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15年第13期
王云五，号岫庐，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1888年生于上海。辛亥革命后，先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1921年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1946年起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1948年推行金圆券改革，引发金融混乱。1951年去台湾，任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1979年在台北去世。他主编了《万有文库》，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被胡适誉为“有脚的百科全书”
在商人、学者、出版家、政治家的多重身份中，他最成功的是出版。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他是一流的出版家，甚至可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家”。
1950年冬天，王云五在香港的公寓听到“啪”一声响。他四处察看，发现窗户上有个很干净的小洞。一小颗圆形金属从书桌下滚出来，那是一颗子弹。
是共产党派人来暗杀自己？此时他已被中共列入国民党战犯名单。他转念又想，子弹只是打到窗户，一个受过训练的杀手怎会射得这么不准？也许是国民党在警告他，不要做骑墙派，如果他不加入任何一边，他们可以轻易把他从墙头打下来。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香港待不下去了。
次年1月，王云五即自港飞台，接受“行政院院长”陈诚的聘请，任“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重新加入国民党政府。
此前，他做过大学老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总经理；做过孙中山的秘书，蔡元培的属员，蒋介石政府的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
任财政部长期间，他主持的金圆券改革以失败告终，国统区经济崩溃。心灰意冷的王云五离开南京，决心退出政坛。
他在香港创办华国出版社，欲回归出版业。
出版社没经营多久，一声枪响又把他推上到中国政治的现实面前。
三个“伯乐”
1906年，王云五18岁，小学文凭都没有的他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英文老师。
王云五系自学成才。早年因父命辍学当五金店学徒，之后又做洋行仓库助理、兼职助教、专职教师，其间他一直坚持在各种夜校、补习班和函授课程学习，并大量阅读各类英文版西学名著。日后他从事出版，颇得益于这种博而不专的知识结构。执教中国公学期间，他甚至用3年时间读完整部共35巨册的《大英百科全书》。
1908年9月，因不满校方压制学生的民主权利，大多数学生脱离中国公学，另创新公学，胡适也是这群学生中的一员。
新公学只坚持了一年多便因经费拮据而解散。离开新公学的胡适茫然若失，家中又面临破产，妹妹和弟弟相继去世，母亲病倒。悲观颓废的他终日与朋友吃喝玩乐，“凡诸前此所鄙夷不屑为之事，皆一一为之”（胡适《藏晖室日记》）。
王云五非常关心这位退学的学生。
1910年1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云五先生见访……先生询余近况，力劝迁居，实则此间藏垢纳污，万难久处。”
此后，胡适在王云五的推荐下到华童公学任教，仍经常打牌饮酒，游手好闲。王云五劝胡课余翻译外文小说，赚稿费同时积累学识，他也没有做到。
这一年，碰上留美赔款官费生选拔的机会，他开始静心读书应考，王云五特意为他补习了3个月数学。
考上留美官费生，是胡适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王云五在适当的时机鞭策了这匹千里马。
1911年，王云五遇到了他自己的伯乐。12月30日晚，孙中山即将往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香山的旅沪人士为他举办同乡会。席间，孙中山与王云五隔座交谈，对这位精明干练、学问博杂，又会讲英语、国语、粤语和上海话的老乡很有好感，随即邀请王来南京相助。
王云五被指派为临时大总统秘书。任职不到半个月，他就收到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亲笔信，要拔擢其入教育部。
原来，王云五入京前，曾根据自己从教多年的心得，把对教育政策和制度的主张写成建议寄给蔡元培。蔡元培读了信，很欣赏他的见识。
孙中山解职后，王云五随蔡元培到北京，任教育部专门司第一科科长。后蔡因不满袁世凯专权而辞职。王云五在教育部留了一年多后亦辞职。
袁世凯去世后，王云五被任用为三省禁烟特派员。
王云五出身于商人家庭，又亲历过生意场的锻炼，养成精于计算的品质。这次被任用为经济官员，使他对经济运作有了更深的体悟。
但这个职位让王云五卷入政府与洋商的纠纷，他感到心力交瘁。甫离开这是非之场，他就全心闭户读书，其后为一家小型书局主编丛书。
这时，突然有人推荐他去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
这一次，他的伯乐是胡适。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商务印书馆面临日益革新的时局，急需新人帮助它完成由旧向新的过渡。留美归来的胡适此时已是北京大学教授，因新文化运动而名满天下。商务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亲自来到北京，屡次拜访胡适，力邀他接替自己任所长。
以商务的盛名，新职位在收入和地位上都不会让这位北大教授有所委屈。可胡适的志向不在出版。经过一个半月的慎重考虑，他向商务高层推荐王云五自代。
胡适给商务印书馆的理由是，自己只是个书呆子，不善于应付人际关系，王云五则既有学问，也有办事能力，比自己强得多。
商务决策层对此颇感诧异，对他们来说，王云五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他们选择相信胡适的眼光。
1921年9月16日，王云五正式踏入商务印书馆的大门。
这位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将带领商务走向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
“四百万”
许多人将王云五一生最重要的功绩归纳为“四百万”，“四”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百”是百科全书，“万”是“万有文库”。
实际上，编纂像《大英百科全书》那样属于中国的百科全书是王云五的梦想。但编百科全书难度极大，终其一生，王云五也未能做出他理想中的百科全书。而他在编译所期间出版“万有文库”和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则给文化界留下两笔巨大遗产。
“万有文库”由多种丛书组成，前后出版两集共1710种4000册，内容涵盖国学、汉译世界名著和各现代学科。王云五的蓝图，是让无数套“万有文库”化身为无数个小图书馆，“使散在全国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而且在可能时，还散在许多家庭。”（《岫庐八十自述》）
他的目标实现了。当时各地方图书馆将万有文库作为基本库藏，甚至有许多地方为购置万有文库而建立起图书馆，私人藏书家亦纷纷购买。连白崇禧也购置了一套“万有文库”，时常阅读。
1941年，中共欲购阎良人宁毅候家藏的“万有文库”送往陕甘宁边区，宁毅候无偿将全套书用二十多头骡子送到延安，受到毛泽东赞扬。
四角号码检字法是王执掌编译所时的另一项重大成就。
近代以前，汉字检索主要使用两种检字法，一种是许慎编《说文解字》创立的部首检字法，另一种是清初编《康熙字典》时增加的笔画检字法。相比英文以字母为序列的检索，中文在检索上费时多且不易确定。
熟悉出版和图书馆的王云五深知，一旦研究出方便快捷的中文检字法，于国人使用各类工具书及图书馆的编目索引将大有裨益。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王云五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借助蔡元培、胡适、吴稚晖等人的大力推荐，以及商务印书馆强大的品牌与市场力量，四角号码检字法很快得到推广。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后改称教育部）通令全国大中小学校、政府机关、图书馆和出版社使用四角号码检字法。甚至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中文图书检索，都采用这一检字法。
在新中国，四角号码检字法命运诡异。
“文革”后，四角号码检字法口诀的“一横二垂三点捺”被改成“横一垂二点捺三”，“叉四插五方块六”改成“四叉五插六方块”，以示与“反动分子”王云五划清界限。然而在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与文化教育部门负责人谈话时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
1996年，商务出版《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声明不再附四角号码检字表。它在影响了中国文化半个多世纪后，正式让位于音序检字法。
今天，四角号码检字法在难字检索上的优势仍未被超越，它依然是许多人阅读古籍的必备技能。但大众对难字接触少，加上举国推行普通话拼音，四角号码检字法业已淡出公众视野。
为国难牺牲，为文化奋斗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总厂遭日军大炮猛轰。29日上午10时，日本战机向商务所在的闸北区投掷6枚燃烧弹。2月1日-3日，日军劫掠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印刷厂、编译所和研究所，并放火燃烧。
火烧数日，浓烟蔽天。十里外的法租界，有人亲眼目睹空中飘下焦黄的《二十四史》残页。
商务变成一片废墟。有“亚洲第一”之称的东方图书馆片纸未留，损失中外文藏书46万册，其中包括善本古籍35083册。65岁的商务元老张元济与同事抱头痛哭：“工厂、机器、设备都可以重修，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可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扬言：“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面对浩劫，时任商务总经理的王云五彻夜未眠。他的事务所外，挤满了要求救济和询问将来办法的人。
王云五自述当时的复杂心情：
“肩负这种责任，可以陷他于极度的危险，使其全家老幼失所依赖。但是他一转念，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构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
1月31日，商务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王云五作了一个惊人决定：将商务在上海的职工全体解雇。
王云五熟权利害：上海主要工作场所破坏无遗，让职工坐食，无异于竭泽而渔；若先行解雇，待复兴后至少还有机会重新录用。
这引起了职工的强烈反对，各部门的工会纷纷抗议。直到半年后商务复业、过半职工陆续复工之前，他无时不遭受辱骂和恐吓。4月8日，王云五的父亲逝世，有人劝他趁此机会在家守丧，避过风头，王云五拒绝：“如果借父丧而避责任，不独与平素主张不符，且无以对亡父遗教。”
“南中人来，言先生须发皆白，而仍不见谅于人，”胡适在北京致信王云五说。
复兴工作迅速进行。张元济、王云五等带人清理余烬，调集所有存于银行的资金，又从各地分馆分厂凑集资产，集中这些财力和北京香港两印刷厂的力量，在租界内租屋办小厂，逐渐恢复生产。王云五又实施他从国外引进的科学管理制度以提高效率。
8月1日，商务印书馆正式复业，并悬挂出王云五拟定的巨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
商务重生后，出书规模和实际资产竟逐渐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远超“一·二八”以前。
1937年日本制造“八一三”事变，厄运再次降临。这次商务早有准备。商务印书馆将主力分散到长沙、香港、重庆，继续履行其出版责任。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即，商务又将总部迁往战时陪都重庆。
王云五是日军的头号通缉犯。“一·二八”前夕和香港沦陷前，日本人两次搜捕王云五，他都正好不在家。
国难当头，他两次死里逃生，又三次拯救商务。
抗战时期，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大学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还加入到与中华书局的古籍出版之战中，出版大型古籍丛书“丛书集成”。从这一时期商务出版的新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极有价值的学术名作，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熊十力《新唯识论》，王国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
《纽约时报》有一句对王云五的评价，最能概括他在抗战时期的贡献：
“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
权力中心的边缘人
抗战时，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参政会，王云五以无党派社会贤达的身份被选为参政员。一贯坚持在商言商的他，开始显露其政治倾向。
第二届参政会前，中共向国民政府提出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未被接受。毛泽东、董必武等7名中共参政员遂缺席大会。
针对此事，王云五在大会发表意见：“本会参政员出席与否，除病假事假外，不应有其他理由，更不应提出条件。”
在1944年9月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中，王云五被列入由五人组成的延安视察团。10月，王云五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视察团。事后他追述道：
“一经前往，难免不被（共产党）作为宣传之对象，尤以商务印书馆旧职工中，在延安占要职者颇不乏人，我若前往，处境更属微妙，因临时托病不去。”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在南京设宴招待王云五。饭前饭后，蒋介石两次邀请他出任经济部长。蒋谓，为公开政权，得在全国扩大政府基础，因此须先有若干党外人士加入政府，以资提倡。
蒋介石又说，王是“最适于首先加入之人”。
1946年5月，王云五应邀出任经济部部长。
进入派系林立、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的国民政府，王云五无意争权，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视政策为进退的政务官。因此，在那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金圆券改革中，他的角色更像一个献策者与执行者，而非决策者。
1948年，王云五就任财政部长。这年，城市通货膨胀严重，物价暴涨，王云五可谓临危受命。八年抗战，国民党军费支出高达国家预算的80%以上，生产停滞，连年入不敷出。加上三年内战，国民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蒋介石急需一种币制改革方案以渡过眼前危机。
在王云五和央行总裁俞鸿钧的两套方案中，蒋选择了王的方案：发行金圆券，代替已严重贬值的法币；限期让持有黄金、白银和外币者全部兑换成金圆券；实施物价管制。
事实上，国民政府财政问题的根源是长期入不敷出。一次，蒋介石跟宋子文要钱发军饷，宋警告说再溢发法币会崩盘，蒋说：“今天发不出军饷，明天就会垮，仗打赢了，还有机会，打输了什么都没有了！”庞大的军费支出仍在持续，新纸币换旧纸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对于物价管制，银行家张公权当时便警告过蒋介石：“中国太大，物价无从管起，上海物价如果管制成功，上海会物资缺乏，因为商人会把货物卖到其他城市。”后来，张公权的话果然应验。
蒋介石何尝不知金圆券治标不治本，他寄希望于经济暂时稳定，待军事胜利，再回头解决经济问题。军事和经济，犹如蒋介石心中天平的两端，王云五则一心扑在其中一端上。与其说王云五主导了一场失败的经济改革，不如说蒋介石选择了王为他提供一套赌博工具。
王云五也没有十足把握，他在谈改革动机时说：“那时候我是认为先有外援，才从事于改革。”但美国不愿援助，王云五便寄希望于“先赖自己的力量开始改革，等到有了初步的效果，再争取外援”。
改革初期，民众积极兑换金圆券，政府共拿到1.9亿美元的金银和外汇，物价上涨也得到抑制。
然而，这“初步的效果”只维持了一个多月。
进入10月，开始出现黑市，抢购风潮兴起，货币日益贬值，物价恶化尤甚。31日，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决定放弃物价限制。这一政策变更，宣告金圆券改革彻底失败。
11月10日，王云五引咎辞职。金圆券一路贬值，至次年6月底累计发行1303046亿元，几成废纸。
王云五于1951年重返蒋政府，直到75岁辞去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12年间，他和在大陆时一样，只是做事。虽在高位，他始终没有真正进入过国民党的权力中心。
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站在孙中山画像前，接过王云五递来的总统当选证书。同一时期，邓小平刚刚复出。
两岸政局都将迎来新的气象。而这一切，似乎与这位90高龄的老人无关了。
参考文献：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王云五《王云五回忆录》，王泰瑛《烽火·乱世·家–王云五家族口述史》，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金炳亮《文化奇人–王云五》，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胡适《四十自述》，俞晓群《一位备受争议的文化奇人王云五》，沈昌文《对王云五应重新认识》，董婷婷《被毁的东方图书馆》，肖民《钱穆与商务印书馆》，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费雪《大历史中的金圆券》，范泓《1948年：“金圆券风潮”及其他》，杨天石《蒋经国“打虎”为何失败》，武之璋《国民党败局与蒋经国“打虎”失败无关》，阎良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阎良区志》。
实习记者 周建平 编辑 白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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