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促的电话铃声带来惊喜
清晨，我从楼下散步回来，一出电梯口，便听见家里的电话铃声在响，估计已响了许久。我急忙开门，冲锋陷阵似的奔向前，抓起话筒忙问：“喂，哪一位？”
对方反问一句：“你是杨世运吗？”
“是是，我就是杨世运！”
“猜猜我是谁？”
我差点想欢呼了，每句话里都爆出了惊叹号：“想不到你会给我打电话！你的声音一点儿也没变，还是那么清脆，像小姑娘一样！”
“黄土快埋到领口了，怎么可能还像小姑娘？你是不是猜错人了？”“绝对错不了！你的声音确实没变！”
“那你说说我是谁？”
“金彦玲！我难道猜错了吗？”
“谢谢老同学，你叫我好感动，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记得金彦玲……”电话那头，声音有些哽咽了。
“终于又联系上了，我们应当高兴啊！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听不到你的消息？”
“听我向你解释，这么多年没联系，因为我只知道你早已离开十堰市调到省城工作了，不知你的单位，也不知你的电话。你退休后跑到上海定居，这事我更不知道。你家里这个电话号码，还是黄春华昨天才写给我的，她叫我给几位郧阳师范的老同学打电话，邀请你们来丹江口聚一聚，她做东。她叫我告诉你，请你务必要来一趟！”
我得罪了黄春华
一幕幕往事，历历在目。
1958年，我十五岁，考入郧阳师范学校。校址在郧县县城。
郧阳师范历史悠久，曾是鄂西北地区唯一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学生来自郧阳地区的郧县、郧西等六个县。1958年教育事业大跃进，房县新办一所师范学校，吸收“两竹一房三县”的生源，郧阳师范的学生便只来自两郧一均。
教育事业大跃进，不仅快速地新办学校，并且积极地扩大招生。例如我们郧师，比上一年扩招了三倍多，因此有许多在家务工务农多年的老初中生也有了重新上学的机会。我们班，从均县第二初级中学（校址在草店镇）来了三位女同学，被称为“草店三枝花”，她们是黄春华、金彦玲、赵玉如。三个人同龄，都是十六岁。
三枝花之中，长得漂亮的是黄春华和金彦玲。赵玉如同她俩相比大显逊色，小小的眼睛，扁扁的嘴巴，但是她能歌善舞，弥补了长相的不足。
她们三人在草店中学同窗三年，各具风采。黄春华一直是班干部，金彦玲一直是学习尖子，赵玉如一直是文艺骨干。
赵玉如并不知道，男同学们喜欢围在“草店三枝花”身边说话，其实主要的目标是黄春华和金彦玲。我也不例外。我最愿意接近金彦玲，总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像刺玫花清香。其实她从未在身上洒过香水。
黄春华进入郧师后又当上班干部，并且是重要干部：劳动委员。那时候，学校的劳动课占据着重要比例，大炼钢铁，开荒种地，兴修水利，郧阳师范的学生在全县各地转战，所以，劳动委员一职责任重大。
黄春华当上劳动委员不多久，我就把她给得罪了。事情的起因是抗旱。好多天没下雨了，学校的菜地土地干裂，校领导把担水浇菜地的任务交给我们班。
全班同学赶到教室去取工具。那时候教室也兼作工具室，粪桶、扁担、铁锨、锄头等物放了一大堆。工具在手或在肩，同学们走出教室却止了脚步。因为这时天气骤变，风呼呼在刮，天空乌云在聚集。但是黄春华似乎没注意到这些，她肩挑一担空粪桶下了台阶，走出好远，感觉身后没有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紧随，忙止步回头对站在屋檐下的同学们喊道：“快走呀！没看快下雨了吗，都站在那里干什么？”
我立即回答她一句：“大家正是在等雨啊！如果有雨了，还抗什么旱？”黄春华此时才醒悟过来，挑着粪桶返回屋檐下。
赵玉如正站在我身边，悄悄对我竖大拇指。于是我有点飘飘然，抬头望天，放声朗诵高尔基的诗篇：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啊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一场及时雨，果然在我的呼唤声中到来了。我更加得意，即兴创作了一句歇后语：黄春华抢在雨前去抗旱——假积极。
表扬没得到惹了一肚气
学校大炼钢铁，学生们分成高炉队和运输队。我在运输队，挑木柴，挑炭，挑矿石，扁担成了我最好的伙伴。
劳动委员黄春华兼任运输队的队长，不仅得自己完成运输任务，并且还要负责为全队队员过秤，登记、公布劳动成绩，因此她总是比别人早出早归。
我很痛苦，因为我难以甩掉落后分子的帽子。
那时候我的身体还没长成，身单力薄，我也想争取登上光荣榜，但是力不从心。我很羡慕那些劳动模范同学，特别眼红一位名叫方大兰的女同学，她是老初中生，在家干过三年农活，身体棒棒的，到矿山去挑铁矿石，来回三十五公里，每次都挑一百二十斤以上。她的名字一次次出现在大红榜上，榜上的口号也十分醒目：向方大兰同学学习！
贴在大红榜旁边的是每日的劳动课成绩公布单，我的名字总是落在后面。我心有不甘，一心想先进一回。
这一天，又到矿山去挑矿石。我在两只筐里都多装了一块矿石，试试重量，估计这一挑子至少有七十斤。而以前我的最佳成绩也没超出过六十斤。我想，这一回我至少可以赢得一回表扬。可是返回的路上，感觉担子越来越沉，咬紧牙关也坚持不下去了，不得不一声叹息，决定扔掉两块矿石。半途而废就半途而废吧！
恰在这时，金彦玲挑着担子从我身后赶来了，说道：“杨世运，别扔！都挑了这么远了，扔了多可惜！”
我说：“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实在挑不动了。”
她说：“那就把那两块矿石放到我筐里来吧。”
“你挑得动？”
“没关系，多歇几气儿。我俩一起走。”
我把两块矿石给了金彦玲，有些恋恋不舍。我想，这两块矿石会帮助她提高今日的劳动成绩，可是我已把这两块矿石挑了一小半的路，她应该感谢我，却为什么不吱一声？那时候的金彦玲，个子比我高，身体比我结实，我心里很羡慕。
进了县城，离学校不远了，金彦玲提议歇歇气。就在这时，她把两块矿石又还回我的筐内，并且，她还将她筐里原有的矿石挑出两块送给我，说道：“我先回学校，你别急，多歇几气儿，慢慢往回挑。别对人说我给了你矿石。我估计，你今天的成绩至少在八十斤以上。”金彦玲啊，你真好！我心里一遍遍这样说，目送她远去。
我满怀信心地回到学校操场，远远便望见黄春华正站在磅秤旁边，像是在恭候姗姗来迟的挑矿石英雄。她一边给我过秤，我一边仰头望天洋洋得意。但是我却万万没想到，过完秤，她竟然用冷冰冰的口吻向我宣布说：“六十二斤。”
“什么？六十二？怎么可能只六十二？至少八十斤！”“你什么时候挑过八十斤？”
“我今天就是挑的有八十斤以上！”
“是相信你的自我感觉，还是相信我的秤？”“你的秤肯定有问题，我怀疑你故意做手脚！”“杨世运同学，我希望你不要信口开河，你想进步想受表扬，这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也不能伸手要荣誉啊！再说，你今天也算略有进步了呀！”
“你，你……”我“你”了半天，竟没再说出半句话来。实话说，我当时气得没办法，真想哭一鼻子。但是我没掉眼泪，开玩笑，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怎么可能在一个女人面前示弱。我狠狠地冲着磅秤踢了两脚，转身雄赳赳气昂昂地扬长而去。
八元钱掀起的风波
金彦玲比我更倒霉，厄运像是一块从天而降的石头，突然砸在她脑袋上。
那是1959年的春季，全班同学离开学校，来到距县城三十多华里的谭家湾，参加修潭家湾水库的劳动。
我们都住在用油毛毡、草席搭成的工棚里。金彦玲和黄春华、赵玉如同一间宿舍，三个人床铺挨着床铺。
星期天，早已累得精疲力竭的同学们终于可以休息一天。
男同学们在睡懒觉，可是女同学们依然早起。她们爱干净，要趁着休息日（并且是个好天气）洗衣服洗头发晒被子。
黄春华和金彦玲、赵玉如结伴到小河边洗完衣服又洗头发，然后一起回工棚。
这时，黄春华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条蓝色长裤，自言自语地说：“我怎么忘了，这条裤子还没洗。”边说，边掏裤子的每个口袋，取出袋里的小物件。掏着掏着，她突然脸色大变，脱口叫道：“糟糕，坏了！”
“怎么啦？”金彦玲询问。
黄春华没有回答，因为她来不及回答，她此时正心急火燎，急于找人报告情况！
黄春华在晒衣绳前见到了班长兼团支部书记易若霞，含着眼泪说：“我缝在蓝布长裤隐秘处的一个小小口袋里的八元钱不翼而飞了！小口袋被人撕开了！”
八元钱啊！在当时，八元人民币可不是个小数字，尤其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它是一笔极大的财产。
黄春华说：“这八元钱是我父亲上个月寄给我的，我舍不得花，又害怕丢失，就用细针密线，缝在裤子内的小口袋里，想不到小偷的手这么长，竟然偷到了这里！”
易若霞是一位很有威信的班干部，她年纪也并不大，只比我长两岁，但是在我眼里，她就像一位老师一样令我起敬。她对同学们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更严，因此她说出的话十分有分量。
易若霞分析说：“能在裤子的小口袋内偷钱，一定是内部出了小偷。这事太令人痛心，损害了班集体的荣誉。是谁做出这种丢脸的事呢？”
黄春华向易若霞提出要求：“我建议搜查，一定要查出这个害群之马！”搜，怎么搜呢？人民币都是一样的面孔。
黄春华说：“幸亏她早有防备，每次家里寄钱来，从邮局取出后，如果暂时不准备花掉，她就把人民币的号码抄下来记在小本上。这一次也不例外，八元钱，一张五元的，一张两元的，一张一元的，三张的号码她全记在小本上了。”
“会不会是你在大堤上干活时不小心弄丢了呢？”易若霞犹豫不决，她不希望小偷真的是内鬼。
黄春华回答说：“绝对不是丢在外面，因为我在昨晚熄灯前还检查了一遍，三张钱都还完整无损地被缝在小口袋内。小偷在这一夜之间得了手，这钱她肯定来不及花掉，绝对藏在身上或者宿舍里的什么地方。”
易若霞终于同意搜查。她说：“搜一搜也好，以免互相怀疑。无辜者，搜出一个清白，把心放下；谁若真是小偷，搜出她来，她也不要责怪别人，咎由自取。”
同宿舍住了八个女同学，包括易若霞在内。易若霞一声令下，很快就把人都召回到了宿舍。然后，她命令关严了房门，拉亮电灯，屋子内的事，不让局外人在宿舍外听见看见。她简单明了地说明了黄春华八元钱被偷的情况，宣布搜查的决定。她说：“先从我搜起，黄春华你来搜我，我被搜过之后，剩下的六个同学，都由我来搜，一视同仁。”
易若霞宣布完决定，身体力行做榜样，脱掉外衣外裤，连袜子也脱掉了，只剩一件小背心和内裤。其他六名室友也立即效仿，将外衣脱下，放在自己脚前。
易若霞说：“黄春华，你来，当着大家的面仔细搜，先搜我的衣服，再搜我的枕套、行李包。别犹豫呀，快动手！”
黄春华领命，把易若霞给搜查了一遍，结果证明，偷钱人不是易若霞。
易若霞说：“好了，现在我来执行搜查任务，大家在一旁都要看好，人人都有责任当旁证。先从谁搜起？”
金彦玲忙举手：“先从我搜起，因为我和黄春华睡得最近。”
那就先从金彦玲搜起。搜查每个衣服口袋，只搜出了一方叠得方方正正的小手绢，抖开来，手绢里只包了几片干花瓣。再开始搜床上的物品。谁也没料到，很快就搜出了问题：在金彦玲的枕套里头，发现了一个纸卷，打开纸卷，卷里包着的是三张人民币，一张五元的，一张两元的，一张一元的……
易若霞手捧这三张钱，止不住望了金彦玲一眼。
金彦玲立即声明：“这不是我的钱！我没有这么多钱！”
易若霞的脸上阴云密布，对黄春华说：“你把你的小笔记本拿出来，对一对你记下的号码，是不是这三张钱的号码？”
黄春华突然打退堂鼓：“算了吧，不对了，丢就丢了吧，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赵玉如发话了，声音响亮，像唱歌一样抑扬顿挫：“嘿，怎么能不对了呢？对，要对，一定要对！”
易若霞一时犹豫不决。
赵玉如向其余四位女同学鼓动道：“必须要对，若不然，我们几个人岂不都要不明不白背黑锅？决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可以放过一个坏人！”
易若霞别无选择，说道：“黄春华，你把笔记本给我，我来替你比对。”比对的结果，藏在金彦玲枕套里的三张人民币，正是黄春华丢失的。
“真没想到！知人知面不知心！”赵玉如扔下两句话，气势汹汹冲出宿舍。
很快的，金彦玲是小偷、偷了好朋友八元钱的消息，便成为了一条最具爆炸性的特大新闻，旋风一般在同学们中间传开了。
金彦玲从此背上小偷的恶名
金彦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再也听不到她的笑声，整日抬不起头来。在大堤上挑土格外卖力，别人挑小筐，她专拣大筐挑，压得汗如雨下，但是没人同情她。
几天之后，轮到金彦玲回学校挑粮。
工地上有学生伙房，每隔几日就要派两位同学回学校挑粮，一个男同学，一个女同学。挑粮也不是个轻松活，但是同学们都愿意去。因为趁着挑粮的机会可以回学校看看去。家在县城的学生，还允许回家和父母见面几分钟。两个同学需同去同归，因为粮食是宝中宝，二人形影不离是为了保证粮食颗粒不少，学校食堂开据的粮条是多少斤，回到工地后复秤，数字要相符。
按照挑粮名单的排序，这一回轮到金彦玲了。
赵玉如向班长易若霞进言说：“不能让金彦玲去。她一个小偷，有什么资格去挑粮？”
易若霞回答说：“金彦玲虽然犯了糊涂，但我们也不可一棍子打死不给她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取消她回校挑粮的资格，不利于她改正错误。”
金彦玲回校挑粮的资格没丢，但是男同学这边却出了情况，按序应当和金彦玲同行的朱广勇同学拒绝和女小偷搭档。
朱广勇同学外号“老表叔”，他年纪比较大，家里早已为他订了亲，只等他毕业后就娶媳妇。他喜欢对男同学们讲女人们的故事，更喜欢炫耀他对女人们的了解。他说，男人不到一定的年龄，根本就没有眼力分辨出女人身上真正的美。他又说，以他的高水平欣赏能力评判，全班女同学如果排着队比美，谁也比不过金彦玲。哪个男同学今后若娶了金彦玲，那就叫三生有幸。可是现在，他一提金彦玲的名字便摇头撇嘴，声明坚决不和小偷沾边。挑粮食的顺序，我恰好排在朱广勇的下一位。朱广勇对我说：“喂，咱俩把前后位置调一调吧。”
调换就调换，我还巴不得他调换！
我和金彦玲走在挑粮路上
吃过早饭，我和金彦玲一起，从伙房里每人领到一个馒头（这是我们挑粮路上的干粮），一人扛一根扁担，踏上返校之路。
我的心情很愉悦。抬头望天，天是那么湛蓝，朵朵白云是那么洁白；低头看地，小路上的各种野花在对我招手微笑。空气里弥漫着刺玫花的清香。我从小就喜欢刺玫花的香味，它香得干净纯洁，闻一闻，香味像泉水一样从身体里流过，洗得胸膛里纤尘不染。后来我感觉到了金彦玲身上有刺玫花的气味，就对刺玫花更加有特殊感情了。
我尽量表现我的高兴，但是我发现，我的快乐影响不了金彦玲。因此我的情绪也渐渐低落，一路无语。
进了县城，金彦玲才开口说第一句话，她叫我回家看看父母，她到学校等我。我说：“算了，我不回去，我还是和你保持一致行动。”她说：“你好不容易才进一次城，哪能不回？要不我陪你一起回去吧。”
只有我母亲一人在家。进了屋，金彦玲喊了一声“杨妈妈”，眼睛立即红了。我妈吓坏了，以为是我闯了什么祸，人家这么一个标致的女同学告状告到家里来了。幸亏金彦玲心细，很快就看出了我母亲心中的不安，忙说道：“杨妈妈，我家在均县，见到您，我就想起了我妈……”
我母亲这才放了心，不禁对眼眶内噙着泪花的金彦玲百般怜爱。老人家想招待招待儿子的同学，但是家里又没什么好吃好喝的。当时正是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买什么东西都得凭票证。我妈妈想起来了，糖罐里还有一点儿白糖，于是她连忙起身，泡了两碗白糖开水。我观察到了，两只碗，一只碗里多放糖，另一只碗里只少许表示了一下。我担心妈妈会偏心眼，把糖多的一碗端给我。结果相反，妈妈将糖多的一碗递给了金彦玲。金彦玲也发现了这一秘密，双手捧碗，泪水便夺眶而出。我妈妈忙安慰她，鼓励她说：“好好读书，多学些知识，你爸你妈才会为你高兴！”
学校食堂发给水库工地的粮食早已准备好，分门别类装在口袋里，口袋的结扎处贴有封条。因此，根本无须担心回校挑粮的学生会途中偷吃。除了两小袋大米白面之外，其余的都是粗粮，有苞谷糁（即玉米粉），红薯干，还有红薯粉。
金彦玲不容分说，坚持把四只粮筐分配得两筐重两筐轻，她挑重的，轻的给我挑。她说，等快到工地时，再把重量调匀。
回工地的路上，要爬一座高坡。坡顶有一棵粗壮的拐枣树，每两个挑粮的同学爬上这山坡后都会累得喘息不止，必然要在树下长长地歇口气。
我和金彦玲也不例外。
树下有两块青石板，我们俩对面而坐。
我有许多话想对她说，这时候若还不说出来，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我说，金彦玲，我不相信你会偷黄春华的钱，真的不信！
她低头一声叹息：“唉，光你一个人不信，有什么用？”
这些天，我把自己当成福尔摩斯，一直在对女生宿舍的丢钱案进行分析。我把除金彦玲、黄春华之外的六个人都当作怀疑对象，大胆猜测，仔细分析。但是猜来猜去，越猜心里越糊涂。
现在，坐在拐枣树下，我将自己的猜测讲给金彦玲听。
我说：“会不会是袁桂芊栽赃陷害你？她偷了黄春华的钱，然后塞到你枕套里？”金彦玲忙否认：“不，袁桂芊不会做这等事，她是个老实又胆小的人。”
“那，赵玉如呢，她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她忌妒你，朱广勇说你是西施她是东施。”“也不会是赵玉如，因为她心里并不喜欢黄春华，她为什么要拿黄春华来害我？”另外三个同宿舍的女同学，金彦玲也认为，不是她们做了手脚。
“这就难分析了，难道加害你的人是班长易若霞？”
金彦玲急忙摇头，说：“出了这件事，最没料到也最感到痛心的人应当是她。”因为易若霞一直以来都十分看重金彦玲，她觉得金彦玲各个方面都不错，称得上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青年，并且还积极要求进步，一入校就同黄春华一起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易若霞常鼓励金彦玲，希望金彦玲和黄春华互相帮助，争取双双加入共青团。可是谁会想到，现在出了这种丢集体荣誉的事，难道团支书能不痛心吗？
“这几个人都不可能被怀疑，那还能是谁？难道真的是你金彦玲一时糊涂做出了傻事？”“杨世运，你相信我会做出这样的事吗？”
“我当然不相信！严刑拷打我也不相信！有你这句话，我也要一辈子记住你……你应该为自己申辩，要求老师出面，把事情调查清楚！”
“怎么调查清楚？钱是从我枕套里搜出来的，这事还不清楚？我说我不知道钱是怎么进了我枕套里的，谁相信？”
“说了半天，肯定还是有人栽赃陷害啊，还是应当调查啊！”
“我难道不渴望查个水落石出？但是我反复考虑又考虑，我如果坚持要求调查，不仅查不出结果，反而把自己越描越黑，并且四面树敌。别说是我自己想替自己辩解此路不通，就连当事人黄春华也对我爱莫能助。我俩是老同学好朋友，但是她想替我辩解也不行。当班长从我枕套里发现那八块钱之后，不仅我蒙了，就连黄春华也目瞪口呆了！她根本想不到钞票会莫名其妙地飞进我的枕套，因此她当时就对班长说，算了，不对号码了，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可是赵玉如和另外四个同学怎么能同意？她们都需要洗清自己。就算班长当时决定不对号码了，那我也逃脱不掉罪名，总之我是在劫难逃。”
毕业让我们各奔东西
时光荏苒。1961年春天，我突然长高了也长结实了，长成了一个能真正挑起八十斤甚至一百斤的男子汉。
五月，临近中师毕业，我应征入伍走进军营，成为空军院校的一名学员。
离开母校时，有几位同学给我送了礼物。班长易若霞送给我一本日记本，黄春华送给我一张她的照片。我盼望金彦玲也送我一张照片，但是她什么礼物也没给我。
到部队后我给黄春华写过两次信。
当然我不是只给她写信。我首先给易若霞写信，汇报我入伍后的思想收获，向她表示，一定要争取在部队早日加入共青团。我给黄春华写信，写得很长，详细介绍我入伍后的情况，然后在末尾附上两句话：请代我向金彦玲问好，欢迎她来信！其实这最后两句话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盼望能与金彦玲联系。可是她却提前提醒过我，叫我到部队后千万不要给她写信，以免被同学们议论我和小偷有关系，影响我在部队的进步。
入伍后不久，领导对我们这些军校生进行入伍教育，宣布了在校四年学习期间的三不准纪律：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酒，三不准谈恋爱。纪律一宣布，好多一入伍便大量给女同学写信的学员吓了一大跳，再也不敢跟女同学们通信了。我当然也是如此，前后只给易若霞写过一封信，跟黄春华通过两回信。也不知道黄春华是否代我向金彦玲问过好。转眼间，中师的老同学们都毕业分配各奔东西了，我与他们便中断了联系。
这一年的春节之后，我收到一封家书。信上说，春节前夕，腊月二十八，我的一位中师的女同学到我家看望我母亲。我母亲认识她，因为她曾陪我到过我家一次，我妈妈拿不出什么好吃的招待她，只为她泡了一碗白糖开水。她特意来我家拜谢我妈，送给我妈一件礼物——一件红色的毛线背心，是她一针针自己织的。她说她已被分配在均县草店区武当山下一座乡村小学里当老师，一切都好。
重逢在刺玫花开的时节
一晃便二十一年过去了。
1982年初春，已经离开部队的我调回老家，在十堰市的一家单位工作。
经过多方打听，我终于寻到了金彦玲的线索，她已离开山村小学，调回城里，在一所名叫红星小学的学校教语文。
均县这时已改了名，改为丹江口市。
又是刺玫花开花的季节，我专程来到丹江口市。
踏入红星小学的校门，耳畔传来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这样的气氛，令人感到分外亲切。
我径直走进语文教研室，是一座老式平房，显得有些空旷。全校所有的语文老师都集中在这里办公，办公桌整齐排列像学生们的课桌。临门而坐的一位女老师问我找谁，我回答说我找金彦玲，又说明我是她的老同学。她说：“金老师正在上课。那里，那里的一张桌子是她的办公桌，你坐在她桌前等等她吧。”
好老好陈旧的一张办公桌，但是擦拭得干干净净。桌前放着一把旧藤椅，补过不少补丁。桌上堆着一摞摞学生们的作业本。有一股清香味扑入我鼻息，啊，原来是桌上立了一只玻璃杯，杯中清水养着两支刺玫花。刺玫花，柔弱的枝条，叶间隐藏着尖利的小刺，米粒般的小白花，香气却悠长而久远。
我深深地呼吸着花香，坐下来翻阅学生们的作业本。终于，我又见到了金彦玲久违了的笔迹。一本本作业她都批改得认认真真工工整整，一丝不苟。不用说，她是个称职的好老师。
下课铃响了，我竟没听见，仍在翻阅作业本。忽然，一个人的身影站在了我面前。我抬起头，发现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女老师，正怔怔地望着我。
我忙向她打招呼并说明情况，我说老师您好，我不是学生家长，我是金彦玲老师的老同学，来见见金老师。
她脸上飞上了笑容：“杨世运，想不到是你呀！”
“你，你……”
“真的一点儿也认不出我了？”
“噢噢金彦玲！你的声音一点儿也没变！”
她紧接着还要给另一个班的学生上课，没时间多陪我。她说，她已知道我调回家乡工作了，想不到这么快就见了面。她希望我在丹江口多住两天，因为她中午也来不及在家招待我，中午学生们和老师们的休息时间都很短。“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到我家吃饭，我把黄春华也请来！”
“黄春华现在也在丹江口？”
“她毕业后一直在丹江口。”
“在哪所学校？”
“早就离开学校了，她在市教育局工作。”
消除六十二斤矿石的芥蒂
原来现在黄春华是金彦玲的顶头上司，在教育局当副局长。
我索性先到一趟教育局。
黄春华也变了，胖了，富态了，举手投足，一眼就能让人看出她是个领导干部。她正坐在一张椅子上看文件，慢慢抬起头，目光投向我这个不速之客。
我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说道：“局长大人，给我发点救济粮吧，我家快揭不开锅了！”
她咚地一声从椅子上弹起身来：“杨世运！你怎么还是这么调皮？”她忙着给我沏茶。
“黄局长亲自给我沏茶，我受宠若惊！”
“真的感动吗？那好，那你就再给我编一句歇后语。”
“你先别批评我，我还没找你秋后算账！”
“什么账？”
“你说，我当年挑回的矿石，是不是至少也有八十斤？”
“这事你还记得？”
“我当然忘不了，你想想，我终于破了一次纪录，我容易吗？”
“确实是破了纪录，我到现在还清清楚楚记得，八十二斤。我当时就猜出了是谁帮你的忙，但是我想不明白，最后那一段路，八十二斤啊，那么重，你是怎么咬牙挑回学校操场的？”
我向她道出了秘密。我说，等金彦玲丢下我她先回学校后，我采用的是蚂蚁分段搬骨头的办法。我先搬下两块矿石放在路边，然后挑起筐子向前进。前进一段路之后，放下筐子，返身把两块歇在路边的矿石抱回来，再放在路边。如此周而复始。直到到了学校的后门外，进门就是操场了，剩下最后的冲刺，我才把矿石集中在筐子内。那最后的一段路真叫我刻骨铭心，差点把我给压趴下了！
黄春华也把她当时的心思和盘托出。她说，她当时心情很矛盾，又想报出矿石的真实重量，又想说假话泼我的冷水。如果说出真话，我可以实现受表扬的愿望，高兴一阵子。但是从长远来说对我不利，因为有了这个八十二斤的高指标，今后我再挑矿，怎么努力也难再达到，只能落得个退步的印象。想不退步，想再得表扬，身体怎么受得了？毕竟那时候骨头还没长结实。所以，她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得罪我，谎报我的成绩只有六十二斤。“其实，当时我就说过，就算只有六十二斤，也是进步了，你应当循序渐进才好。”
“黄春华我误会你了，你原来是一片好心！”
“人家金彦玲也是一片好心，想帮你得一次表扬。”
话题便围绕着金彦玲说下去。从黄春华的介绍中，我才知道，金彦玲这些年来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重提当年事
中师学生毕业前夕，学校要给每个毕业生写鉴定，存入人事档案。鉴定书之中，“思想品德”一栏十分重要，可谓重中之重。
每个班，每个学生的“思想品德”的评语，初稿都先由各班的团支部干部和学生代表起草拟定，然后报班主任老师审定。当时，黄春华和赵玉如都是草拟小组的成员，因为黄春华已经加入了共青团并且已担任团支部组织委员，而赵玉如却通过竞选当上了学生代表。在给金彦玲草拟思想品德鉴定时，草拟小组内部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方认为，金彦玲犯过偷钱的错误不是小错误，而是道德品质问题，应当记入档案。另一种意见是，事情已过去许久了，并且再也没发现金彦玲出现类似情况，看人看发展，这件事就不必记入档案了。持前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赵玉如，持后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黄春华。
黄春华身为组织委员，又是草拟小组的执笔人，她不能不把两种不同意见如实向班主任汇报。想不到，班主任也支持赵玉如的观点，不同意黄春华的意见，强调说必须实事求是，对组织负责。
黄春华一心想保护金彦玲，做了最后一次努力，瞒着班主任老师找过学校教导主任，想请教导主任在班主任老师面前替金彦玲说个情，结果被教导主任训了一顿。无可奈何，金彦玲的鉴定书“思想品德”一栏里便有了这么一段文字：该生在校期间曾犯过偷窃的错误，望今后努力加强思想改造。
金彦玲被分到了条件艰苦的山区农村小学。因为她档案里有污点，她不能不事事处处低人一头。
谁都觉得金彦玲长得好看，多看两眼会心情舒畅。未婚男子都想和她谈恋爱，但是又都躲着她，和她保持距离。因为她名声不好，当过小偷。一些心怀叵测的男人则总想占她的便宜。她不能不小心保护自己，如履薄冰。她拼命努力工作，谨小慎微。在课堂上，她面对学生，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有趣。但是出了教室她便成了哑巴，低头走路。
黄春华了解到金彦玲的情况，她想帮助老同学老朋友摆脱困境。她毕业后被分在均县县城条件最好的学校，从那时起她便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争取进步，自己进步了，才能创造条件拉金彦玲一把。
金彦玲结婚很晚。她的丈夫姓张，是街道居委会出面介绍给她的。老张家庭成分好，也有文化，初中生。美中不足是年龄偏大，比金彦玲大十岁。还有一点不足，是老张有残疾，瘸腿。金彦玲起初不答应这门婚事，她说她决心终身不嫁。但是亲戚朋友们都劝说她。老张有工作，并且是正式工，在城关镇五金厂当仓库保管员。老张家的户口又是城市户口，这一点十分重要。金彦玲的父母身体都不好，盼着金彦玲有朝一日调回县城工作。金彦玲是父母的长女，她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还在读书，都需要姐姐的关心帮助。黄春华当时也多次安慰金彦玲，动员她全面考虑，答应这门婚事。
黄春华努力争取进步，终于如愿以偿，从学校调到了县教育局，由副股长、股长，一路升至副局长。
我明白了，如果不是黄春华积极努力当上了副局长，又如果不是她念旧情出面帮忙，金彦玲也许至今还没调回县城。
黄春华说，金彦玲调回县城学校后，仍然是低头走路，丢不下档案里的那一个思想包袱。她的教学业务没说的，学生和家长们都夸她，但是年年学校评先进总没有她的份儿。还有涨工资，评职称，金彦玲也吃了不少亏。在这些方面，黄春华想帮金彦玲，又不敢明显大帮，怕别人议论她徇私情。
我对黄春华说：“今晚金彦玲请我到她家吃饭，她请你也去。”
黄春华忙摆手，说：“她家那么困难，我们怎忍心去剥削她？不如这顿饭我来做东，我也不举行家宴，为了省事，我们不如在饭店一聚。就在你住的丹江宾馆对面，有一家味道不错的广东潮汕风味饭店，我等一会儿就打电话订座位。你告诉金彦玲，千万别让学校领导知道我请她来陪客人了，不能让她的校领导知道我和她的特殊关系，以免影响我暗中帮助她。”我说：“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黄春华问：“谁？”
我答：“我想起了赵玉如，不知她现在在干什么？”
“赵玉如呀，她这一辈子过得快乐潇洒极了，中师毕业后她没当老师，分配到县文工团去了，正符合她的性格和爱好，唱唱跳跳一辈子，比金彦玲强过百倍！”
“我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疑问。”
“什么疑问？”
“我怀疑那次你丢钱的事，是赵玉如从中做的手脚。是她先拿了你的八元钱，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金彦玲的枕套。”
“我也这样猜测过，因为她心里忌妒我和金彦玲，尤其忌妒金彦玲。她想用这种办法朝金彦玲脸上抹黑，同时破坏我和金彦玲的友谊，一箭双雕。”
“那为什么不仔细查查这件事？”
“唉，怎么查？众目睽睽之下，钱是从金彦玲的枕套里搜出来的，有口难辩！我若说我怀疑是赵玉如捣的鬼，证据在哪里？”
“我敢断定，百分之百是赵玉如做的手脚，可是金彦玲却不愿相信是她！”
“金彦玲太善良了，她总是把人往好处想。”
“可是老天爷太不公平了！不是说好人有好报吗？为什么把金彦玲一辈子整得这样惨？而赵玉如反而一辈子快乐潇洒？”
“唉，老天爷也有不睁眼的时候啊！”
只有一个男生参加的同学会
自那次丹江口之行后，我和黄春华、金彦玲再没见过面。后来我离开十堰市，调到省城武汉工作。
大约是1996年，黄春华到省城开会，我和她有一次小聚。我向她询问金彦玲的情况，她欲言又止，结果是什么也没说，只是同情地摇了摇头。
从武汉退休后，我投奔在沪工作的儿子来上海定居，过春节时给黄春华寄过一次贺年片，告知我家的电话号码，并托她代我向金彦玲问好。不知什么原因，她没有回音。现在金彦玲代她打来了聚会的电话，我当然要应邀参加，必须去！别说我身在上海，就是身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也要赶回国参加！
我坐火车赶到丹江口，金彦玲在出站口迎候我。
让我感到安慰的是，这一次我见到她，竟觉得她比1982年的时候变年轻了！虽然她头发已全白，但是面色比从前红润了。
她家仍住在当年的平房，但是房屋整修过。院子里种有花草，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丛刺玫花，藤蔓爬了半边院墙。我脱口说道，这花是生长在山里野坡上的，在这儿居然能见到。她说，这是她从山里连根挖回来的，在这里种了许多年了。我蓦然想起，第一次来丹江口见她时，她办公桌上的水杯里养着一枝刺玫花，原来来源在这里。
“我喜欢刺玫花。”我说。
“我知道。”她回答。
她有一间书房，面积不大，但是空间得到了充分利用，书柜里的各类书排列有序。墙上有一幅字，还有一幅画。字是柳体风骨，又比柳体更清俊秀丽，写的是曹植的两句诗：“尺蠖知屈伸，体道识穷达。”画是写意兼工笔，一池雨后残叶，却有一朵荷花藏在残叶下。我驻足欣赏，赞叹道：“好字好画，可惜没注明出自哪位名家之手。你是从哪儿求来的？”金彦玲回说：“你是不是在取笑我呀，什么名家，这都是我的习作。”
“啊？你还有这么高的本事？”
金彦玲说，她练习书画的时间很久了。刚开始练时，是悄悄地练。最难忘在山区小学度过的那些漫长的日子，她背负着“小偷”的恶名，不敢抬头望天，无颜直面见人，就习惯了孤独。孤独对于别人也许是痛苦的，但是她却把孤独当作医治心灵创伤的药方。孤独让她能寻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孤独使她对书籍情有独钟。各种书，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凡是能找到的书她都在孤灯下一字字细读。
书籍也丰富了知识，帮助了她的教学。她教语文不再只是照本宣科，而是旁征博引，讲得生动有趣。学生们越来越喜欢她，她也越来越爱她的学生。只有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们的一双双信任的目光，她才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人，也有了做人的快乐。
这一次同学聚会，发起人是黄春华，但是具体事务她却全交给了金彦玲。金彦玲按照黄春华列的名单一个个打电话通知，然后负责先将参会人集中，集合地点就在金彦玲家。赵玉如风风火火地赶来了，一见了金彦玲便扔下礼物上前拥抱，亲热得了不得。到底是文工团员出身，我心里想。
老班长易若霞来了，一进门就表扬我：“好，杨世运，这么远的路也来了！不过你也应该来！你若不来，黄春华会失望，我也会骂你！”
易若霞毕业后留校，在校团委工作。因此她对母校勋阳师范感情最深，对人民教师这一职业也给予最高的评价。她说：“金彦玲是一位最称职的教师，但是命运捉弄人，她一辈子兢兢业业教书，却没受过一次奖，长工资评职称总是落在人后。中师毕业生，刚参加工作时的工资是二十九元，她拿了十几年二十九元没涨过一分钱。那时候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呀，家里有二老还有弟妹，她月月都要给家里寄钱。”
“班长，不说这些了，事情都过去了。”金彦玲拦住易若霞的话。
易若霞说：“要说，说给杨世运听听，他又不是外人。”
我说：“造成金彦玲悲剧命运的，是几十年前的那一起无头案。我始终不相信那八元钱真是金彦玲偷的，你们信吗？”
赵玉如回答：“开初我信，后来就不信了！”
我追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始终没放弃对赵玉如的怀疑。
易若霞说：“这问题我来代玉如回答，因为我也跟玉如一样，终于有一天才如梦方醒。”如梦方醒，醒悟了什么？
“玉如，你来告诉杨世运吧。”
“杨世运你听我说，不是有这么一句老话吗，老来福才是真有福气。看看现在的金彦玲，桃李满天下，她教的学生人才辈出。她的一儿一女也都为她争气，学业有成。并且，金彦玲退休后还在发挥余热，少年文化宫聘请她给孩子们教书法教国画。”
“你这是在说，金彦玲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是她从此后处处小心谨慎，将坏事变成了好事？”
“杨世运，你怎么听不懂我的话？我再告诉你吧，我们原来都认为金彦玲这一辈子过得最可怜，但是后来才突然明白，最可怜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人不是金彦玲，而是黄春华。”“什么？她可怜？她这一辈子顺风顺水……”
“你离得太远，当然不了解内情。看事情不能光看表面现象，我们离黄春华近，所以才了解许多内情。黄春华活得太累太苦，尤其是到了晚年，境况简直是凄惶。别急，听老赵我把话说完。黄春华她一辈子争强好胜，到头落下了什么呢？第一，她没落下一个好丈夫。她丈夫当了半辈子官，春风得意。她也沾了男人的光，进了官场。不知情的人们都羡慕她家夫贵妻荣，哪知道光环后面的内情？她那个丈夫，结婚没两年就把黄春华当成了旧衣裳，公然把野女人带回家里。黄春华只有忍着，为了顾丈夫的官面子。她也没有落下好儿女，两个儿子都是白眼狼，为了争房产，三天两头打得头破血流。更可悲的是，她又没有落下个好身体。读中师时她的身体多好啊，劳动委员。坏就坏在当官之后她越变越不像个女人，抽烟，喝酒，瘾越来越大。并且还喜欢喝高度白酒，硬是把身体给喝垮了。犯病时，她的儿子媳妇都你推我我推你不想管她，一次次都是老同学金彦玲陪床护理。”
“赵玉如，你说了大半天，文不对题，我问的是当年那八块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绕了半天我也还是不明白。”
“地球人都明白了，你怎就这么糊涂？”
老班长忙说：“糊涂好啊，难得糊涂。”又对赵玉如说，“算了，这事就不说了，以免破坏同学会的气氛。”
黄春华一共点名邀请了八个老同学。陆陆续续，受邀人都来到了金彦玲家。我一数，八个人都齐了，只有我这一人是男同学，其余七位，易若霞，金彦玲，袁桂芊，赵玉如……全都是当年在修谭家湾水库时住在一间宿舍内的室友。
这就更加叫我触景生情，心里越发挥不去黑色八元钱的阴影。
易若霞突然长长地“噢”了一声，说道：“老同学们请注意，这一次黄春华召集的聚会，对她来说太重要了！因此我们不能让她一个人破费，更不可让她操劳。这样吧，我们实行AA制，自己买菜自己做，聚会地点就定在这里——金彦玲的家。大家同意不？”
“同意！”
“好，现在分工合作。杨世运你留下看家，我和金彦玲去黄春华家把她接来，其余的同学去采购食品。”
八元钱的阴霾终于散尽
黄春华来了，她拄着双拐，在易若霞和金彦玲一左一右的搀扶下走进了院子。她变得太苍老了，面容憔悴。如果是在大街上相遇，打死我我也认不出她来了。
今天聚会不喝酒，大家商定好了，以茶代酒。
宴会开始，九个人一起端起了茶杯准备碰杯。忽然，黄春华放下杯子，转身抱住金彦玲，失声痛哭……
老班长忙说：“今天老同学们好不容易聚会，希望大家都高高兴兴，不许哭，也不许提起往事！”
黄春华却老泪纵横，恳求道：“让我说几句吧，再不说就来不及说了！”“春华，什么话也别说了，友谊万岁、理解万岁，来来来，端起茶杯！”班长，还是让我说出来吧，若不然，我死了也睡不安稳啊！我盼着这次老同学聚会，就是为了说出这几句话呀！”
黄春华道出了她当年丢失八元钱的秘密。原来，从头至尾，都是她自导自演的闹剧。她先把三张人民币的号码记在小本上，再乘人不备时将这三张钱装进金彦玲的枕套。她向班长报告她丢了钱，又故意装着不愿核对三张钱的号码。到后来，毕业前夕，给金彦玲写思想品德鉴定时，她又演了一出戏，表面装着不同意把金彦玲“偷钱”的事写进档案，而背地里，她却向老师要求，一定要给金彦玲的“污点”记上一笔。事过之后她又编造谎言，说什么是赵玉如坚决主张给金彦玲的档案记一笔污点，其实情况正相反，赵玉如是个大大咧咧没什么城府的人，她坚决不同意给金彦玲记污点。而黄春华却对赵玉如说，班主任和校领导要求一定要记，非记不可！
黄春华一口气把话说完，等待着同学们指责她，怒骂她。但是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都劝黄春华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事情都过去八百年了，陈谷子烂芝麻，提它干什么。赵玉如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我们永远是老同学，下一辈子若有缘，还当老同学。来，为了老同学的友谊，干杯！”
这是黄春华张罗举办的唯一一次老同学聚会，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当时她的肺癌已到晚期，她心里明白余日不多了。
就在同学聚会的半个月之后，黄春华与世长辞。两个儿子为争房产更是闹得不可开交，竟然把母亲的遗体扔在医院冷库里不管不问，是金彦玲出面为黄春华操办了丧事。
杨世运 责任编辑 郑心炜 插图 刘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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