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东西，很多精彩的情节，遗憾地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的产生，一方面是源于后世主动性的重构与选择性的遗忘，另一方面，一些“偶然”的变化，比如整体族群认同消亡、语言文字失传等因素，造成曾经绚烂的历史情景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大约有一千年的时间，自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之后，希腊居民及其文明曾在今天的西北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繁荣过，并对佛教从地方性宗教飞跃成为一个世界宗教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在数百年中，我们相信，不乏雄才大略的君主，慷慨悲歌的豪杰，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但是现在却尽被埋在厚厚的历史尘埃之下，不为人所知。现在一路一带的热闹，可能也并不能唤起对他们的记忆。
我们这里讲述的一位君主，是相对幸运的一位，他同时在西方古典文献和东方佛教文献（包括汉文文献）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让我们能够并不容易地揣测出他的一些面貌来。这就是希腊—印度王国的米南德一世（Menander I，统治时期大约前165/155—130）。
米南德统治期间，他的希腊人大军，从大夏（巴克特里亚）出发，征服了包括大夏西部、印度北部乃至旁遮普的广大地区，甚至比亚历山大大帝时更为深入印度次大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印度—希腊帝国。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博（前64/63—23/24）的记载：“希腊人不仅占有巴塔林一带并连绵到海岸，包括索拉什特拉和信德的那些国家。”（斯特拉博：《地理学》，李铁匠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印度古代经典“往世书”里的《伽尔吉本集》记载，当时的希腊人甚至攻破了巽伽王朝首都华氏城（Pāṭaliputra）的城墙。米南德统治范围之广，也可以由其铸造的钱币广为分布得到验证。在已经发掘的印度—希腊君主铸造的钱币中，他的钱币最多、分布最广。他在西方知识体系中也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最晚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西方地理知识体系，比如公元前一世纪托勒密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已经开始用“米南德山”（Menander Mons）指代今天位于印度东部的那迦山和阿拉干山脉。米南德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可见一斑。米南德一世统治时期，国内似乎较为太平，没有叛乱和动荡的记载。在西方古典文献中，他被描述为一位伟大的仁君。
同时，他的名字也出现在佛教文献之中，从而给我们留下了更为丰富的信息。有关米南德一世最详实的文献记载，是南传小部经典《弥兰陀王问经》（Milinda Pañha）和汉传佛典《那先比丘经》。两经大同小异，主题都是弥兰陀王（也就是米南德一世）向高僧龙军（Nāgasena）问道的集录。汉译《那先比丘经》有两卷本和三卷本两个版本，均收录于《大正藏》第三十二册。此经大概译于东晋，译者佚名，可能是说一切有部所传的版本。萧梁时代僧佑的《出三藏记集》中记载了此经，除了《那先比丘经》之外，还有《那先譬喻经》四卷和《那先经》一卷，见于经录，但是经文已经散佚。
高僧Nāgasena在汉传佛典中最初的翻译是“那先”，显然是音译。此后这一高僧的名字在汉语文献中又有多次不同的翻译。约译于东晋的两卷本《那先比丘经》，称米南德一世为“弥兰王”，称其“以正法（Dharma）治国”，在他统治之下，国家“五谷丰贱，家有余畜，乐不可言”。高僧那先来到舍竭国（Sagala，即米南德一世的都城， 汉译作舍竭、奢揭罗、沙柯罗、沙竭等，位于今天巴基斯坦的锡亚尔科特），跟随他的弟子“皆复高明”。在三卷本《那先比丘经》中，称其国为“北方大秦国，国名舍竭”，指明此国的统治阶层带有希腊血统;商业发达，“买卖皆以金钱”，而且民众喜欢饮用“蒲萄杂酒”，更有意思的是，它形容该国“妇女傅白，皆着珠环”，似乎点明了此时希腊裔女性的一些特征。所谓米南德一世用“正法”统治人民，显然是佛教典籍对护持佛法的君主的典型描述。类似的文字表述，甚至见于隋文帝的诏书和武则天的政治宣传之中。在中国南北朝隋唐时代，君主护持佛法，以“正法”统治人民，已经变成对佛教理想君主转轮王的典型性描述。
关于那先和米南德一世的对话，在中古时代似乎广为佛教僧侣所熟知，比如唐前期高僧长安西明寺的道世在其著作《法苑珠林》中就有描述，称米南德为弥兰王。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和昙曜译《杂宝藏经》卷九记载米南德王与那先的对谈，称“难陀王与那伽斯那共论缘”。“那伽斯那”就是高僧那先，而难陀王应该就是米南德王。显然吉迦夜和昙曜（就是开凿云冈石窟的昙曜）并未受到之前译本的影响，而是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了翻译。南朝陈的时期，天竺三藏真谛（499—569）在译《阿毗达磨俱舍释论》时，也记载了两人的对话，他也将高僧那先的名字翻译为“大德那伽斯那阿罗汉”，而将米南德王翻译为“旻邻陀王”。显然作为印度高僧的真谛，将“Nāgasena”音译为“那伽斯那”，将“Milinda”音译为“旻邻陀王”，从读音上来说，更加接近本尊的原貌。
到了唐代，玄奘（602—664）摒弃了之前“那先”、“那伽斯那”等音译方法，将这位高僧的名字翻译为“龙军”。米南德王的名字则翻译为“毕邻陀王”。“Naga”在汉译佛典中往往翻译为“龙”，而“Sena”是军队的意思，所以不难理解玄奘是采用了意译的方式重新翻译了这位跟米南德一世对话的高僧的名字。
在《那先比丘经》中，有一段有趣的对话，两个版本内容一致，引三卷本如下：
那先问王：“王本生何国？”
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即‘亚历山大’）。”
那先问王：“阿荔散去是间几里？”
王言：“去二千由旬合八万里。”
那先问王：“颇曾于此遥念本国中事不？”
王言：“然，恒念本国中事耳。”
所谓大秦国，应该是当时中土知识所框架的欧洲世界的代称，因为这一时期罗马已经崛起，汉文资料往往称罗马为大秦，进而可明确此弥兰陀王的希腊背景。而“阿荔散”，显然是“Alexandria”（亚历山大，巴利文作Alasanda）的音译。不过亚历山大大帝曾兴建过很多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对于弥兰陀王所说的“阿荔散”到底是哪一个亚历山大我们无法确定。如果按照汉译《那先比丘经》的描述，“去二千由旬合八万里”，则应该是形容异域的常用表达，而不是实际上能够轻易抵达的地方。当然我们不能断言这个“阿荔散”就是埃及的那座代表希腊文化高峰的亚历山大城。与汉译本明显不同的是，《弥兰陀王问经》强调米南德故乡距舍竭城是两百由旬，而不是汉译本的两千由旬。如果是两百由旬的话，学者们就不太相信这个亚历山大城指的是埃及那座著名的城市，更倾向于是位于大夏南部、兴都库什山中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of-the-Caucasus）。如果依据两百由旬计算，从这里到米南德的都城舍竭城大约是五百英里，相差不多。然而，无论如何，依据《弥兰陀王问经》的记载，推测米南德一世出生于一个由亚历山大东征建立的希腊城镇应该去史实不远。
《弥兰陀王问经》（汉译《那先比丘经》）的行文结构显然比较特殊。英国古典学家塔恩爵士（William Woodthorpe Tarn，1869-1957），尤其专研希腊化世界，他猜测这一佛经是改编自一个最初用希腊文写成的文本，而这一文本或许在米南德一世去世后不久就产生了。公元前二世纪的《阿里斯狄亚书简》（Letter of Aristeas），在塔恩看来，或许就是对《弥兰陀王问经》的模仿。《阿里斯狄亚书简》也是现存最早提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西方典籍。塔恩推测，在米南德王去世之后大约半个世纪，用希腊文写成的《弥兰陀王问经》已经传到亚历山大图书馆（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高僧龙军也是希腊人，所以他能够熟练地使用西方世界熟悉的柏拉图式的行文风格。这样的话，《弥兰陀王问经》就变成了两个希腊人之间的对话，最初的文本也是由希腊文写成的，后来被吸收进入佛教典籍。
米南德和龙军对谈的所在地舍竭城，也即此时印度—希腊王国的都城，在公元七世纪迎来了一个途经此地的高僧—玄奘。当然，玄奘仅仅是众多西行求法僧、往来使节、商旅中的一员而已。不同的是，玄奘给我们留下了有关舍竭城（《大唐西域记》作“奢羯罗故城”）的文字记载：“垣堵虽坏，基趾尚固，周二十余里。其中更筑小城，周六七里，居人富饶，即此国之故都也。……奢羯罗故城中有一伽蓝，僧徒百余人，并学小乘法。世亲菩萨昔于此中制胜义谛论。其侧窣堵波，高二百余尺，过去四佛于此说法。又有四佛经行遗迹之所。伽蓝西北五六里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是过去四佛说法之处。”玄奘所记载的这座寺院和佛塔遗迹，很可能是《弥兰陀王问经》中提到的米南德王为龙军建造的米南德大寺（Milindavihara）。
对于米南德一世是否佛教徒，塔恩认为《弥兰陀王问经》的记载并不能证明米南德就是佛教徒，他举了米南德钱币上的雅典娜像作为证据。实际上就算到了贵霜时代的迦腻色伽，在使用佛像作为钱币形象之外，也依然使用非佛教的神祇作为钱币形象。何况在米南德的时代，佛像还没有出现并被广泛使用。尽管这样，已经发现的米南德钱币上出现了转轮的符号，这也许可以作为米南德崇信佛教—至少使用佛教进行政治宣传—的实物证据。这一实物证据正好又可以跟文献的记载对应起来。对于这一钱币符号，有学者认为这是法轮，象征着佛法。但是塔恩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在钱币上除了轮形符号之外，还有一个希腊文化用来象征胜利的棕榈枝。两者结合起来，塔恩认为，这毫无疑问是转轮王的轮宝，是转轮王的标志。印度著名的历史学家那拉扬（A.K.Narain，1925-2013）则认为轮形符号可能是代表转轮王轮宝，但是也并不能否认米南德的确曾投向佛教。转轮王作为一种理想的统一君主（universal monarch），此时或已被佛教所吸收，转变成护持佛法的理想统治者。虽然不能确定是米南德自称转轮王还是被别人拥戴为转轮王，毫无疑问，钱币上的符号证明米南德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佛教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学说。实际上，塔恩也认为，米南德显然是沿袭阿育王的伟业。而且在与米南德一世的对抗中，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欧克拉提德一世 （Eucratides I）在一枚钱币上称自己为“众王之王”—这也是希腊人最能理解的转轮王的对应涵义。出于竞争的考虑，或许米南德一世也称自己为转轮王。
最能支持米南德使用佛教转轮王作为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学说的证据，却来自于西方古典文献关于他葬礼的记载。
关于米南德一世的去世，佛教文献和西方古典文献的记载完全不同，但是都指向了跟佛教的关联。根据佛教文献《弥兰陀王问经》的记载，米南德一世最终选择了放弃王位，出家修道，最终证取阿罗汉果并涅槃。而西方古典文献关于米南德一世去世的记载则与佛教文献完全不同。罗马时代的希腊史家蒲鲁塔克（Plutarch，46-120）在自己的著作《道德论集》（Moralia）中提到，米南德一世是死于军营之中。而且，在其去世之后，其统治之下的城镇因为他的葬礼争吵不休，各城均请求保存其遗骸。大家最终达成协议，决定将其骨灰分给诸城，分别建造纪念碑（应该就是“塔”）进行保存和供养。这种葬仪让我们想起佛陀，在佛陀死后，他的舍利被分散建塔，进行供养。
米南德一世铸造的带有转轮的钱币，再结合蒲鲁塔克关于米南德葬仪的描述，可以更加确定米南德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佛教作为自己的政治宣传和仪式的理论依据。米南德一世的骨灰被建塔供养，这正是其转轮王身份的标志。实际上佛陀的葬仪，也是从转轮王葬仪沿袭而来的，这一点从汉译佛经中仍能找到相关记载。比如东晋天竺三藏帛尸梨蜜多罗（？—约343年，龟兹人）译《佛说灌顶冢墓因缘四方神咒经》卷六就记载了佛陀葬仪和转轮王葬仪之间的关系：佛陀涅槃前，阿难询问采用何种仪式。佛告阿难云：“汝可语诸末利伽及信心居士我葬之法，如转轮圣王法则无异。”
汉译佛经关于佛教转轮王葬仪的描述，尤其是建塔供养的情节，与蒲鲁塔克的记载非常吻合。蒲鲁塔克关于米南德一世死后其舍利被分散供养的描述，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佛教历史上历次的分舍利建塔，包括孔雀王朝的阿育王、贵霜的迦腻色迦、隋朝的隋文帝、武周时期的武则天都将分舍利建塔作为推行佛教、巩固帝国统一的手段。西方古典文献和佛教文献关于米南德一世去世的记载不同，或许正是反映了米南德所建立的印度—希腊王国面临的社会结构现状。米南德希望通过佛教安抚本地臣民，同时也保持希腊传统维系希腊裔臣民的忠诚。不过，尽管记载不同，两者都指向了佛教信仰。就如齐默（Heinrich Zimmer，1851-1910）指出的那样：“即便这位希腊君主自己不是佛教徒，他也是佛教僧团的重要赞助者，以致后者将其视为自己的一员。”
在米南德广袤的领土中，居民是二元结构的，一边是作为征服民族的希腊裔居民，一边是广大的东方本地居民。他的大部分钱币都采用双语，显示他力图照顾各个族群的情绪。不过很可能，希腊裔居民和当地印度居民的生活方式并不相同，当地居民继续保持等级制度和自己的族群认同，而希腊裔居民很可能居住在修建有围墙的城市和军事殖民点之中。就信仰来说，希腊裔居民还某种程度上信仰着希腊诸神。这一点从米南德铸造的钱币上可以得到证明。米南德自己也带有希腊王号“Basileus”（巴赛勒斯，希腊语境中的“军事首长”或“王”）的头衔。但是同时，他又拥有“大王”（Maharaja）和“法王”（Dharmaraja）的头衔。很可能，为了应对二元结构的社会体系，米南德采用了二元的政治理论，对希腊居民而言他是拥有军事和祭祀权的巴赛勒斯，对于本地居民而言，他是“大王”和“法王”，以“正法”统治人民。
在米南德统治下，地方长官在佛教信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犍陀罗西部地区的佛塔遗迹出土的一个舍利容器，上面的铭文提到米南德的名字，铭文显示是地方长官Viyakamitra所供养，提到“大王”米南德的名字;如果地方长官存在建塔供养舍利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推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米南德本人或也存在建塔供养佛陀舍利的行为。而在他死后，他的骨灰也如佛陀一样，被诸城平分，建塔供养，也就不难理解了。佛教传入中国，舍利供养成为中国中古时代政治、信仰世界的重要情节，甚至被隋文帝、武则天等君主视为树立自己佛教转轮王权威的重要步骤和仪式。
佛教虽然发端于今天印度的东北部，但是真正从一个地方性信仰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宗教，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在今天西北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相关地区的重构。这里是佛教的飞翔之地。而希腊文明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否认的重要角色。《弥兰陀王问经》中希腊君主米南德一世和佛教高僧龙军的对话，展现的是外来的世俗王权和本地的佛教教团的某种意义上的思想和信仰的结盟。佛教在这里酝酿之后，再次飞翔，进入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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