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谈论起一个阿根廷作家，我们都很难不去提到他和博尔赫斯的关系，有时还要讲起他们之间的故事。认识R.皮格利亚，也可以从这里开始。
大概3岁的时候，一天，皮格利亚爬上家里高高的书架，拿了一本蓝色的书，跑到家门口，坐在门槛上，把书摊开放在了膝盖上。一位正从他身边路过的先生停下脚步说：“小朋友，你的书拿反了。”长大后，皮格利亚回想起自己这段与书籍相关的最早记忆，觉得那个路人很有可能就是博尔赫斯。
这种假想并不是凭空而来。首先，皮格利亚的家乡阿德罗格（Adrogue）属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作为距离首都20公里左右的小城，是当地的避暑胜地，很多人坐火车来这里度假。皮格利亚的家正好在从火车站到宾馆的必经之路上。博尔赫斯从小就经常和家人一起来这座小城度假，他与这个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记忆，这使他在很多作品中都提到了它。而皮格利亚3岁时，正是博尔赫斯频繁前往那里的1943年。1944年，博尔赫斯的母亲还在那里买了所房子，现在已经成了一座博尔赫斯纪念馆。不管怎样，皮格利亚的自传就开始于他坐在门槛上，摊开书的那一刻。博尔赫斯是他关于书籍的最初记忆。
此后，皮格利亚从文学爱好者变成作家，依然和博尔赫斯相关。1960年，皮格利亚进入大学攻读历史专业，他所在的文学社团想邀请一些知名作家、学者进行系列讲座。他鼓起勇气给博尔赫斯打了电话，没想到对方很痛快就答应了，并约他在国家图书馆见面。博尔赫斯和任何人交谈时总是把对方当作比自己聪明的读者，所以很容易建立亲近感，20岁的皮格利亚本来就年轻气盛，因此说话时毫无忌讳。他对博尔赫斯说，其短篇小说《刀疤》的结尾对读者而言毫无悬念，因而有些多余。博尔赫斯听后对他说：“原来你也写短篇小说。”不管这句话你认为该如何解读，是否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和角度，当时的皮格利亚将它当作了一种莫大的鼓励。
1961年，皮格利亚真的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的短篇小说开始陆续获奖。与此同时，皮格利亚开始撰写大量文学评论，当然，博尔赫斯是他的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国家电台开设了由他来谈博尔赫斯的节目，他也因此成为继博尔赫斯之后阿根廷最重要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之一。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后拉美和西班牙文坛的肯定接踵而来：2010年获西班牙“文学评论奖”，2011年获拉美最高文学奖——委内瑞拉政府颁发的“罗慕洛·加列戈斯文学奖”，2012年获古巴“美洲之家”设立的“何塞·玛利亚·阿尔戈达斯”叙事文学奖、阿根廷作家协会最高荣誉奖，2013年获智利以著名小说家曼努埃尔·罗哈斯命名的文学奖等等。
皮格利亚还是一位大学教授，教授历史、文学，他同时也是一位主编，主编侦探小说丛书。不仅如此，他还撰写了大量有关侦探小说的论文和著述，被认为是美国黑色小说、印象派侦探小说在阿根廷的重要推动者。更重要的是，侦探小说几乎贯穿了他一生的文学创作，不管是早期的短篇小说，还是后来写作的5部长篇小说，也包括最新的一部《艾达之路》。
《艾达之路》的写作依附了美国的“大学航空炸弹怪客”事件：数学天才卡钦斯基用恐怖手段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从1978年开始犯案，一直到1995年，他以大学和航空公司为目标，先后用16枚邮包炸弹，造成3人死亡和23人受伤。1995年4月，他要求媒体刊登一篇3.5万字的宣言，扬言否则将继续犯案。9月15日，其反现代社会的极端无政府主义宣言被刊登，他还因此被一部分人包装成一个反体制的英雄，当然，其行径上依然是一个恐怖主义分子。1998年认罪后，被判处终身监禁。
《艾达之路》的主人公蒙克就是一位数学家，有很高的专业成就。他完全可以依此继续走科学家的学术之路，但是，他怀疑科学发展对自然生态有破坏作用。这本书的中文译者、翻译家赵德明认为：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为什么他能怀疑？怀疑意识从何而来？首先，是知道“我是我”，“我有独立的人格”，而这一点，在蒙克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他有真才实学，有智慧，敢担当，这种个人英雄崇拜是美国文化的特色之一。
“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美国文化中的‘自我意识’发展到了何等极致，恐怕要开始走向反面了，如果我行我素到了不顾法律、社会安宁和他人的生死，那么就会像蒙克那样锒铛入狱了。”赵德明在译后记中写道，“没有独立思考的自我意识，社会死气沉沉；没有公民意识，社会混乱无序；没有生态环保意识，城市会笼罩在雾霾里。但是，怎样才会同时具备这些意识呢？《艾达之路》里没有答案，也不可能给出答案。”
借用侦探小说元素来构思、写作自己的小说，是皮格利亚对博尔赫斯写作的一种继承。他们同样是借助小说的形式、互文性和戏仿等等手段，对人生、社会、宇宙的抽象问题做艺术的具象加工，语言、文化、哲学等等形而上的问题，是他们在小说中所探究的谜团。这是他们的写作被归类为后现代侦探小说，与传统侦探小说集中在解开凶杀案、失踪案等等具体谜团之间的区别。虽然，他们的小说中也会有凶杀案件的发生，比如《艾达之路》开篇不久，就开始了一场对杀人凶手的追踪，但是那终究不是真正的、最终的谜团。
皮格利亚对博尔赫斯的继承中存在着叛逆和改变。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楼宇博士指出，相对于博尔赫斯作品中更多远离日常现实，带有玄学色彩，充满想象、虚幻的写作，皮格利亚则更多关注于讨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相关的问题，而这些都与皮格利亚的生活经历、学术养成密不可分。
楼宇分析说，首先，皮格利亚在上学时选择了历史专业，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决定了当他的作品中出现不可解的谜团时，并不指向怀疑论、不可知论，而是强调不断地追问和探寻。其次，20世纪50年代时阿根廷的一场著名的争论对他构成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诸多作家、知识分子发表一系列文章进行批判，认为作家应该紧跟时代步伐，在创作中反映现实，而不是将文学和政治割裂开来，呼吁重拾阿根廷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们的矛头正是指向以博尔赫斯为首的一派作家，试图将博尔赫斯推下神坛。
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60年代，皮格利亚在当中累积了很多困惑，直到他遇到美国黑色小说、印象派侦探小说。他发现，这类小说既非常贴近现实，又不是对社会的简单反映，而是把一些社会问题进行了包装，用错综复杂的情节编织成网而包括万象。这直接改变了皮格利亚对文学及文学公用的看法，于是他开始进行革新。他撰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传统侦探小说和黑色小说的不同之处，并反驳了将黑色小说形容为混乱不堪、杂乱无序，一种高雅小说类型的堕落版本的评价。实际上，他反驳的就是博尔赫斯的观点。他推出了黑色小说系列，被认为是阿根廷侦探小说历史上，也是继博尔赫斯的《第七层》系列之后，最重要的选集之一。
后来，皮格利亚作为拉美文学教授长期到美国进行教学，开始更加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大学的教育、学术圈子。而这时，他已经在祖国阿根廷饱受军事独裁统治折磨。赵德明说：“他的母语是西班牙语，吃潘帕草原的牛肉。在美国教书，说的是英语，吃的是热狗。他从当代美国文化中看到一些开明的方面，但是也躲不开危机的侧面。他有勇气说出危机，更有才气，能艺术地表现危机，尤其能用深刻的思想剖析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既给读者通报了新情况，让读者享受到文学提供的快感，更给读者提供了智慧性启发。”
皮格利亚的作品当中很少有真正意义的侦探，而往往是不能解开难题的失败者，这也是作家的写作特点之一。《艾达之路》也是如此，侦探破不了案就选择放弃追踪。楼宇说，在他的作品当中最终承担起解密任务的大都是作家、记者，这类以知识分子为主的非真正意义的侦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伦西”——他早在1967年就出现在作家的短篇小说里，并在其后来的作品中重复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作家的另一个自我，是皮格利亚本人在作品中的化身——皮格利亚全名就是里卡多·埃米利奥·皮格利亚·伦西。《艾达之路》里面的朱尼尔，就被认为是伦西的变体。皮格利亚也曾承认，伦西这个人物身上有很多他的个人痕迹，他有时甚至想：“只要稍有不慎，可能伦西的人生就是我自己的人生。”
“除了自传性文人特质之外，‘伦西’还有去中心化的特征。他虽然几乎出现在皮格利亚所有的作品当中，但是每次出现都不是作品中真正的主角，很多时候只是观察者和见证者，至于解开谜团或是揭开真相，通常都是以失败告终。”楼宇指出，这样一来，主动参与其中的读者就成了皮格利亚作品中真正的解密者。
博尔赫斯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就是酷爱哲学、精通文学的知识型读者，他认为只有这样的读者才能发现隐秘在文本中的秘密。在这一点上，皮格利亚又是博尔赫斯的追随者，他同样认为阅读他的人比他聪明。他曾指出，阅读过程当中，读者应该像侦探一样挖掘隐藏在文本之后的信息，从而赋予文本更深层次的意义。因此，他的大部分作品都采用开放性的结构，不在结尾给出答案，《艾达之路》也正是如此。
两年前，皮格利亚被诊断患有渐冻人症，他开始和时间赛跑。2010年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转年他立即开始了对《艾达之路》的写作，并在2013年出版了这部作品。2014年，当这本书获得诸多奖项时，他本人已经不能出门领奖。这很有可能是作家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但却是他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作品。
记者 孙若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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