追求一种更广泛的普适性。“我想，作为一名不同于非虚构类作者的小说家，我应当可以站远一步，承认这类事件是人类遭遇的一种固定模式，你会看见它们在整部历史中反复出现。”
因此，石黑一雄没有让故事直接发生在卢旺达、南斯拉夫或是科索沃，而是把背景推远至500年前后亚瑟王时代的不列颠。他将这种设置定义为“一个隐喻的背景”，“一个近乎寓言的作品”。他说自己并没有在选择的背景之下力求史实的准确——实际上，亚瑟王是否真实存在，到今天还依然是被争论的话题——而是以类似奇幻小说的写法加入了巨龙、精灵、骑士、船夫这样的角色，让故事的场景更加虚幻。“我甚至考虑过让小说中的人物从一个背景跳跃到另一个背景中，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所有这些案例，外加种族隔离后的南非以及‘二战’后的日本这样的社会。”
西方很多媒体称赞其“颠覆了西方奇幻文学既定模式”，因为他并不着力于书写奇幻，在奇幻的场景下，它的现实意义超越了很多所谓写实的作品，直指国家间的关系、民族间的冲突。情节依托在奇幻的设置中又顺理成章，比如“记忆”、“失忆”都掌控在超自然的力量里。“我需要通过某种途径来使所有人失去记忆，或者使他们的记忆变得极其支离破碎。这也许是一种隐喻，反映的是我们所在的世界中某种复杂、微妙得多的东西：我们的记忆是通过媒体、大众娱乐、历史书籍和博物馆来控制的。课本就是人们企图控制社会记忆的一个关键又明显的例证。”石黑一雄说，“这不是魔法，但有人确实在施展这样的法力。”
在叙事上，石黑一雄没有继续以往作品中那种惯常的独白写作，而是有意地收起第一人称，不再仅仅着力于表达某一个人物的内心，而是设法描绘整个共同体。“我做了一件15年来，我一直想做而未做的事，也就是写一部围绕那个问题的小说——何时应当回忆，何时不如遗忘——并将之扩展到一个更大的层面上：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共同体。我无法以第一人称来完成这样一种叙事。”
不过，他并没有将话题的讨论始终凌驾于宏大的框架之内，一方面，他的确着力于将记忆的问题投射到了有关族群的仇恨之上；另一方面，他还将其映射在了具体的婚姻关系当中，埃克索夫妇之间的爱情就是在书中并行始终的另一条线索。有意思的是，作者对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之间的故事给出了最终的结局——仇恨席卷整个半岛，而对于埃克索二人的爱情和他们最终的离合，留有了开放式的想象。
他设置了一个船夫的角色，其职责是将相爱的男女摆渡到无忧无虑的岛上共同生活，但每次船上只能坐一个人，因而此前要分别单独与他们交谈，问及他们的共同记忆，痛苦的经历，以证明他们是真爱，否则二人会永远被大海分隔。船夫说：“一对夫妻也许自称有爱的纽带，但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憎恶、愤怒甚至仇恨。又或许是一大片荒芜。有时候是对孤独的畏惧，没有别的。持久的爱，多年不变——这我们就见得很少了。”
作者感兴趣于共同的记忆在一段长久的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大部分持久的关系而言——不论是亲子关系、兄弟姊妹关系，还是朋友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宁可抛诸脑后不再提及的，总有一些令人不安的阴暗旅途。这时，最明智的做法似乎就是将它们深深地掩埋。但在一段像婚姻这样的关系中，你又不得不问，如果你矢口否认某些事情曾经发生过，如果你真的将它们彻底遗忘，那么，这又会对爱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做是不是某种意义上的不真诚？这样的关系还是‘真正’的爱情吗？另一方面，如果你真的回到了过去，直面它、直视它，这样做是不是同样会摧毁爱情呢？”这正是埃克索夫妇需要面对的问题，本质上与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完全没有两样。这正是石黑一雄要表达的初衷：“每段私人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总有黑暗、不为人知的记忆，在当时被刻意隐瞒或埋藏，但何时回忆、是不是该回忆，这是重点所在。”
记者 孙若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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