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头始于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遗址早在30多年前就被盗空了，近些年的盗掘轨迹显示，盗墓贼逐渐往辽西地区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推进，呈现包抄之势——这意味着辽西一带的盗墓高峰已经来临。一年年冬去春来，在看似宁静的辽西土地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桩盗墓案正在秘密收网。
村子里的陌生人
这年春夏之交，牛河梁周边村落里的陌生人突然多了起来。有人自称来收购农副产品，有人俨然一副收藏家做派，还有人则整日泡在村子里赌博厮混。这些表面看来身份各异的陌生人，却都在有意无意地做着同一件事，打听谁家地里挖出了“片子”。所谓“片子”，来头可不小，这些当地农民在耕地或打井时无意挖出来的破碎陶片，却是有着5000年历史的红山陶片，零星地散落埋藏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区周边。
陌生人的频繁出没，挑动起王红岩的军人直觉，他敏感地嗅到了其中不寻常的意味。彼时的他刚刚从工作30多年的消防战线上转业，分到新组建的朝阳市公安局牛河梁遗址治安分局。当时的治安分局只是一个既无属地又无实权的“光杆”单位，年逾五十的王红岩原本只想在这里过几年清闲日子。但面对牛河梁周边村落的异常情况，骨子里的军人本能告诉他：陌生人的出现绝非偶然。
在消防战线上与文保单位打过多年交道，王红岩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重要分量心知肚明。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前在辽河流域出现的一个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之一，被考古界誉为“东方文明的新曙光”。分布在内蒙古东南、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的红山文化遗迹最早发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内蒙古赤峰东郊红山后遗址而得名。80年代初，在辽西朝阳市境内凌源、建平交界处发现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出土了距今约5500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是规模宏大的史前祭祀核心遗址，更证明了这里曾存在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社会。
事实上，早在2010年牛河梁遗址博物馆开放之初，王红岩就注意到了这些混杂在潮涌而至的看展人群中，伺机观察蠢蠢欲动的陌生人。“和高谈阔论的学者专家和看热闹的普通游客不同，这些人看展时不怎么吱声，只专注地盯着某件器物或某张图片默默琢磨，时不时还密切关注着身边人的表情和反应，警惕性很高。”在王红岩看来，这些觊觎红山文物的“陌生人”在行为举止间不经意地透露出可疑的蛛丝马迹。
随着陌生人的悄然涌入，王红岩和牛河梁分局的同事们迅速对整个牛河梁遗址群进行全面摸查。在他看来，牛河梁遗址群保护区就像是一个层层包裹的鸡蛋：鸡蛋黄是占地8平方公里的牛河梁遗址公园，作为遗址群的中心地带，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发现的16个遗址点尽数落在这里；鸡蛋清则是面积为58.95平方公里的核心保护区；而最外围的鸡蛋壳是23.56平方公里的建设控制地带。
在摸查过程中，王红岩发现保护区的边界划定并不科学。“有些地标还是根据1976年的老军用地图确定的，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和实际地标不相符了。”而界桩的设定更是随意——“同一片庄稼地，桩内就是受法律保护的遗址区，桩外就是平民百姓地，可以随便挖。”他不禁诘问：“把界桩立在这里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加之牛河梁遗址群位于三省交界的复杂地域，王红岩和同事们便主动向保护区外围扩大巡查区域，向南远至河北承德，向西至内蒙古赤峰。
扩大巡查的结果却让王红岩大吃一惊：辽宁西部朝阳境内，几乎到处都遍布着红山文化的积石冢和遗迹，绝不仅仅局限在牛河梁那不过90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内。很多当地百姓甚至就生活在地下遗址之上，祖祖辈辈在这里耕作和祭祀，却从未察觉到一两米之深的地下就埋藏着珍贵的红山器物，即便偶尔挖出彩色陶片，也没有意识到它的真正价值。事实上当地百姓的生活并不富裕，早些年由于辽西地下的铁矿石含量丰富，开矿挣了不少钱，但随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确立，开矿受到限制，在这片耕地稀少的干旱土地上，人们只能靠产出微薄的田地和外出打工为生。
以至于当有陌生人来这里偷摸挖掘时，文物保护意识薄弱的老百姓也仅限于担心：别把自家园子里的果树挖坏了。当王红岩巡查至此，问及“知道这些陌生人是盗墓的吗？”当地百姓的回答却颇具语言艺术：“也知道，也不知道。”逗得王红岩只得苦笑连连。当地人的文保意识薄弱至此，更何况大部分被盗挖的遗迹、遗址地处远离村庄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之中，更是无人察觉，遑论报警。
在对大量第一手盗掘盗挖痕迹的研判中，王红岩进一步厘清了隐藏其中的脉络和走向。“源头始于内蒙古赤峰，但当地的红山文化遗址早在30多年前就被盗空了，盗掘的年代轨迹便逐渐往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而来，最后推进到牛河梁遗址群外围，呈现包抄之势。”特别是2013年夏天以来，随着牛河梁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进程的加快，牛河梁外围区域的盗挖痕迹悄然增加。“这意味着盗墓分子牢牢盯上了牛河梁。”据此，王红岩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判断：辽西一带的盗墓高峰已经来临。
盗痕的秘密
从一开始，就有人质疑这个无人报案且线索难觅的盗墓案破不了，即使破了也抓不到人，即使抓到人也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批捕，即使批捕也追不回多少红山文物。但王红岩偏偏不信邪，咬牙要将盗墓贼绳之以法。在他看来，破案的秘密尽在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盗掘痕迹之中。他就像是最苛刻的痕迹侦探，在反复研判中逐渐洞悉痕迹吐露的信息，让曾经消逝隐匿的盗掘现场重新变得清晰鲜活起来。
每年春夏之交，特别是夏季里植被繁茂的青纱帐一长起来，盗墓的时节就开始了。“盗墓贼通常选择在节假日或下雨天的前两天下手，从夜里11点到凌晨3点之前，是盗墓的黄金时间。”在王红岩看来，盗掘地点的选择则是盗墓成败的关键。“虽然有高科技工具的辅助，但真正的窍门还是根据星象、山脉和风水走向。”这种“看山”本领也为盗墓贼增添了某种神秘色彩。“地质情况会随时间变迁但星象不会，盗墓贼首先根据星象定位到辽西的某个乡镇，再仔细观察周边的山水地势，继续定位到背山面水又有隆起的某个土丘，然后反复验看土丘之上有没有散落的陶片标本。”经过这一番研判，有经验的“高手”通常能将盗挖范围精确到10平方米以内。
王红岩曾在一处盗掘现场发现了很多半锹半锹深的小坑，后来才知道这是盗墓贼在研究土层。“如果是10年以下动过的新土，盗墓贼就不会再来这里，如果是20年以上没动过的老土，就需要更近一步的细致探挖了。”而这些验看土层的密集小坑更深层的意思，还有占地盘示警告的意味。
盗墓贼通常会使用一种自制的名为“扎子”的工具，它的性能高于传统的洛阳铲，能带出地下土层，专门适合盗掘红山时期的文物。“红山墓葬的积石冢形制和其他年代的地下洞穴墓葬很不一样，加之5000年的风吹日晒地表风化，红山墓葬埋藏很浅，常常仅仅1米或半米深。”但在王红岩看来，埋藏虽浅的红山墓葬却不是轻易盗得了的，如若没有多年的深度钻研，极难找到下手的地方。而对于“行家”来说，只要找准了下手点，用“扎子”扎下去，就如同做微创手术似的，用不了几锹就挖出来了，“基本上一盗一个准儿”。
这所有的一切都让王红岩警觉：他面对的是一群“专家型”的盗墓贼，而且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由于保护区里装有高清监控探头，且盗掘保护区内文物量刑很重，这伙盗墓贼从不在保护区内作案，而是选择荒郊野岭人迹罕至的保护区外围下手。”每次盗掘完，他们还会把挖出来的石头全部回填，将盗坑恢复原状，甚至在上面覆盖草皮或撒上草籽，雨天过后草就噌噌地长起来了，不仔细勘察根本发现不了其中的端倪。除此之外，他们还会把留在盗掘现场的食品和垃圾统统带走，极少留下痕迹。
但百密总有一疏，警方仍然在盗掘现场提取出了大量的痕迹标本，并进而发现了其中的细微差异。“有的盗坑形式不一样，有的回填不够彻底，有的现场遗留的烟头牌子不一样，甚至咬的牙印痕迹也不一样。”通过对这些痕迹差异的细致研判，12个相对独立又互有交集的盗墓团伙逐渐浮出水面，各自的成员结构和行动轨迹也一天天清晰起来。
“关外第一高手”
姚玉忠被捕的那刻恰好是他的生辰，2014年11月26日凌晨3点。这个看了大半辈子“风水”的盗墓贼，此刻也不得不相信这一切是天意。在12个盗墓团伙中，被称为“关外第一高手”的他是编号101的头号主犯，也是其中资历最深的“盗墓祖师爷”。
可要逮住这个“祖师爷”并不容易。早在走访赤峰市古玩市场时，50多岁的中年男子“老姚”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穿得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的他，看文物的眼力简直成了古玩市场里的“传说”，尤其是红山时期的玉器，一看一个准儿。随后不久，当地赌场上也开始流传“老姚”的轶事，经常输个几十万、几百万元也不眨眼。“这个‘老姚’既不是开矿的，也不是什么大老板，他的钱从哪里来？”警方逐渐把目标锁定在“老姚”身上，他的身世谜团才就此慢慢打开。
姚玉忠1962年出生在内蒙古赤峰市新房村的一个箩匠家庭，七个孩子里唯有排行老三的他学会了父亲的祖传手艺。年轻时他常常带着编好的竹箩走村串户，还倒腾过羊绒、皮子生意，赚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在同村人眼里，这个寡言少语的年轻人是个头脑活络的聪明人，总爱读与历史相关的书籍，甚至会看星象和风水。事实上，早在读中学时姚玉忠就开始学着盗墓了，在他看来，这是发家致富最快的路子。他对红山文化研究颇深，加之近年来红山文物越来越值钱，盗10件青铜器还未必比得上一件红山玉器，渐渐地，他就专门只盗红山古墓遗址。
姚玉忠的人生转折始于赌博，从闲时打发时间的娱乐，演变成嗜赌如命的“老败家”。过去小赌时，就常常有人来家里讨要赌债，老婆孩子晚上睡觉时不得不在枕边放把刀子傍身，而后来赌大了，姚玉忠更是不着家。事实上，生活中的他过得并不奢侈，对烟酒的兴趣也很淡，但赌场上的他却出手阔绰，有时输得急眼了，还会把随身携带的古董现场抵押换成赌资。赌博推着他更疯狂地卷入盗墓，在2013到2014短短两年间，外出作案多达200余次。常年浸淫其中的他，有着异常精亮的眼睛，甚至能在夜里看清200米开外的动静。
作为团伙的总指挥，姚玉忠的看山“秘诀”鲜少外传。每次踩点，他都是独自一人，从不许别人跟随，私下闲聊时也绝口不提看山“秘诀”。而在其他团伙成员看来，姚玉忠分赃时太不“地道”，每到快挖出东西的档口，他就自己一个人下去把文物都捡走。以至于其他人连到底挖出了多少东西都不知道，只能是姚玉忠赏赐多少就是多少。团伙里很多人一气之下另起炉灶，包括他的七弟姚玉飞也“单飞”了。尽管矛盾重重，这些新的盗墓团伙仍然与姚玉忠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联。
而姚玉忠策划的一起抢劫案，则牵出了本案的第二大盗墓团伙。今年38岁的冯杰是辽宁凌源人，经营着一家名为“宝之都”的文物店。2014年11月的一个晚上，他被人在家中楼下控制，被迫交出存放文物的保险柜钥匙，并被抢走8件红山玉器。事后，冯杰才得知这伙人是在姚玉忠的指示下“黑吃黑”。而警方也是在这起蹊跷的抢劫案后才注意到冯杰及其背后的盗墓团伙。“冯杰4人团伙的隐蔽性极强，从不聚在一起喝酒、打麻将，仿佛是4个毫无关联的陌生人。每到晚上，却能瞬间凑在一起踩点挖盗，分赃平均，组织严密。”甚至有其他盗墓团伙想让冯杰帮忙掌掌眼时，他还道貌岸然地劝诫：“这都法制社会了，还盗啥墓？有这时间还不如外出打打工。”
冯杰团伙里的骨干成员还包括姚玉忠的七弟姚玉飞。由于姚家80多岁的老母亲住在姚玉飞家，姚玉忠并不希望弟弟陷得太深，每次干活便只让弟弟开车和放哨。但姚玉飞心里却暗暗犯起了嘀咕：是不是三哥挣钱多，给自己的少？他便留了个心眼，每逢干活时便偷偷跟着三哥，偷学其“寻龙看山”的本领。结果却被姚玉忠发现了，大发雷霆之下兄弟俩闹掰了，而姚玉飞也搭上冯杰，就此另起炉灶。
王子朋团伙则是姚玉忠明面上的徒弟。王子朋与姚玉忠在赌场上偶然相识，臭味相投的二人一拍即合：姚玉忠教王子朋盗墓手法，王子朋则充当姚玉忠的保镖和金主。在追随姚玉忠的过程中，王子朋掌握了娴熟的盗掘技能，甚至自诩：“在寻找红山墓上，这世上除了姚玉忠就是我最强了。”落网后他积极举报姚玉忠的犯罪线索，内心盼着姚玉忠判重刑永无出头之日，这样自己便能占领红山文物的“霸主”地位。在押解他辨认案发现场时，走火入魔的王子朋一到山上就情不自禁地低头拣陶片，甚至说出来后还要接着干，妄图东山再起。
地下生态与保护区调整
几乎每个盗墓团伙背后都有固定的“掌眼把脉”销赃渠道，这些环节是将盗掘文物变现为真金白银的关键，串联起非法文物交易的地下生态链条。
王红岩告诉我们，有的销赃走的是上层路线。天津的张鹏开了一家民间博物馆，以收藏文物的名义暗地进行非法出土文物倒卖。姚玉忠便直接跟他联系，通过他再转手卖给各地的大老板、开发商甚至政府官员。而赤峰市红山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和副会长，则假借专家学者的身份从事非法文物交易，甚至常常第一时间赶到盗掘现场坐地收赃。“警方对盗掘团伙的抓捕消息一传来，他们就如同惊弓之鸟般四散逃跑了。”
除了上层路线，还有通过民间古玩市场销赃的。涉案的大多数文物贩子都在北京的潘家园、沈阳的鲁园和赤峰的古玩市场里设有店铺。事实上由于存在诸多法律漏洞，目前的民间古玩市场鱼龙混杂并不规范，一大批文物贩子藏污纳垢于其中，致使盗掘文物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多次转手。
经过一遍遍“过水”的文物身价暴增。以一件“牛首玉人”红山器物为例，盗墓贼以200万元出售，几经“掌眼过水”后到达文物贩子手中就变成了600万元，最后则以1200万元被天津的张鹏收走，而一位陈姓台湾商人则多次表示愿以2亿新台币的高价求购这尊“牛首玉人”。王红岩告诉我们，一旦红山玉器进入香港、台湾地区等海外市场，价格就是几十倍甚至数百倍的暴增。更为严重的是，一旦非法文物流出海外再回流时，便能被跨国“洗白”，堂而皇之变成合法渠道获取的文物。让王红岩感到欣慰的是，此次红山盗墓案的破获进一步推动了18条文物犯罪司法解释的全部修改，成为撬动规范文物市场多米诺效应的第一张牌。
与此同时，陆续追缴回来的文物数量是惊人的：共追回涉案文物2063件，其中一级文物248件，二级文物142件，三级文物262件，一般文物1411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追缴被盗文物最多的案件。其中多为红山文化典型器物——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玉钺、马蹄形玉箍、双联璧以及兽面纹丫型器等，部分玉器和陶器更属于国宝级文物。
相关部门派出了研究红山文化的顶级专家组，但就在他们来到朝阳市对涉案文物进行第一次鉴定时，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按照既往的研究成果推断，尚未挖掘出来的红山文化玉器应该不超过200件，但这次却追缴回如此大量的红山文物，部分专家提出质疑：哪来那么多红山玉器？甚至认为这些涉案文物不是真的。”专家们在小小的财务中心办公室里争论得面红耳赤，这样的场景让王红岩印象深刻。但他并不着急，胸有成竹地通过案件分析、现场勘查、痕迹比对等一系列证据链条的严密呈现，最终让持否定意见的专家心服口服。专家普遍认为，此次案件的破获不啻为红山文化研究颠覆性的大发现，从器物组合到玉料选用，都填补了红山文化考古发掘的多项空白。“专家们有老大长进了。”说起这点，王红岩不无骄傲。
但盗墓盗的不仅仅是文物，更严重的是对遗址历史原貌的损毁，造成了历史文化信息的丢失。而这些信息对红山文化的研究推进，对5000年文明的进一步佐证，都有着重大价值。王红岩希望通过盗墓贼的现场指认，重新复盘遗址现场。第一次和专家们鉴定案发现场时，郭大顺先生跟王红岩说，准备去的两个地点他之前来过，是考古发现过的地点。王红岩也不急着解释，只说到现场看看吧。结果到了喀左的水泉，眼前看到的画面却让专家们傻眼了，大面积的积石冢群就裸露在大片农田周边。年近80的郭先生激动得热泪盈眶，反复感慨：“国家三次文物普查期间我走过了辽西这么多地方，却从来没来过这里。”由于我国推行抢救性发掘政策，过去是盗墓跟着考古走，但现在却是考古跟着盗墓走。专家曾判断，距牛河梁40公里内会有重大发现。而此次在喀左水泉因盗掘而发现的遗址群，从器物组合和考古现场判断，是红山先民居住地的可能性极大，恰好距离牛河梁保护区39公里。
这意味着红山文化遗址群在辽西地区不仅仅只有牛河梁一个核心区，其覆盖范围甚至可能辐射整个朝阳境内。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地下遗址的地表目前仍处在耕地状态，如若未来红山文化遗址群的范围将有大规模调整，这片土地之上的百姓民生问题如何解决才是遗址保护能否真正长久的关键。在王红岩看来：“如果处理不好，可能激化各方面的矛盾，但如果处理得当，也可能成为当地发展的契机。”
记者 邱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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