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1987年一、二期合刊因为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酿成停刊收回销毁事件。马建是高行健推荐给刘心武认识的。在高行健家里有一次聚会，刘心武认识了马建。而我认识马建要早，我是通过谭甫成认识马建的。1985年、1986年我与谭甫成、石涛来往颇多，谭甫成寄居在北小街马建家的一间小屋里，屋里暗而窄小，记得电器只有一个极小极小的冰箱，人多了就得上床。他们的圈子里有诗人、画家，马建起先是画画的。我记得他那时似乎在石景山工作，有时回来一次，黑瘦，寡言，语调低沉而慢，据说不少女孩喜欢他，因为他的眼睛含情脉脉。
我也是通过谭甫成认识的周舵，周舵那时的音乐修养是令这个圈子折服的。马建也喜欢音乐，那时我们迷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与第七、第八交响曲，但周舵不喜欢布鲁克纳，他喜欢马勒。
马建是去了一趟西藏，感叹不已。那时去西藏的人还不多，他说起西藏之神秘，大家眼睛都有点亮。他当然不似马原、扎西达娃，长居于此与以神秘感走进于此，体会可能极不一样。于是高行健鼓励他写。石涛那时已经去了美国，谭甫成去了香港，马建也即将要去。我那时对“奇观”也兴趣极大，根本没意识西藏是个敏感题材。我向马建推荐聂震宁主事漓江出版社刚出版的“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中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把这本小书借给他，让他参照读读。他后面的几篇，明显受尤瑟纳尔影响。
马建的小说交给我后，沉浸在“纯文学”标准中的我真的浑然不觉其风险。刘心武当时对我太信任了，这篇小说他是知道的，但我相信他没有读过。如果当时的终审是崔道怡或者王朝垠，相信不仅这篇小说，一、二期合刊中不少稿子都不能通过。刘心武安排主管报告文学、诗歌、散文的周明负责终审，其实是有意识开了绿灯。
一、二期合刊中还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这是孙甘露的处女作，稿子是王勇军负责发的。孙甘露那时还在邮局工作，他的小说是诗化、象征，富于想象力的。在那个年代，比的是想象力。这篇小说的结构有意思的是，先从叙述背景始，1959年，是他出生的年代。然后，故事是我在酒庄（一次聚会）中面对一个北方来的诗人的启蒙，小说核心就在诗人那些潇洒的认知。比如他说：“我沉浸在一种疲惫不堪的仇恨之中，我的经历告诉我，唯有仇恨是以一种无限的方式存在着的。”比如他说：“女人和书一样，都以隐秘来遮掩乏味的陈旧。”那时这样的语言有煽惑力，我们说，孙甘露是真正的都市作家。他写到音乐与雨，说“徐缓奏起的弦乐湿漉漉的，而钢琴晶莹的走句像水滴”。最后的尾声：“放筏的人们顺流而下，傍水而坐的翩翩少年是渔色的英雄。”记得我与王勇军曾啧啧称道。
一、二期合刊刘心武正式以主编的身份亮相，他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也发表了文章。王蒙是《不仅仅为了文学》，他是《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更自由地扇动”是指顺应“文学的多元化趋势”，有更大的包容性。这包容性，“包括那些远离政治和经济，远离社会和大多数读者，可以大体上被称为追求唯美，或被称为‘前锋文学’的‘小圈子’里的精心或漫不经心的结撰”。王蒙或许也可以包容这样无害的“配菜”，但他绝不会刻意去强调。而刘心武这篇“翅膀”，将他所期望文学“更广阔道路”所应具备的包容性提到“清除文化专制”的高度。他说：“每一个置身于文坛的人，都应警惕自己血液中‘帝王思想’的病毒，你可以坚守你所倾心的那一元，也可以不断改变你所投向的那一元，也可以同你所不喜欢不赞同的那一元进行平等的争鸣，但不可以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态度和手段，来对待你那一元之外的其他各元。在多元化中大家应遵循‘在文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强调，《人民文学》是要“对各种品类、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作品敞开园地的，是为多元化中的绝大多数元积极提供版面的”。最终他呼唤：“让我们已经飞腾起来的文学，更自由更活泼地扇动成熟的双翅吧！”
提出“文学面前人人平等”的多元化宽容，刘心武在当年的超前不言而喻。他完全没顾忌（或者说他完全没意识到）当时的意识形态动向。这个合刊正好出在一个敏感点上，而且，其实，“在文学面前人人平等”什么时候都没有可能。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土壤上，怎么可能允许存在所谓的“纯文学”呢？
一、二期合刊出刊是2月初。其实，1986年10月之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成为口号。在一、二期合刊发稿之后，1月初的《人民日报》已经明确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论。这个合刊于是自然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事件最终是因马建的小说“丑化、侮辱藏族同胞”引发民族学院学生游行而导致《人民文学》公开检查、刘心武停职反省、这期刊物全部收回销毁。刘心武是2月20日宣布的停职，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最高规格发布了这个消息。刘心武停职后，日常编辑事务交由副主编崔道怡与王朝垠负责（因为一、二期合刊周明是三审，小说编辑室我是二审，所以周明也是当事人），编辑部就开始了整改的大批判，本来已经组织好的第三、第四期稿子全部撤换。第三期中我组织的稿子唯留了一篇刘恒的《萝卜套》，那时刘恒是《北京文学》的编辑。
刘心武停职检查时，版权页没有拿掉他的名字。他是半年后复职的，复职后就与副主编及中层干部们去山东亚麻岛度假了。他复职的消息刊登在《人民文学》1987年第十期上。
刘心武复职后，当然不敢再用我，我就过上了一周只需去编辑部半天、两小时的清闲日子。
他再起用我，是1988年查建英回国了，经我手发表了她的中篇小说《丛林下的冰河》，发表在第十一期《人民文学》上。头条，当时较有影响。那时我开始以“特邀编辑”身份编辑《东方纪事》，刘心武帮我在第一期写了一个“东方闲话”的开篇《高雅的话题》，写中国人的拉、撒如何缺乏“卫生间文化”，是一篇写得相当好的随感。那时候，1989年，还是“绝大部分新盖的公寓楼中仍无带洗澡设备的真正卫生间”呢。然后，刘心武在1989年第三期组织了一期小说专号，由我集中邀了余华的《鲜血梅花》、格非的《风琴》、苏童的《仪式的完成》，同时在《人民文学》亮相。第四期紧接着又发表了刘震云的《官场》、刘霞的《纸鱼》与叶兆言的《最后》。再然后，7月，他被彻底停职，在《人民文学》的短暂时代就告结束。《人民文学》正式拿掉他的主编是1990年2月，改由刘白羽携黑龙江写《钢铁巨人》的程树臻同任主编。（完）
文 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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