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时，我是一个技师；修复时，我可能是一个冷轧工、钳工、焊工。”
重庆的街头热得仿佛下了火，往年这个时候，朱松林和他的团队正在北碚区歇马镇一个租来的车间，修复拼装恐龙骨架。在渝中区的一个咖啡馆，60岁的朱松林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他告诉我，自己将在今年年底退休。过去五六年里，他一直住在离家几十公里外的北碚修复车间，为去年刚刚开放的重庆自然博物馆新馆复原筹备展品。事实上，在过去的40年里，他一直干着类似的事情。1975年高中毕业后，朱松林在綦江农村下乡两年，回城后便一直在博物馆工作。“我在博物馆40年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以恐龙化石为主的古生物化石的发掘、修复以及展览。”朱松林说。
朱松林去重庆自然博物馆（当时还隶属于重庆博物馆自然部）工作时，正好赶上自贡恐龙大发掘时期。四川盆地因地球历史时期的侏罗纪、白垩纪形成的红色地层广泛外露，素有“红色盆地”之称，其中尤以自贡、重庆两地出土的大量恐龙化石而闻名于世。从1915年8月30日，美国地质学家劳德伯克在自贡市荣县挖掘到一段巨型肉食龙的大腿骨和残缺的牙齿化石算起，自贡发现恐龙的历史已达100年之久。1979年，一支石油勘测队在自贡用推土机推出不少恐龙化石。1980年，四川省成立了一支由重庆博物馆、自贡盐业史博物馆、成都地质学院组成的联合发掘队，在自贡市大山铺的一个化石坑中，发现了上百个个体一起埋藏的恐龙化石群，震动世界。
当时的挖掘队，三个单位各出一人，三月一换，带领40名石工干活。朱松林至今记得初次见到恐龙发掘现场的场景：“1982年春天，我去的时候很壮观了，地上摆着比较完整的九条龙，非常漂亮。从那时候起，我就对这个东西非常感兴趣了。”老馆长周世武是剑龙研究专家，带着刚参加工作的朱松林，给他讲恐龙骨骼构造。边挖边讲，等挖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剑龙骨头（太白华阳龙）时，他高兴地跳了起来，一下买了5包0.29元的香烟，分发工人，当时每人每天的补助不过两三毛钱。
从那时起，朱松林跟着挖掘队，从现场把一块块骨头取回，开始修复恐龙。近40年里，从太白华阳龙、济川营山龙到世界各地的恐龙化石，经他手修复、复制的恐龙化石超过200多具，算上剑齿象、野牛、剑齿虎在内的哺乳类动物化石则更多。
朱松林的恐龙情结，某种程度上与父亲也有关系。新中国建立初期，老红军出身的父亲是四级干部，负责接收北碚区（时为北碚市）的文教委系统，其中就包括卢作孚1930年创立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此基础上，几经更迭，1955年重庆市博物馆成立，下设历史、自然两部，并在1991年独立分出现在的重庆自然博物馆。父亲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出任重庆市博物馆馆长，此后也一直分管文化艺术与博物馆系统。在朱松林看来，那是两代人的情结。“父亲接收了这个博物馆，交给人民；我这一代，则要实现新的振兴。”令他自豪的是，他几乎参与和主导了博物馆所有恐龙化石的发掘与修复。
发掘恐龙
朱松林的恐龙修复始于自贡大山铺出土的太白华阳龙。在庞大的恐龙序列中，剑龙于白垩纪早期最早灭绝，生活于侏罗纪中期的太白华阳龙，体长四五米左右，属于中等体形的原始剑龙，也是国内发现最早骨骼最为完整的剑龙。恐龙采用种名+属名的双命名法，种名相当于名，属名相当于姓，“如果是新属品种，可以根据挖掘的地点、人名进行命名，比较自由”。朱松林介绍，“太白”属于种名，用以纪念大诗人李白，“华阳”则是属名，是四川的旧称。
比较而言，由于当年的太白华阳龙骨骼保存比较完整，发掘修复相对简单。实际情况往往更为复杂，发掘之前需要学习掌握包括解剖比较学、地层学、埋藏学等方面的知识，一旦动手，还要尽快转变为操作熟练的技工。20世纪80年代恐龙研究的中文资料少之又少，为了接触更多资料，高中学历的朱松林在重庆外语学院成教院学了三年英语。
地层学告诉人们哪套地层会出什么化石。经常有老乡打电话称发现恐龙化石，经验丰富的朱松林会先问对方是在泥巴还是石头中发现的化石，前者多为第四纪的哺乳类动物化石，后者才很大可能为恐龙化石。埋藏学则透露出更多信息，在恐龙骨骼寻找中极为重要。朱松林带领团队做过一些试验，将不同部位的骨头一起倒入水中，发现牙齿密度大，最先沉底，腿骨可以滚动，冲得最远，脊椎比较轻，有所阻挡就停在一起。“如果在发掘点发现大部分的骨头朝一个方向偏，则可以大致判断当年水流的流向。”解剖比较学解决的问题非常明确，如何判断一根骨头是恐龙而非其他动物的骨头？有次在永川，有人拿着一根脊椎化石让他鉴定，朱松林一眼认出那是一条蛇颈龙的脊椎，细小的区别在于，蛇颈龙的脊椎下面有两个芝麻粒大小的孔，恐龙则没有。如何区分种类繁多的恐龙种类？朱松林给学生讲课时，爱开玩笑：“科学家并不聪明，找不到更好的分类方法，他们按照恐龙屁股的骨骼构造，将恐龙分为蜥脚类、兽脚类、鸟脚类三大类。”蜥脚类恐龙的肠骨、耻骨、坐骨为呈“个”字的三射型；兽脚类与前者变化不大，只在耻骨和坐骨加了一个尖钩；鸟脚类的三块骨头则全往后拐，呈“四射型”。
野外发掘时，朱松林称自己更像一个技师，发现骨骼后，先将上面的盖层去掉，再用从錾子到修表用的钢针等比较原始的工具，逐步清理出骨骼的脉络。为了后期的复原，空间埋藏图、挖掘示意图等图纸的绘制必不可少。在示意图上标出每块骨骼的序号后，先在露出的骨骼上包一层湿纸，然后像打绷带一样打上石膏，沿着下面岩石的解理与水缝，将化石连同石头分块取出。分块的原则越大越好，但限于条件，最大不能超过三四个人抬起的重量。取块之后，朱松林和他的团队，会在现场清理掉一些容易处理的石头，更为精细的工作则要搬回工作车间再说。
让朱松林感慨的是，国外的恐龙化石挖掘，不管在清理工具还是工作条件方面，很早就遥遥领先于国内现有水平。国外团队的清理工具多为大型气动工具，1985年，朱松林就在法国看到类似工具，“调好气枪的针头与气压，像清洗化石一样，将上面的泥土石块清理得干干净净”。而由于资金雄厚，国外发掘团队一般都会在现场作业。让他记忆深刻的是1984年与大英自然博物馆的一次联合发掘，四个人在现场卧在地上，用针轻轻地挑，一个月时间还没清理出三根恐龙颈椎。
修复与还原
北碚歇马镇的工作车间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恐龙化石、石膏磨具，以及修复材料和工具。闷热的空气混合着各种材料的味道，待在里面汗水一刻也干不了，一具具姿态各异的恐龙化石正是在这里完成修复与组装，然后运往各地的自然博物馆展出。
朱松林的团队由他在重庆街头亲自挑选的棒棒军组成，七八人的团队目前还剩四人，都是跟着他干了20多年的熟练技工。场地与工人工资由博物馆支付，他们除了修复馆藏展品，还在外面接一些订单，为其他博物馆复制展品，挣来的钱再上缴博物馆，某种程度上，他们是靠接单养活自己。带一批最初完全不懂技术的工人干活，在朱松林看来并非难事，关键在于“不是我指挥他们做，是带着他们做。弄坏了不怕，只要别把骨头弄丢，我还可以复原上去”。当然，他还有自己的秘诀。有一次，团队接到修复一批哺乳类动物化石的任务，为了让大家熟悉这些动物的骨骼，朱松林拿出1800元，自费请大家吃了一顿烤全羊，要求是不能咬坏骨头，吃完后一起将整只羊的骨头拼装起来。直到现在，这只羊的骨头还留在工作间，闲下来时，朱松林喜欢拿起来研究骨头如何扭曲，关节如何连结。
修复工作先从单块骨头开始。用原始的工具，先将化石背部的石头一点点清理掉，然后再将上面的石膏与纸逐一去除。前提是必须了解恐龙的骨骼结构，哪里缺了一根刺，哪里缺了一个角，都要仔细复原。脊椎动物骨骼对称，残缺的部分可以参照另外一块，先用泥巴塑形，然后在上面刷上石膏，再将其做成磨具，用树脂倒模后，粘接起来，再在上面刷上丙烯颜料，一块骨头就算修复完毕。
一具恐龙的完整骨架，则要根据种类进行恢复。马门溪龙（蜥脚类，亚洲最大的恐龙），有18块脊椎骨，李氏蜀龙有12根脊椎，剑龙则只有9根脊椎。复原之前，朱松林会请国内权威研究专家，同时自己查阅大量资料，一起鉴定恐龙种类及骨骼数量。贸然动手则会破坏化石。有一次，朱松林让手下一位熟练工人修复一条鳄鱼尾巴，修完后工人觉得这条鳄鱼和平常化石不太一样，尾椎骨旁边有两条白线，跑来问朱松林。结果一看，发现他把尾椎两旁的鳞片全修掉了，非常可惜。
像太白华阳龙一类的剑龙，有9根脊椎，如果少了几根脊椎怎么办？“其实是有规律的。”朱松林得根据前后脊椎的大小，包括与腿骨的长宽比例，来计算确定缺失脊椎的骨骼形状和大小，然后再塑形倒模。“我现在聪明到什么程度？看到骨头就能知道真假，甚至知道是谁做的，因为每个人的风格不同，我做的恐龙骨骼一定有一种自然的扭曲。”对恐龙骨骼的深入理解，让朱松林颇为自得。
拼装出完整的恐龙骨架，修复工作还不算完。如何复原恐龙死前刹那的姿态，让观众对这些远古巨兽有更为真切的体会，则需要从埋藏学、恐龙脚印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了解恐龙的生活形态。通过对恐龙脚印的研究，人们发现，尽管恐龙是爬行动物，但都是直立行走，肉食类恐龙一般两脚行走，素食类恐龙则是四脚行走。博物馆多半恐龙脚印都是朱松林从各地收集而来，脚印还反映出更多信息：恐龙在散步时尾巴会拖下来，快走时尾巴一般都在空中，用以保持平衡。朱松林喜欢观察狗的脚印，“跟恐龙一样，散步时脚印才是左一个右一个，疾速奔跑时，脚印基本是一条直线”。
了解恐龙的生活习性，再加入一些想象，一条姿态生动的恐龙便被复原出来。修复恐龙，需要朱松林所讲艺兼多门的综合能力：“发掘时，我就是一个石匠，一个技师；修复时，我就是一个修复工。把恐龙姿态设计好后，搭建主梁钢架，然后将每根脊椎放入插槽卡死。关键在于钢材必须贴着骨头轧成特殊形状，轧钢材时我就是冷轧工；有的地方要做扣件，我就是钳工；有的地方不够坚固，得做一个加固焊层，我又是一个焊工。”
组合一个故事
老一辈的化石修复师，从发掘做到复原，工作就算结束，但朱松林还不得不考虑展览的效果。在他看来，考古的目的就是为了复原，让大家看到当时的形态，不仅于此，自然博物馆的展品不同于历史博物馆，还需要将每个部分的展品组合成一幅画，讲述一个故事。
周末下午，许多孩子在家长带领下，涌入开放不到一年的重庆自然博物馆，兴奋地围着一群群庞大的恐龙化石。这其中，有不少朱松林的得意之作。
恐龙馆中剑龙区的一组恐龙搏斗场景，是朱松林最自得的一组造型。展区中，一只大型肉食恐龙——南岸永川龙，正与一只中型素食剑龙——济川营山龙厮杀在一起，不同于其他博物馆的设计，这次，沉着的剑龙将尖锐的尾刺扎入肉食龙的屁股，后者由于疼痛即将失去重心倒在地上。在朱松林看来，古脊椎所与自贡恐龙博物馆等博物馆设计的搏斗场景，无一不是肉食龙将剑龙咬倒在地上，问题在于，“这样一来，就无法看到剑龙背上的刺。另外，剑龙尾巴有2～3对像匕首一样的尾刺，用来干什么？即使打不过，也一定会反抗”。
不同的造型理念还体现在许多地方。在展区另外一处，朱松林设计了一幅霸王龙抚养幼崽的雕塑。其他地方塑造的“慈母龙”多为素食恐龙，造型中，素食龙嘴中往往含着一把草，喂养身下的一窝小恐龙。可在朱松林看来，肉食龙也不只有凶残的一面，狮子豹子一样要抚养小崽。
朱松林的另外一个得意之作，是进化馆中三头野牛组成的场景。为了“组合一个故事”，他特意征集了三头野牛，首先设计了两只野牛搏斗的场景，剩下一只怎么办？他忽然想到设计一只同时代的剑齿虎，一口咬在野牛背上，受袭的野牛扭动身体垂死挣扎，另外一只剑齿虎则在一旁虎视眈眈，一幅生动逼真的史前搏斗场景就这样展现在眼前，令人印象深刻。
近代以来，博物馆越来越承担起教化民众、传递知识的功能。在朱松林看来，传递的最好方式则是讲故事。培训解说员时，朱松林往往在课后丢给他们一摞资料，让他们掌握资料后，在每个单元提炼出几个故事讲解。之前，一位博士生写了一段解说词，其中有一句“以龙骨为线索，发现了恐龙”。朱松林觉得很有问题，“得讲清楚龙骨是什么？其实就是由哺乳类动物化石组成的一味中药，里面有很多故事可讲”。
让他更为忧心的是，目前国内的博物馆，长期以来不重视技术，工具落后，招收人才多为只搞研究不会动手的硕士生博士生。重庆之外，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自然博物馆目前都已没有专门修复古生物化石的研究者。然而，重庆自然博物馆的古生物化石又能保留多久？“我退休以后，就不知道了。”朱松林说。（感谢韩璐、李晓英对采访的帮助）
记者 艾江涛 摄影 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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