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看不上张爱玲，张爱玲影射过傅雷，傅雷也批评过张爱玲。而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叫宋淇：钱锺书和宋淇是忘年交，傅雷、朱梅馥夫妇人生最后十几年就是住在宋淇上海的家中，张爱玲更是对宋淇、邝文美夫妇生死相托，去世后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留给他们。
香港加多利山，宋家的半山豪宅里，有一张长方形的玻璃铁艺餐桌，这是1949年南迁时从上海运过来的。1940年代，上海的宋家客厅谈笑有鸿儒，在这张餐桌边，傅雷夫妇第一次结识了钱锺书和杨绛。到了香港，这里又成了张爱玲的据点。她衣着朴素，闷头写作，最爱吃隔夜面包。
从2012年起，在这张餐桌旁，宋淇之子宋以朗开始整理父母与这些文化名人之间的交往，集合成一本书《宋家客厅》。客厅是一种意象式的说法。1949年政局变换后，这些朋友四散天涯，各自奔向不可知的命运，有的甚至从此不复再见。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书信交流，鱼雁往返数十载。
在这些书信里，我们看到钱锺书评论苏珊·桑塔格是小聪明，“立说未圆”，看到傅雷为宋家家事忧心忡忡，看到张爱玲因为傅雷的前车之鉴而放弃写曹禺的情事，看到宋淇为《色戒》谋篇布局。
上海孤岛的“宋淇饭局”
民国时的宋家是大富之家，在上海有整条街的房子。宋淇的父亲宋春舫又是中国现代话剧运动的先驱，与民国文化名人过从甚密。他们家在杭州西湖的别墅春润庐是“不挂牌的北京大学招待所”，蔡元培曾寓居于此。在青岛的私人图书馆“褐木庐”有七千多本外文书，且大都有关西洋戏剧，梁实秋、胡适等都曾是这里的读者。
受父亲影响，宋淇也浸淫于文化圈，喜欢在家中开派对，亦即文学沙龙，钱锺书夫妇都是座上客。宋淇和钱锺书认识大概始于1942年，那时宋淇住在上海江苏路284号，钱锺书住在辣斐德路609号。有段时间，他们每星期都聚会。杨绛在《我们仨》中记载一群文人在当时的上海孤岛抱团取暖：“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即宋淇）、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
也就在“宋淇饭局”上，夏志清结识了钱锺书和杨绛。他后来回忆第一次见钱锺书时的情形：“钱锺书定居上海后，宋淇即同他交识。那时宋淇以鲍士威James Boswell自居，待钱如约翰生博士，钱是非常健谈的人，有这样一位中西学问都不错的青年不时向他讨教，当然非常欢迎。有一次，想是1944年秋季，宋淇在家里开一个大‘派对’，把我也请去了。钱锺书本人给我的印象，好像是苏东坡《赤壁怀古》中的周公瑾，的确风流倜傥，雄姿英发，虽然他穿的是西装，也戴了眼镜。”
十几年后，夏志清在美国写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把钱锺书和张爱玲都推到了殿堂级小说家的位置。
不过1940年代的相聚之后就是将近三十年的分隔。1949年，宋淇夫妇带着儿女南迁香港，而钱、傅两家留在大陆。宋淇来港初期，先后任职美国新闻处和电懋公司。他考虑到政治敏感问题，不想累及国内亲友，所以不久便跟他们都断绝了通信。
1979年的一天，宋淇收到钱锺书从北京寄来的信，第一句话就是“Many thanks for the windfall of two booklets”（意外地收到你两本小册子，非常感谢）。他们的通信，由1979年开始，直写到1989年，十年间共有138封。钱锺书写信主要用文言，只有第一封是全英文，但每封信都点缀着多国语言，中、英、法、德、意、拉丁文随时切换。
老朋友在信中拉家常，常常冒出一些钱氏幽默。钱锺书去听傅聪的音乐会，回来写信给宋淇说：“春节前阿聪音乐会末次，弟已十馀年不夜出，为之破例。畜牧学者言：向牛弹琴奏乐，可以增加乳量。自惭乃老公牛，对我弹琴，未见成效耳。”
不过，文人之间更常出现的是学术探讨。1981年，宋以朗给多病的父亲寄来了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宋淇又把此书转寄给钱锺书，说：“此书乃小儿寄来，大概是现代年青人喜爱的作家之一，故‘承子命’读之，免得‘代沟’越来越深。”
钱锺书回信说他早就读过了：“Susan Sontag书尚未来……矜小聪明，亦不失为可观也……Sontag书极伶俐，然正如其Against Interpretation（《反对阐释》），偏锋甚锐，而立说未圆。”
彼时，宋淇和他的香港中文大学同事每有疑难，总要求“北京最高法院”钱锺书来一锤定音。
书信上的隔空笔仗
由于宋淇是钱锺书、傅雷、张爱玲共同的朋友，所以写信时不免都会提及。有一次宋淇跟张爱玲谈及卞之琳——写给张爱玲是指名道姓，但他和钱锺书通信时多数只戏称他为鱼目诗人——先批评他国语坏，英文满口南音，跟外界情形完全隔膜，所以访美和来港时做的演讲都反响极差。他又告诉张爱玲，钱锺书觉得卞之琳谄媚虚伪，非常看不起他。宋淇嘱咐张爱玲不要外传。
而宋淇也屡次向钱锺书推荐张爱玲的红学研究《红楼梦魇》，钱锺书不以为然：“此间红学家有为‘红学梦呓’者，有为‘红楼梦魇’者，更有为‘红楼梦遗’（nocturnal emission）者，有识者所以‘better dead than Red’，一笑。”
钱锺书对张爱玲的看法到底怎么样，并没有在信中明言。宋以朗特意做了一番考证。他查到有位安迪先生去访问钱锺书时，谈到了张爱玲，钱对她评价不高。但是1979年钱锺书访美时，曾对学者水晶讲过：“She is very good，她非常非常好。”为何会一转话锋？安迪当时也提出质疑，钱锺书说他回答水晶的提问时，的确曾夸过张爱玲，原因“不过是应酬。那人（指水晶）是捧张爱玲的”。
张爱玲对钱锺书的印象可能也不过尔尔。宋家有幅钱锺书与水晶合影的照片，便是张爱玲转手相送的。相片中水晶捉住钱的手不放，水晶随后将这照片寄给张爱玲。张爱玲又寄给了宋淇，加上寥寥数语：“钱锺书出国好像没经过香港？水晶跟他合拍照片，寄了一张给我，比报上的清楚，真不见老，转寄给你们，不用还我了。”
这些老朋友在与宋淇的书信里隔空对话。张爱玲和傅雷之间1940年代也有一段公案，直到几十年后才在给宋淇的书信中说清。1944年4月7日，傅雷以“迅雨”的笔名在《万象》上发表一篇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他认为，《金锁记》是张爱玲目前最圆满之作，而《连环套》则是东拼西凑。张爱玲自然是不服的，当年10月在胡兰成创办的《苦竹》里发表《自己的文章》做出回应。
随后，张爱玲即发表了以傅雷、成家榴的婚外情为原型的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有人问，张爱玲这样写傅雷是不是因为介意“迅雨”那篇文章？宋以朗予以否认：“张爱玲1952年来到香港之后，才从我父亲口中得知傅雷就是‘迅雨’。”几十年后，张爱玲也承认《连环套》是“通篇胡扯，不禁骇笑”。
张爱玲后来认为《殷宝滟送花楼会》写得实在太坏了，“决定不收《殷宝滟送花楼会》进新小说集（指《惘然记》）”。她在1982年12月、1983年1月接连写了两封信跟宋淇解释：“这篇是写傅雷。他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到内地去，嫁了空军，很快就离婚，我听见了非常懊悔。”她又说，写的虽然是傅雷的事，但为了要“掩蔽”身份，用了另外一个人的形象（传教士形象），结果有失真实。
宋淇、邝文美夫妇其实认识张爱玲要比钱锺书、傅雷晚得多。1952年，夫妻俩一起任职于美国新闻处译书部，他们登报征求海明威作品《老人与海》的中文译者，赫然看到了张爱玲的名字。他们就约她来谈话，印象深刻，英文有英国腔，说得很慢，很得体，遂决定交由她翻译。渐渐地，他们成为至交。
1955年10月，张爱玲踏上了赴美的旅程。她用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特供的信纸给邝文美写了第一封信：“在上船那天，直到最后一剎那我并没有觉得难过，只觉得忙乱和抱歉。直到你们一转背走了的时候，才突然好像轰然一声天坍了下来一样，脑子里还是很冷静&detached（和超脱），但是喉咙堵住了，眼泪流个不停。事实是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核心）。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
37年后，在1992年3月12日，张爱玲又写：“前两天大概因为在写过去的事勾起回忆，又在脑子里向Mae（即邝文美）解释些事，（隔了这些年，还是只要是脑子里的大段独白，永远是对Mae说的。以前也从来没第二个人可告诉。）”
所以宋以朗说：“一般人都说张爱玲跟姑姑、炎樱很要好，却忽略了我妈妈邝文美才是她下半生最好的朋友，彼此的书信往来也最频繁。我手上目前有三人六百多封信，正在整理。”
张爱玲的存款，以及没有写的文章
1961年，张爱玲回到香港时，在宋淇家借住过两个星期。宋以朗把卧室让给她住，自己住客厅喂蚊子。多年来宋以朗经常被人问起对张爱玲的印象，他也实在没有多少可说的。她整天躲在房间写作，偶尔出来一起吃饭，与小孩无甚交流。家里的老佣人阿妹告诉宋以朗，张爱玲从不挑剔饭菜，胃口也不大，似乎最爱吃隔夜面包。她身材高瘦，打扮朴素，阿妹分析说她的衣服都是自己裁的，宋以朗不确定，只是印象中没见过她穿旗袍。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张爱玲深度近视却不戴眼镜，看东西需要俯前。
宋淇夫妇是张爱玲晚年最亲近的人，宋以朗手里拥有研究张爱玲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他也试图澄清外界对张爱玲的诸多误读。
和美国人赖雅（Reyher）结婚后，张爱玲给宋淇夫妇的信上署名是Reyher，而不是Eileen Chang。“大概因为她非常爱赖雅。”有人说，张爱玲为了拿到绿卡，随便嫁给一个美国人。对此，宋以朗不同意。他解释道，1953年，美国国会通过难民救济法案，设立了两千个特别名额，原籍内地后来流散到香港的专才都可以申请。1955年，张爱玲便是以中国专才难民资格出去的，一到美国，当地移民局就会当场给一张绿卡。
宋淇夫妇还帮张爱玲理财。邝文美在香港以自己的名义开了多个银行户口，其中一些是帮张爱玲管理的存款。宋淇帮张爱玲买了一些外币或定期存款，哪个国家利息高，通货膨胀低，赚的钱就比较多。
宋以朗找到一张纸条，1996年12月18日的，上面写着张爱玲的英文名字E .Chang，计算“绿簿子”（银行外币存款）剩余32万多美金，不过是邝文美的笔迹。按照当年的汇率，那大概是240万港币左右。这在当时的大陆或香港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在洛杉矶的家中去世，她的美国银行账户里，还剩下28000多美元的存款，当时美元兑港币的汇率是7.75左右。“大概是20多万港币，这在当时不算多也不算少，网上有人说她生前穷得要拾纸皮糊口，是无稽之谈。”
宋以朗搜集了一面墙的张爱玲传记，却发现其中有太多的想当然，“好多传记写张爱玲穿着旗袍去世，哪里有什么‘赭红色的旗袍’，晚年奇瘦的隐士张爱玲也不见得会去量身定做新旗袍。”
张爱玲与宋淇夫妇通信四十载，经常交流手头的写作。1977年，他们不断通信，对《色戒》里的细节互相探讨、修改。李安的电影《色戒》上映后，很多人认为男女主角是影射中统特务郑苹如和大汉奸丁默邨。而在这些书信中可以确凿地看到并非如此，男主角是宋淇在燕京大学的同学，女主角则是一个普通人。
还有一段小插曲。《色戒》中男主角买鸽子蛋钻戒送给女主角，而女主角临场变卦，张爱玲原本把这个情节安排在永安公司，宋淇告诉她这是常识性错误，“永安公司不会有首饰部卖钻戒”。宋淇特意给她画了珠宝店的示意图，张爱玲也画了一幅。
张爱玲有许多曾经构思但没有写的作品。例如1957年，她来信说：“我想把苏青和她小叔的故事搬到目前的香港，写一个长篇Aroma Port（芳香的港，即香港），不过暂时不打算写。”1979年，69岁的曹禺再婚，次年访美，在几所大学演讲。张爱玲由此获得灵感，想写一篇叫《谢幕》的小说，描写曹禺赴美后的心理和窘态。宋淇大为支持，他还向张爱玲提供了一些轶事：“他到美国讲学，到后来实在讲不出来，只好当场表演‘坐飞机’（红卫兵的一种刑罚）。”为此，他们前后进行了长达八年的书信讨论，最终张爱玲也没有写。宋以朗猜测这是吸取了《殷宝滟送花楼会》的教训，她对曹禺不熟悉，便干脆不写了。张爱玲在信中说：“他的私生活我其实一无所知，全部臆测。”
有媒体问宋以朗，既然张爱玲对你父母最了解，为什么没有写关于他们的小说呢？“我想，她大概担心写出来的话，朋友都没得做。她的第二任丈夫、美国作家赖雅，也没有被写进小说。”
在香港，宋以朗依然每日坐在那张餐桌前吃饭，有时候会想象张爱玲、钱锺书夫妇、傅雷夫妇这些民国走来的文化名人都曾在这里留下生命瞬间。于是，他坐在宋家客厅里想把这一群文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的生活片段交错在一起——他们偶然擦身而过，或许连当事人也毫不在意，却有一种“世界真小”的趣味。“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他们谈笑风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
本刊记者 沈佳音/文
来源：Vista看天下 15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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