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静
人说他是“20世纪的徐霞客”，若论开山中国现代地质学科教育的成就，又超过徐霞客。
1917年，蔡元培想在北大恢复地质系，丁文江办了三年多的“地质研究所”，终于有了着落。
实际上，北大原本有一个地质系，中间因为总是招不到学生而停办，空档期的这几年里，几乎就靠丁文江以一己之力维系着中国地质界的一点颜色。
当然，彼时的丁文江，职务是工商部矿政司的地质科长。这几乎是个光杆司令，因为他这个科长手下，只有一个佥事、两个科员，但这三个人对地质的了解加起来可能都不到五个字。
当时将丁文江从南洋中学邀请过来的章轶欧，曾在文章中回忆丁文江刚到地质科的情形：“从早到晚，无公可办，无事可做。”倘若丁文江想自己做田野调查，也没有部门经费。所以这个地质科，虚有其名。
丁文江于是想办法在工商部“办起了学”，没有人才就自己培养。他起的名头最初是“地质研究班”，后来又叫作“地质研究所”，其实是个培训班。不过为了这个培训班，丁文江向北大借了原来地质系的图书标本，还有从德国聘来的教授梭尔格。在比利时学地质学的翁文灏回国后，也加入了教学队伍。
丁文江办的这个班，第一届实则也是唯一一届的学生当中产生了一批中国地质学界的领袖人物，其中包括谢家荣、叶良铺等人。1917年蔡元培决定恢复地质系，丁文江才要求停办自己的地质研究所，将培养人才这件事归还给高校。1917年北大地质系恢复招生，第一届学生共有8人。丁文江的地质研究所虽只办了一届，培养的学生倒有21个，而且这批学生1916年毕业后陆续开始了地质工作，开创了中国地质学界元年。
办地质研究所的同时，丁文江也创立了地质调查所，当中就有不少他自己培养的学生。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地质调查工作颇有起色，丁文江有一天感慨：“一所之中，有可为吾师者，有可为吾友者，有可为吾弟子者，学不孤而闻不寡也。”对比来看，5年前中国地质从业者其实不过丁文江和章鸿钊二人，從某种程度上说，是丁文江自己“制造”了这些弟子和友人。后来的李四光，也是丁文江陪同梁启超游历欧洲时，力劝回来的。
丁文江在英国留学7年，考入剑桥大学，一度学医，后来终于在格拉斯哥大学（TheUniversityofGlasgow）寻觅到了符合心意的地质这门学科。他这种严谨的科学家性格和思维，就是在那里习获。
光是1917年，丁文江的足迹就到过湖南、江西，调查萍乡煤田和上株岭铁矿。年初，受黄浦江水道总局之托，他奔赴黄埔港和长江口，对两地进行地质调查。到了7月张勋复辟，局面又开始动荡。丁文江只好埋头于书斋整理论文。这些文章都是之前几年里，他在山西等地做大量田野调查的报告，那时的矿政司司长张轶欧曾劝他早日整理出版，丁文江却总认为需要慎重，力求尽善尽美。所以这次的炮火，反而催生了《地质汇报》和《地质志报》这两份重要史料。这年夏天，丁文江还在《远东时报》上用英文发表了《中国的矿产资源》，将中国的矿产资源做了介绍。
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在《中国》上评价中国人，说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这个原本甚少的希望，却在丁文江这一代学者这里出现了。
丁文江（1887～1936）1921年从学界转而经营北票煤矿公司，但他对政治抱有热情，甚至还常责备胡适不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他创办了“努力会”和《努力周报》，此后又做过孙传芳治下官员，也曾一度回到北大地质系授业。“学术界的政治家”这个称呼被许多人认可。
1935年，丁文江受铁道部之托探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状况，只看了谭家山一处就病倒了，之后病情再未好传。1936年丁文江逝世，傅斯年和胡适都想给他作传，傅先走一步，胡适后来写成《丁文江的传记》一书，是胡适所写最长的一部传记，同时也成为后世研究胡适本人的重要资料。
（参考书目：《丁文江的传记》，胡适著，三联书店;《丁文江图传》，宋广波著，湖北人民出版社;《丁文江年谱》，宋广波编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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