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单口表演者的确在少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性感和喜剧几乎有种天然的对立。“站立喜剧大概是最后一块女性还未平权之地。”
1982年出生的黄阿丽（Ali Wong），如今已是1岁孩子的妈。她怀孕7个半月时在美国西雅图海王剧场（Neptune Theater）演出的个人首次单口专场，自今年5月份在Netflix发布以来，大获成功。舞台上的她佩戴她标志性的红色眼镜，身着贴身无袖连衣裙，腹部曲线分明，十分惹眼。如今她在半年后的演出票都已早早售罄。
有人把这段一个小时的站立喜剧（stand-up comedy，也翻译成“单口”）专场表演做了字幕上传至B站，它的点击率已经过百万，弹幕满屏，得有上万条。由于笑点与素材都挺重口味，以至于弹幕们表示“污得辣眼睛”。
如果用一句话生硬总结这场《小眼镜蛇》（Baby Cobra），则是黄阿丽遇到哈佛商学院毕业的菲律宾日本混血男子，交往4年后成功获得求婚，流产一次但终于怀孕7个半月的人生狗血故事。
但是其间充斥的段子，包括她约会过的奇葩男人吐槽若干（其中两个是洛杉矶嬉皮士街区的流浪汉），她本人是中国、越南混血，所以还有种族笑话。比如，她说：“我和我丈夫在家，可以轻松愉快地发表种族歧视的言论，所以我俩经常一起吐槽韩国人。”当然，还有受到弹幕强烈偏爱的婚姻（性）生活段落。
看多了站立喜剧，会发现一些套路，除了政治笑话，讽刺各类种族歧视、各类女权相关吐槽常常是段子中的常客。尤其是后者，由于站立喜剧通常是以自己的角度与观众聊天，演员本人的身份标签就是最好的素材，黄阿丽的这场《小眼镜蛇》是对这种身份贴合性的最佳诠释。
其实在站立喜剧界，女性一直是少数派，敢开专场，已经意味着成功。这么说听上去有那么点性别歧视，但笑着看完黄阿丽的这场表演，就会觉得，这实在太轻微。
黄阿丽首先有一个固有形象：一个怀着孕的亚裔女权主义分子。这个词拆分开来，无论是孕妇形象，还是亚裔女子，以及女权主义者，都是标签，而且是几乎在人们心中存有固定偏见的标签。在《小眼镜蛇》中，黄阿丽把每个笑点集中在一起，可以看到一连串向这些标签开炮的战火，它们甚至有股颠覆性的力量。
在所有的笑料中，可能略受质疑的是她关于女权运动的立场。她说：“我觉得女权主义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因为“我们的工作，曾经是没工作”。但一个事业成功的女性，称自己的理想是当家庭主妇，说服力实在欠奉。
黄阿丽的这次单口专场，令人印象深刻之处不只在于一分钟叫你笑三次的高级笑话，还在于通篇是一个逻辑完整的故事。如果那么讨厌工作，那么现在舞台上不是工作是什么呢？直到视频最后一分钟，黄阿丽话锋一转，说她一直以为自己本来约会过很多笨蛋，然后遇到了这位哈佛高才生，费了很大的劲钓到，还成功逼他求婚，如今还买了房子。然而签完协议，发现她用辛苦赚到的钱还掉了7万美元负债，她不禁怀疑，到底是谁给谁下了套，“要不你以为我怀孕7个半月，还上台工作？”
看上去，是女权主义的一场大逆转。
人们的另一个重点是“怀孕7个半月”。按她自己观察，怀孕上台讲单口，她是第一人。别说7个月了，许多女笑匠一旦怀孕就会消失。
她在台上是这么说的：“许多喜剧界同仁，都劝我不要生孩子。很少见到一个怀了孕的站立喜剧演员仍然上台，因为她们一旦怀孕，基本就会离开。但如果是男人，他们生了个孩子，一周后他们上台表演，会告诉观众说：朋友们，我刚生了个孩子，那宝宝就是个渣，烦人又无聊。然后观众群里那一群奇葩爸爸，会觉得，哇，这好好笑，我感同身受。于是乎，这个爹瞬间莫名其妙地就成了一个接地气的风趣男人。而与此同时，这个妈妈却正在家里给孩子喂奶，喂到乳头皴裂，并穿着冰镇尿不湿，因为孩子出生时，阴道撕出一个大口子，需要愈合。”
这是一段出色的心声诠释，因其笑料中的严肃性，被许多媒体反复提及。
她这样讲，似乎对从事其他职业的女性不太公平。本来，一怀孕，什么职业生涯似乎都要暂停，并不只她一个站立喜剧，对此，站立喜剧中“站立”一词，仍然固执地表现出一种“尤其不适合准妈妈”的特性。以7个月孕妇形象示人，几乎成了这期专场的鲜明标签，哪怕是她本人，以后也未必再有机会，做到这次这样成功。
黄阿丽在接受《Vogue》采访时说：“这可能是因为怀孕后反而不用顾及形象。”女性单口表演者的确是少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性感和喜剧几乎有种天然的对立。站立喜剧不仅仅是口头语言，舞台上，总需要形体语言配合。演员需要做出一些夸张的、有时涉及人体器官的动作，加强喜剧效果。对女演员来说，如果有漂亮或性感这个包袱，就很难放开。性感很难在喜剧形象里占得一席之地。比如，当他们在舞台上谈到性时，那也是讲与之相关的可悲或尴尬的部分，因为这些才是笑料，而那个你度过浪漫约会之夜的傍晚才不会成为素材。货真价实的“我有什么悲惨的事，说出来让你笑一下吧”。
别说单口，仅是喜剧界，成为一位出众的女谐星，也是很难的。小S时常骄傲自己是一位漂亮且好笑的女明星。小S受欢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在她身上，诙谐和漂亮竟然在她的屏幕形象上得到了融合。这显然是件很难做到的事。
另一个原因是人身安全。在美国，大多数站立喜剧的表演场所是俱乐部或酒吧，黄阿丽怀孕前每周要表演5个晚上。结束后，常常是凌晨，对单独在外的女性而言，毕竟是一个相对危险的时间点。英国“最好笑的女人”之一莎拉·米丽坎（Sarah Millican）就曾在一次采访中说：“男人演完后，想的是，我今天表演得这么棒，会有很多姑娘想被我带回家吧。而女人想的则是，一会儿回家可别被坏人跟踪。”
在英国，女性喜剧演员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大不同。《卫报》2012年曾做过一次统计，喜剧演员收入排入榜上，前20中只有一位女性；而英国著名的爱丁堡喜剧奖的36年历史上，主奖项女性获奖者只有微弱的数字3。米丽坎说她的经验是，前往俱乐部的观众，看到表演名单上有一个女性表演者，已经觉得这差不多就够了。“站立喜剧大概是最后一块女性还未平权之地。”
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一个女笑匠还在不断被问“身为女笑匠你有什么特殊体验”时，就已经意味着在这个领域内，男女平等这个陈旧的命题竟然还处在初级阶段。毕竟，人们早就不再向同性恋抛出同样的问题了。
一方面是数量不多的女性喜剧表演者，另一方面，若干评论文章却试图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女性当中，发现共同点，她们都不关心自己是否具备女性吸引力。这是艾米·舒默（Amy Schumer）和玛格丽特·周（Margaret Cho）成功的原因。言下之意是，她们的确并不算是普适意义上的美女。但正因如此，艾米·舒默的辉煌程度，才对比出她“打破了主流社会边界”的难得程度。对黄阿丽而言，她的标签显然更多，她的成功实现其实更难。
这一条很难反驳，这就像某些政府机构的员工构成中，黑人比例和女性比例都有最低值一样，在当下语境中，这仍然是一种“积极意义的性别歧视”。这种情况在任何一类平权运动的发展历史中，或多或少都要经历。
但是，在这样一个颜值即正义的流行趋势里，仍然有许多人信奉有趣者才是意义领袖。按照喜剧的有趣比喻，一个表演者是否赚到笑声，就像银行家赚钱，要么赚到了，要么没赚到。所以有人说，funny is the new sexy（有趣是新的性感），正如硅谷流行的smart is the new sexy（聪明是新的性感）一般。如果将性感理解为普适的受欢迎程度，女性站立喜剧表演者，倒真的越来越性感。
文 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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